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文化政策

立國之初，蘇聯就確立了一套有別于其他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突出文化對于意識形態建設的意義，理論根基源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冷戰爆發初期，蘇聯進一步提出了“日丹諾夫主義”以與西方陣營劃清界限。

緊張關系持續到1950年代中期，本著“三和路線”原則，赫魯曉夫推行文化解凍，呼吁社會主義文化正面迎戰資本主義宣傳，引發國內高層不滿。

其后接任的勃列日涅夫復歸斯大林主義，對外與美緩和，對內強化意識形態管控，試圖將外來文化直接阻擋于國門之外，維護蘇聯文化的純潔性，反而導致國內的文化環境更趨僵化。

蘇聯的主流文化形態（1953年之前）

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由來已久。和美國一樣，蘇聯的立國之本在于“人類進步的理念和規劃——而非身份認同和民族概念”，只不過其表達形式為共產主義，這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無疑具有極高的普世意義，在當時頗具獨創性。

列寧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的解讀具象化，使其從一種抽象的思想理論轉變為一套具體的實踐方法，得以融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環節。

1920到1930年代初，蘇聯舉國投身于一種理想主義的、構建“國家烏托邦”的歷史性創造中，并在現實層面取得了驚人的成果。

這種真誠而高昂的革命激情取代了宗教和皇權等陳舊的價值體系，成為一種新的精神寄托。

因為蘇聯的國家架構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所以較多地呈現理論性的特征。

文化領域的綱領性意見源自列寧于1923年提出的“文化革命”主張。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先進原則的基礎上，蘇聯始終要求黨掌控文化領導權，將意識形態與文化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在制度上抵御資產階級的文化侵蝕，最終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蘇維埃文化。

蘇聯文化天然擔負著改造人民、改造社會的偉大使命，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重要精神武器。

在蘇聯早期領導人的引導下，蘇聯文化嘗試形成高雅文化與民間文化相統一的理想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文化批判地繼承了沙俄資產階級貴族文化的精粹，是高雅文化經由官方引導而推廣至平民階層的產物；

與此同時，蘇聯文化也充分發揚了通俗文化的優越性，堅持以人民群眾為中心，實現了優秀民間文化的經典化改造，將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上升到全人類瑰寶的高度。

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文化也不應存在精英與大眾的區分，政府撥款投資文化事業，希望通過大力普及基礎教育、創建公共文化設施的方式，讓每一位公民都能理解和欣賞文藝之美，用這種官方建構、推廣、資助的主流文化推動增強國家認同感，從根本上確立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進入1930年代，隨著斯大林在與布哈林的大論戰中取得勝利，蘇聯社會整體轉軌至高度集中的斯大林體制，意識形態層面也發生了相應的調整。

斯大林主義堅持階級斗爭的革命路線，這突破了1920年代中后期“維持國內階級平衡”的民主化共識，與之相配套的是對待意識形態工作的嚴肅態度，黨政機關進一步加大了對思想文化的管控力度。

1932年的《關于改組文學藝術團體》決定解散“拉普”，1934年蘇聯作家聯盟成立，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高爾基正式闡述了文藝工作的官方標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這種取向將創作的社會教育效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排斥文化的娛樂功能，最終導致作品普遍的模式化與教條化，是斯大林模式走向僵化的突出體現。

意識形態工作一直持續到戰后。

1946年，面對國際日益加重的冷戰局勢和國內逐漸放松的文化環境，日丹諾夫率先拿文學期刊《星》和《列寧格勒》開刀，抨擊其中刊載的作品具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

這次指控與一年后日丹諾夫在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的中心思想一致，要求在文化領域也應區分出美蘇兩個陣營，抵制來自西方陣營的“世界主義”，特別是猶太人的“無根世界主義”，強調蘇聯文藝創作的民主主義特色。

1948年，另一項法令《關于穆拉德利的歌劇〈偉大的友誼〉》出臺，掀開了全文藝界“反形式主義運動”的序幕，認為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是資本主義世界衰落的征兆，要求一切創作都必須“為人民服務”。

