房企瘋狂涌入代建，一場資源的“暗戰”已然打響！

劉慈欣在《三體》中描述了一個被三顆太陽無規律摧殘的文明，他們在絕境中發現，唯一的生路在于為混沌建立秩序。

上個世紀，一種相似的困局也長期困擾著政府工程。

當時的習慣是“誰用誰建”，比如體育局要個體育館，就得自己從單位里抽調人。以致于用錢的、干活的、最終使用的，常常不是一撥人，想法也擰不到一塊去。結果就是，工程動不動就“超預算、超規模、超標準”，還容易出問題。

當廣州需要為亞運會建造現代化的游泳館和網球場時，這道舊難題再次橫亙眼前。怎么辦？答案其實很簡單：讓專業的人，去干專業的事。

于是，一種新辦法被摸索出來：通過合同，請一個獨立的專業機構來當總負責，把“投資、建設、管理、使用”這幾件事徹底分開。

這就是后來“代建制”最早期的樣子。

最后，兩座現代化的場館順利建成，成了廣州的新地標。

它們不光好看、好用，更像一個活生生的證明：一項把專業事交給專業人做的制度變革，真的行得通。

一個后來被稱為“代建”的行業故事，就是從這里開始了。

01

一次信任票，投出了新江湖

2008年，杭州駱家莊和五聯村要舊村改造。當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溝通時，不少村民沒急著問能賠多少錢，倒先提了一個具體的要求：“我們要綠城來給我們蓋房子。”

這事兒聽起來有點新鮮。綠城，一家以開發高檔商品房出名的公司，怎么就成了老百姓心里蓋安置房的首選？

答案藏在三年前。2005年，綠城接手了彭埠一個安置房項目的代建任務。拿到原來的設計圖紙，綠城的工程師覺得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他們沒按部就班，而是主動“找事”，聯系政府、協調原設計單位，堅持要優化方案。

于是，普通的塑鋼窗換成了更耐用、顏色也更鮮亮的；笨重的鑄鐵陽臺欄板，換成了輕巧的鋁合金玻璃欄板。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外墻磚：為了近300萬塊磚的顏色和質感統一，綠城的工作人員在夏天的工地上，一塊一塊地敲、對著看，這個枯燥的活干了整整三個月。

很多人不理解：一個安置房，至于這么較真嗎？但綠城的創始人宋衛平說：“這是綠城新的面子工程。”對他們來說，口碑和品質就是最大的面子。

2006年底，房子交付。安置戶們走進新家，看到的是亮堂的樓道、做工精細的門窗和像商品房一樣用心的園區。這種“被認真對待”的感覺，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口碑，在街坊鄰里間傳開了。

正是這份用品質換來的信任，讓三年后的村民，做出了最直接的選擇。

市場的反應是最真實的。村民的“點名”，像塊石頭扔進水里，驚動了整個行業。大家突然意識到：原來不靠拼命借錢搶地，光是憑著好產品、好管理和積累下來的好名聲，也能在房地產這行里，走出一條又穩又踏實的新路。

金地、建發、華潤這些敏銳的同行，幾乎同時看向了這片叫“代建”的新領域。他們紛紛從承接政府的體育中心、會議中心、保障房等項目開始，謹慎地涉足嘗試。到2008年，代建這股風，早已從幾個試點城市吹向了全國。全國超過30個省份都在推行，并為此定下了規矩。

代建，從此不再是一個邊緣的試驗，而是正式登上了中國建筑業的主舞臺。

02

五線城鎮，做出了“一線生意”

2010年，全國樓市“限購令”出臺，大城市的工地廣告牌漸漸少了，熱鬧卻轉移到了浙江那些藏富于民的縣城和鎮子上。

塘下，一個在地圖上不太起眼的“五線”小鎮，購買力卻強得驚人。全國四分之一的汽摩配件產自這里，房價早就沖上了兩萬元。綠城在研究中發現，很多在杭州買房的溫州客戶，老家正是瑞安、蒼南這些富庶的縣鎮。

