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前的醫生對于身體保健的思考

導語

150多年前，在上海生活著數量不少的西僑，他們背井離鄉，遠離了熟悉的生活環境，在異鄉的生活方式和保健之道依常識和慣性而行，獨不依靠理性，因而產生了高死亡率。從英國來上海的傳教醫生韓雅各有感于同胞錯誤的保健實踐，開啟了對身體保健的思考與論述。

我從未遇見對保持健康或預防疾病毫無準則或觀念的人。大部分人和國家都采取他們往往希望采取的某些措施來保持健康、延長生命，不論這些措施有多含糊。這是他們的常識使然。

然而，衛生準則就像宗教與道德的要點一樣，大部分人都承認它，但是幾乎所有人都違背、遺忘或忽視它。

現在，我認為替社會制定保持健康與預防疾病和死亡的準則正是醫生的責任，就好像傳道士和道德家高聲反對犯罪一樣。特別是當醫生確信在預防疾病上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卻很少被做到的時候；不但如此，很多醫生做了太多與保健完全沖突或背道而馳的事情。醫生的同鄉們已經背井離鄉幾年了，簡而言之，離開了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所珍愛的一切，也是他們活著所關心的一切。這些同鄉向醫生咨詢，急于找到他們如何能夠在這樣一個地方活上五年或十年的方法——很多人發現在這里可能會過早死去，并且眾所周知，這里沒有本土那樣有益健康，因而他們需要更加當心。在上海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覺得如果我能夠通過一些簡單的準則來幫助這些人，我的主要目的就達到了。

培根勛爵（Lord Bacon）勸告醫者“要為普遍的利益而努力，不要只想著通過治病來謀利，不要從人類的迫切需要中獲得聲譽，而要成為神圣力量與善良仁慈的使者，使人類益壽延年”。

此外，在色諾芬（Xenophon）的《居魯士的教育》（Cyropadia）一書中，保健被稱為“一種配得上居魯士（Cyrus）本人的高貴藝術”。

韓雅各

笛卡爾（Descartes）明顯感覺到，任何能夠改善人類體質的東西，都必須促進幸福與提升品德。他在一處寫道：“如果說人類還有地方可以完善的話，得在醫學領域找辦法。”我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提到，1842年至1844年間駐香港英軍異乎尋常的死亡率，從19％上升到22％（或者說從190‰到220‰）。隨后，我們對當地更加了解，并采取措施保持士兵的健康，死亡率下降，先降到8.5％（或者說85‰），最后降到2.5％（或者說25‰）。我禁不住想，去年在上海死亡的1 600個歐洲人，如果得到照顧并且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來保健的話，那么至少有1 000人本應還活著。

法爾（Farr）醫生說：“與疾病科學相比，健康科學擁有更為精確的、更顯而易見的真理；與治療相比，預防的優勢無需證明。”

卡巴尼斯（Cabanis）說：

衛生學教給人們保健之道，它構成了道德科學與醫學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倫理學其實只是生命的科學，如果不了解它所應用的主體可能經歷的變化，不知道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這門科學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總體而論，研究本質（nature）就是研究事實，而不是研究原因。我們研究健康與疾病的狀態，追溯某一特定疾病的進化與發展時，無從知曉生命本質或致病原因。觀察、體驗與思考就足夠了，我們不再需要別的東西。

沒有什么比眼看著一個人因病不起甚或客死他鄉，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一個人的健康就是其最大的財富，沒有健康，財富有何用？一個人會努力積攢財富，難道不該為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些什么嗎？

（摘自〔英〕韓雅各著，趙婧譯《上海衛生：中國保健之注意事項》之《引言》）

著者：〔英〕韓雅各

譯者：趙婧

書號：978-7-101-15312-5

出版時間：2021年9月

定價：39元

本書是19世紀上海生活保健指南，呈現了來華西醫知識譜系全景圖，反映了外國僑民的東方文化適應與偏見，對于近代上海衛生史、城市史以及醫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作者韓雅各曾負責主持上海仁濟醫院的工作，對精確的醫學科學的到來始終葆有殷切的希望。本書以19世紀的衛生科學和道德準則為經緯，從食物、飲料、運動、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臟、睡眠和熱情等各方面講述具有地域特色的衛生保健之道，批判外國僑民奢靡放縱的生活，倡導個人承擔起維護城市衛生空間的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