戰后初期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規訓被統稱為“日丹諾夫主義”，其本質在于否認東西方的價值共通性，注重文化的意識形態意義而非娛樂功能（這與美國盛行的消費主義大眾文化觀念背道而馳），實行文化封閉和排外政策，堅決劃清美蘇之間的思想界限。

日丹諾夫主義是斯大林體制在戰后的延伸，盡管審查強度沒有達到1930年代的水平，但它仍舊主導了這段時間內蘇聯文化的發展方向，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

三和路線與文化解凍（1953-1962年）

斯大林主義奠定了蘇聯現代化的基礎，然而其弊端也顯而易見。

1940年代，先前飽滿的建設熱情逐漸退潮，戰爭造成的巨大損失尚未修復，意識形態領域的審查與清洗仍在進行，一時間，“創傷、貧窮和混亂”成為斯大林體制晚期近乎荒誕的社會現實，要求恢復正常生活秩序幾乎是每個蘇聯公民的隱秘心愿。

幾乎與斯大林之死同步，蘇共結束了持續十余年的政治肅反運動，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意味著決策高層的態度發生扭轉。

自1953年起，一系列反對個人崇拜、探討人性真理的文章陸續問世。

1954年愛倫堡的小說《解凍》第一部發表，以冰雪消融之象隱喻新時代即將到來，具有濃烈的現實意義和政治色彩，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

1955年，《新時報》刊文稱：“團結國家而不是使其分裂的愿望已經成為廣為認可的口號。”蘇聯上下呼吁改變的聲音與日俱增。

出于回應國內人民的期望、緩和與西方緊張關系等需要，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在肯定斯大林功績的基礎上，重點批評了他當政期間踐踏黨內原則和制造政治恐怖等錯誤，邁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第一步。

在中央的引導下，蘇聯文化界迎來了眾盼已久的“解凍”思潮，獲得了相對的信息和創作自由，造就一時思想繁榮之況。

針對冷戰問題，赫魯曉夫提出了較為溫和的“三和路線”，主張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重點落腳在“競爭性共存”上，逐步允許經濟開放和國際交流，引進外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書籍、電影、表演、音樂、舞蹈、體育和時尚等文化產品，給當時封閉已久的蘇聯社會帶來了一場空前的文化盛宴。

在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上，赫魯曉夫的策略是主動出擊，與美國的合作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外交成果。

1957年莫斯科承辦了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蘇聯希望以這種方式改變西方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認知，鼓勵他們質疑本國的“資本主義宣傳”，從而達到此次聯歡的真正目的：兩種意識形態的新型階級斗爭。

客觀地說，赫魯曉夫擯棄了1930年代以來文化高壓政策，轉而實行相對寬松的監管手段，修正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具體內容，重新要求文藝工作描繪現實、書寫真相，而非虛情假意、粉飾太平，有利于突破文化教條主義，為人民貢獻更多富有價值的精神食糧。

當然也必須看到赫魯曉夫的施政基礎依舊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繼續執行列寧及斯大林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即消除城鄉文化差異、腦力和體力勞動差異，“培養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

赫魯曉夫深知意識形態領域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在回憶錄中，他說人民的思想如“春潮……能把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全沖掉”。

事實也證明，“去斯大林化”是一場激進且充滿爭議的決定，既在一定程度上復蘇了蘇聯文化的生命力，同時也難免造成資本主義回流的“反蘇”風險，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因此，這一時期蘇聯的文化工作雖然不是絕對僵硬，但在某些根本原則上并沒有妥協。

1961年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遵循斯大林體制的愿景，宣布要在1980年前建成共產主義，認為所有問題應當由“人民來解決”，而他所說的“人民”就是“我們”，指高層自己，保留了斯大林體制高度集中的特征。

此外，他還繼承了日丹諾夫主義的“資產階級文化全面腐朽論”，在處理文化問題上過于政治化，強調蘇聯文化的唯一性，不接受“任何其他派別”，加劇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敵我對立。