一個很自然的念頭冒了出來：既然客戶愿意帶著錢來杭州找綠城，那綠城為什么不能帶著品牌和專業，去他們的家門口蓋房子呢？

于是，“瑞安玉園”就成了關鍵的一試。

項目采用了清晰的代建模式：土地和資金由塘下本地的12位股東解決；而設計、建造、銷售，連同那塊“綠城”的招牌，全都由綠城負責。項目總李軍說得實在：“錢是人家的，其他都是我們的。”

但代建遠不是簡單的“復制粘貼”。真正的挑戰，在于和一個個具體而精明的市場對話。

塘下人見過世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講究。160多平的樣板間，會被吐槽“餐廳太小”，因為過年親戚來了根本坐不下；銷售員得反復解釋，為什么臨街的不算好位置，正對中心花園的才是“樓王”。團隊也很快摸清了本地的節奏——春節返鄉潮和“三八”婦女節成了推盤的重點，因為在溫州，買房這件事常常是女主人說了算。

為了撐起高端的定位，項目拿出16畝地，建了會所、幼兒園和罕見的雙泳池。市場的反應很直接：開盤就熱賣，2012年更以7.6億元的銷售額，成了瑞安當年的銷冠。

這次成功動靜不大，意義卻很深。它證明了一個新邏輯：在廣闊的中國，專業的品牌和管理能力本身就是硬通貨。

一條叫做“商業代建”的新路，就這么被跑通了。

同年，綠城房產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這意味著，代建從一個偶然接到的“項目”，變成了一門可以持續復制的“業務”。行業的重心，也從“如何做好一個項目”，轉向了“如何體系化地做好無數個項目”。

一門靠品牌、靠專業、靠管理賺錢的輕資產生意，就此正式登臺。

03

昆明一役，江湖生態自此成

當“代建”在全國逐漸鋪開，行業規則也在悄悄發生變化。

各地政策開始調整方向，從最初的支持推廣，轉向更細致的“規范”與“優化”。北京、浙江等地率先明確了一條新規：代建單位必須通過公開競爭來選拔。這張“競爭性選拔”的入場券，無形中推平了可能存在的門檻——以后不論出身，只看真本事。

而這時，傳統房地產開發正進入艱難時期。這片被政策清晰劃定、又鼓勵專業競爭的新領域，自然成了許多房企尋找出路的新方向。

也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來自大洋彼岸的故事，給行業帶來了重要啟發。

主角是被稱為“地產界投行”的鐵獅門。它掌握著一套名為“小股操盤”的精巧玩法：在一個項目中，往往只投入不到5%的資金，卻能靠出色的運營和資源整合，最后分走超過40%的利潤。

2013年，萬科在舊金山親身接觸了這套模式，深受觸動。一年后，萬科掌門人郁亮宣布也要推行“小股操盤”，決心用品牌和管理能力去創造價值，而不是單純靠錢去控股。

很快，這個理念就在昆明的“云上城”項目得到了驗證。當時項目一期每平米賣5880元還無人問津，原投資方資金鏈快要斷裂。萬科沒有全盤接下，而是學了鐵獅門的思路，只出0.23億元拿到項目23%的股權和絕對操盤權。之后通過引資、升級產品、重新定位，房價漲到了12000元/平米，滯銷的房源很快賣完。最終通過股權分紅、管理費和超額收益分成等方式，賺了2.27億元。

這筆賬算下來很震撼：用0.23億的本金，收回2.27億，投資回報接近10倍。

昆明這一仗就像一聲驚雷，證明了新時代最值錢的不是錢和地，而是品牌、管理和操盤能力這些“輕資產”。從那以后，“小股操盤”從一個生僻概念，變成了最熱門的轉型密碼。朗詩、旭輝、金地……超過四十家房企紛紛入場，成立自己的代建或輕資產平臺。

他們也不再只盯著政府的保障房和體育館，開始為各種手里有地、有錢但不會蓋房的“甲方”服務。行業的服務鏈也跟著快速延伸，從前期的投資策劃，到后期的商業運營，都成了專業能力的體現。

2020年，綠城管理控股在香港上市，成了“中國代建第一股”；第二年，中原建業也成功上市。

資本市場的鐘聲宣告：代建從一個附屬業務，成長為一個獨立、成熟且充滿想象空間的黃金賽道。

從此，代建這個江湖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生態。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一個真正靠專業手藝吃飯的時代，已經來了。

04

盤活殘局，“關鍵先生”扛鼎

2021年，恒大債務危機爆發，整個房地產行業的潮水驟然退去。短短三年里，近四十家民營房企接連陷入困境，市場的玩法徹底變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擺在眼前：一邊是進場“托底”的地方城投公司，手里攥著大量土地，卻不太懂怎么把它們變成房子；另一邊是出險企業留下的爛尾樓和沒動工的土地，都在等著有人來盤活。

混亂之中，代建的角色變了——不再只是錦上添花的服務方，而成了收拾殘局、盤活資產的“關鍵先生”。

武漢的“當代天譽”項目，就是這場變局最真實的寫照。

項目爛尾多年，債務糾紛像一團亂麻，業主的等待早已變成了憤怒。轉機出現在2022年，長城資產帶著資金介入，并請來了綠城管理操盤。經過近三百輪談判與老供應商達成和解，硬是優化出了7300平方米的可售面積。最終，項目以“桂湖雲翠”的新名字重生，開盤就賣光了，從無人問津的負資產，一舉變成了當地的高端標桿。

類似的劇情在成都上演了更漫長的版本。一個停工八年、涉及852位債權人的“西璟臺”項目，是壓在數百個家庭心上的大石頭。龍湖龍智造帶著“共益債+代建”的模式介入，他們沒有將就原有的設計，而是完成了近兩百處具體優化：小到調整一根管道，大到重新規劃公共空間。同時，通過精打細算省下的幾千萬元，全部投入到外立面和園林這些業主能真切看到、感受到的地方。最終，項目不僅提前40天交付，更成了區域的銷售標桿。

這些硬仗，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代建行業的新價值：在至暗時刻，專業的整合與操盤能力，是讓停滯資產重獲新生、化解復雜矛盾最可靠的力量。

這種在危機中被錘煉出來的能力，讓代建行業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當國家開始全力推動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三大工程”，當老舊小區更新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答題時，一個龐大而確定的需求出現了：藍圖繪好了，誰來把它高質量地變成現實？

答案，似乎已經不言而喻。

政策的制定者也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湖南、洛陽、鄭州等地相繼出臺新規，明確要求一定規模以上的政府投資項目，必須交給專業的代建公司來干。

這意味著，代建從一個市場的“可選項”，變成了政府投資的“必選項”。

時代的宏大命題與行業的專業能力，在這一刻深深共鳴，為代建行業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確定性的超級市場。

05

代建中場，光環與利潤一同變薄

當房地產代建模式一路高歌猛進時，河北石家莊一個叫“綠城誠園”的樓盤，卻給行業潑了一盆冷水。

2024年6月底，業主們收到了第三次延期交房的通知。原本說好2023年9月底就能收房，結果一推再推，最后定在了2025年3月底——整整晚了一年半。

許多業主是沖著“綠城”的金字招牌和品質承諾而來的。他們未必記得，這個樓盤原本叫作“國源和天下”，真正的開發商是河北一家地方企業。2020年，項目引入綠城管理進行代建，隨即更名，并借品牌光環一度賣出每平方米1.8萬元的高價。然而，隨著石家莊樓市整體下行，項目價格回落了三分之一，開發公司的現金流也驟然斷裂。