1962年12月的“莫斯科藝術家聯盟”30周年紀念畫展上，赫魯曉夫對展出作品的思想傾向大為反感，宣布再度加強文化管制，12奔流了六年的解凍春潮就此戛然中斷。

停滯時代的文化封鎖（1963-1982年）

赫魯曉夫的一系列熱情洋溢但又急躁冒進的“去斯大林化”運動早就引起高層保守派的不滿。

1963年起，針對赫魯曉夫的黨內政變開始醞釀，次年以謝列平和波德戈爾內為首、赫魯曉夫的主要反對者科茲洛夫和蘇斯洛夫等人參與的十月事件，導致赫魯曉夫“辭職”，由勃列日涅夫接替其職。

勃列日涅夫人稱“芭蕾舞女演員”，性格軟弱易控，盡管謝列平認為他不能勝任一個“大國的領導”，卻仍不失為當時平衡各方勢力的最佳書記人選。

勃列日涅夫的就任是蘇共叫停赫魯曉夫改革的信號。

1964年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會上，勃列日涅夫引用列寧語錄批評赫魯曉夫造成了“從來沒有見過的大災禍”，代表了當時中立派領導人的集體意見。

如何處理斯大林體制重新成為蘇聯的頭號難題。

赫魯曉夫的相關政策雖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也足可證明他改良社會的決心，而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新一批執政群體保守中庸，反對大規模的政策調整，無視二戰結束以來悄然發生的種種轉變，趨于維持原狀，開啟了所謂“重新斯大林化”的時代。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作為對1930年代斯大林體制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與補充。

完善健全“發達社會主義”是這一時期蘇聯建設的中心內容，落實到文化層面，則要保證“國民教育的廣泛發展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普及和樹立”，意味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性將被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

在蘇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科學與院校部等機構的共同作用下，全民性思想教育活動由上而下、由淺入深，成立大量教育、宣傳、組織機構，跟進學習中央指導精神。

將蘇共制定的主流價值推廣給社會上的每一個公民，乃至輸出東歐各國，以鞏固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陣地。

意識形態與文化工作的捆綁空前緊密，強調文藝創作必須具備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人本主義關懷，傳達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理念，從而“揭露“資產階級大眾文化……的反動本質”。

創造“發達社會主義”概念的本意是彰顯蘇聯同資本主義陣營的本質區別，證明當前國家方針的正確性。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政府對思想文化的引導和管理延續了斯大林主義一貫的繁瑣粗暴特征，幾乎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政治所管轄的范圍內，行政手段干預亦屢見不鮮。

這一時期，審查制度再度嚴苛，先前被邊緣化的出版總局重新恢復了意識形態路線“檢察員”的政治地位。

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蘇聯明確了對美緩和的冷戰策略，一改赫魯曉夫時代直面資本主義文化攻勢的態度，繼續實行文化封鎖，掐斷官方以外的所有信息來源，對新聞、出版、廣播、音像等各種文化功能性事物的審查工作直接進入發行問世前的準備環節，催生了1970年代普遍的“自我審查”傾向。

勃列日涅夫在任的十八年，蘇聯的社會發展已然陷入全方位的“停滯”狀態，空有強盛之勢，卻無增長之實。

勃列日涅夫不著手解決這一當務之急，試圖用強化意識形態教育的方式掩蓋矛盾，推行教條的文化監管政策，過分強調絕對一致性和單一文化論，限制個體自覺能動性，哪怕所禁止與反對之物通常完全沒有反動意圖，僅僅是與蘇聯對文化的定義不符。

這不僅與民間自解凍以來就從未停歇的人道主義呼聲相背離，也忽視了思想文化界對重獲生機的迫切期待，其故步自封之處恰如一個著名的政治笑話——滿載蘇聯歷任領導人的火車停止了運行，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各有各的辦法，而勃列日涅夫則選擇拉上窗簾、搖擺身體，假裝自己仍然在前進。

此外，緩和政策看似避免了美蘇的直接沖突，實則成為蘇聯放棄意識形態宣傳的遮羞布。

失去了與外界溝通的窗口，所謂蘇聯文化的優越性日漸淪為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自賣自夸，既不為西方世界了解，也難以說服本國民眾。

自我封閉式的“發達社會主義”模式非但不能滿足人民的現實精神需求，反而激發了群眾的抵觸情緒，對安全、穩定、團結等重大問題構成挑戰，為之后諸多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蘇聯在國力最強盛的年代里錯過了改革的黃金時機，導致整個國家僵化的思想文化管理體制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