當家變得遙遙無期，業主們的失望和焦慮，很自然地都沖向了最顯眼的品牌名字上。于是，代建方“綠城”從品質保證者，變成了業主維權對象。

這個案例說明，在市場下行期，代建模式的“品牌輸出”效應正在失靈。品牌不僅難以拉動銷售和溢價，反而可能成為風險聚集的“顯眼靶心”，品牌聲譽與項目風險被牢牢捆綁。

如果說單個項目出事是偶然的風暴，那整個行業賺錢越來越難，就是一場人人都能感覺到的降溫。

代建這行，本質上是靠專業能力把項目價值做高，然后從中收一筆管理費。早些年行情好的時候，這筆費率能到5%-6%，一些品牌特別響的項目甚至更高。但地產行業下行后，費率快速下降，現在普遍只有2%-3%。2025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新項目，代建費率都被壓到了1%-2%的低區間。

利潤空間被壓得這么薄，想要維持住專業的團隊和高標準的服務，就變得非常困難。有些公司為了拿到項目，甚至不惜低價搶活，把行業又拉回到“誰便宜誰干”的老路上。

這背后也有原因。

現在代建公司超過90%的新項目，都集中在二線及以下城市。這些地方恰恰是房子不好賣、利潤最薄的“重災區”。輕資產模式雖然讓企業不用背負沉重的資金壓力，但也意味著對它們的專業能力、合同管理和風險控制，提出了更高、更精細的要求。

當整個行業都面臨利潤收縮的現實，代建也就告別了那個粗放增長的時代，走進了一個錢更難賺、風險又更多的“深水區”。

06

增長換擋，道路分叉

當涌入賽道的玩家超過百家，高速擴張的“大鍋飯”時代已經結束，這個江湖里的玩家們，開始根據自家的條件和本事，找到了各自的活法：

綠城、金地這樣的品牌老炮，憑多年的口碑和成熟體系，走的是“廣撒網”的路子，大小項目通吃，用規模鞏固話語權。

華潤、建發這類國資戰隊，則依托天然的背景優勢，牢牢占據政府代建、公共項目的優勢陣地。資源穩、風險低，是行業里“壓艙石”般的存在。

而以藍綠雙城為代表的新銳勢力，則展現出更大的靈活性。他們探索“小股操盤”等模式，以少量資金撬動專業操盤，在“輕重結合”中尋找最優解。

龍湖龍智造則代表了技術流的打法。不追求數量，而追求精度和壁壘，在全業態、數字化的“智慧營造”上做深，靠硬核的專業能力賺錢。

此外，還有一批特殊的“求生者”，如旭輝的旭輝建管、融創創始人孫宏斌的而今資本。它們脫胎于出險房企，代建對它們而言，已超出生意本身，更是維系團隊、產生現金流、為母公司保留火種的“生命線”。

而最近，更是有貝殼旗下的貝好家以所謂的“C2M”模式殺入了代建領域。

市場的變化，數字體現得更直白。CRIC數據顯示，2025年1-9月，頭部代建企業新增簽約面積同比增長31%，有6家企業規模超千萬平，綠城管理以超2700萬平方米的規模一騎絕塵。

然而，巨頭的市場份額正在被蠶食。

上半年，新簽規模前五的企業，市場占有率同比下降了8.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入局不足五年的新玩家們，正以36.5%的迅猛增速狂飆突進。它們精明地避開長三角的紅海，將77%的兵力壓向成渝、中西部等潛力市場，專注商業代建，尋求局部突破。

為了搶灘，一場資源的“暗戰”已然打響。

“合伙人”制度成為標配，如旭輝建管的“千帆計劃”，本質上是將人脈資源快速轉化為項目線索，這背后是全行業彌漫的“增長焦慮”。

到了這個階段，光靠拼規模已經很難取勝了。

行業在分化，每個玩家都需要在國家政策和城市發展的框架里，找到自己能扎根的位置，并且練就別人難以替代的專業本領和風險把控能力。

這片江湖的秩序正在重構，而一場關于專業、關于生存的終極考驗，才剛剛開始。

關注大爆炸好運大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