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票房創新高，我的工資怎么還這么低？”

作者 / 阿瑞

編輯 / DR

題圖 / 《凡人 歌》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新周刊（ID：new-weekly）

“日劇《Legal High 2》如此形容那些畫動畫的人：‘能夠創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動畫的人，就是那種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嗎？怎么可能，他們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嘔心瀝血地燃燒生命、創造作品的人。’

以打工人的視角來看，國產動畫不是個高薪的行業，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依然有一群人正在拼盡全力，制作出他們心中理想的動畫作品。”

中國動畫電影市場，今年交出了一份可稱亮眼的成績單。

從年初一《哪吒之魔童鬧海》的票房奇跡，到暑期《浪浪山小妖怪》《羅小黑戰記2》延續熱度和口碑。如果再算上引進片，年末《瘋狂動物城2》和《鬼滅之刃》新劇場版同樣表現優異，不輸甚至力壓一眾真人大片。

然而，如若把視角轉向國產網絡動畫，便會發現巨大的落差——全年真正意義的爆款作品寥寥，無論視頻平臺還是IP公司，投入趨于謹慎。

（圖/《浪浪山小妖怪》）

而對更“小眾”的二維動畫，情況更加不樂觀——項目數量收縮、市場反饋偏弱、團隊生存持續承壓，整個行業似乎仍在低重力環境中艱難前行。有業內人士表示，二維動畫公司或裁員或倒閉，人才正在不斷流失。

如果要給不同行業的工作加以定義，對于年輕人來說，動畫自然算得上離夢想最近的那一類。

但若把視角轉向打工人，在那些真正投身于“夢工廠”的人眼中，國產動畫行業究竟是怎樣的？本文和四位不同崗位的從業者聊了聊他們的經歷。

01

“打了一年工，我倒欠八千塊”

這屆年輕人與動畫緣分的起點是相似的，他們大多從小就開始看國內外的動畫，漸漸產生了對創作的向往。

2000年出生的Mola喜歡畫畫，作為藝術生考上了一所動畫學院。“剛上大學時，第一次自己練習制作簡單的火柴人小動畫，發現角色在我筆下擁有了生命原來是這么奇妙。”

學校課程與實踐存在不小的差距。好的動畫學院會鼓勵學生做原創獨立動畫，但一般的動畫學院更多是照本宣科，僅僅從老師那里學習，對工作應用的幫助不大。

于是Mola從大一開始就自己嘗試接動畫外包和實習。“二維動畫公司實習工資很低，甚至可能沒有工資。有的公司會提供培訓，但也不是包教包會。”

當人物動起來，就像擁有了生命。（圖/@畫動畫的Mola）

Mola大概是用人單位最喜歡的那種大學生——“應屆畢業有兩年工作經驗”。大學期間，她從中割開始接觸實際的動畫業務。所謂中割，即兩張原畫之間插入的過渡畫面。畫中割是難度最低的一個工種，正適合Mola這樣的學生入行練手。而隨著經驗升級，Mola到大四畢業時，已經是能夠畫第一原畫的熟練工了。

畢業之后，她順利進入某視頻平臺。和當年畫中割時每張4到6元的薪資相比，這份工作的待遇相當不錯。但她的主要工作內容，也“僅僅”是給進口的番劇修改畫面，以達到平臺過審的要求，比如“打馬賽克、加衣服、擦掉血跡”。

Mola覺得這不算是真正參與到動畫制作中，一年后便跳槽到了動畫公司。

但即便離夢想更近一步，職場現實也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這家公司雖然有原創作品，但也會接外包項目，而Mola沒有選擇項目的權利，無論多么磨人都不能拒絕。

更絕的是，在受不了提出離職后，Mola才后知后覺地發現， 公司一直沒有給她繳納公積金。

“入職時他們說很多外包員工都要求不交五險一金，問能不能也不給我交，我不同意，但沒想到他們偷偷沒交公積金。”Mola還發現，自己的社保也是按照最低基數繳納的。在她強烈要求下，公司才給她按照實際工資為基數進行補繳，并開始給其他同事繳納公積金。

Mola感嘆：“之前趕片子熬了一個又一個通宵，現在覺得真是可笑。”

《一人之下·銹鐵重現》劇照。

26歲的李三果一直在動畫行業做后期，同樣經常加班。“下午三點上班，早的話深夜一兩點下班，晚了就凌晨四五點，更忙就要通宵了。”最忙的時候，他的同事甚至會住在公司。

動畫不是一個高薪的行業，有從業者在網上曬出工資，月入兩千塊并非罕見。剛畢業時，李三果的工資也只有三千元出頭，每月房租要一千多元，加上其他日常花銷，他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眼見漲薪無望，李三果干了一年就選擇辭職，不但 沒有攢下積蓄，花唄和借唄還欠了八千多元。

后來，李三果跳槽過幾次，一直沒有離開動畫行業，工資最高漲到過每月八千元，但并不穩定，沒有項目時，依然只有三四千元的底薪可拿。他待過一家公司，因為甲方拖欠尾款，有幾個月沒能按時發工資。他還通過一些同行得知，某家業內小有名氣的公司，最近半年都沒有發過工資。

至于那家給他開出過八千元工資的公司，老板是富二代，因為個人興趣選擇了開動畫公司，但并不懂動畫，也不怎么插手管理，目前已經因經營不善倒閉，還虧了大幾百萬，“老板說他再也不會碰二維動畫了”。

一些光影、水火的特效，都是由后期完成的。（圖/《大魚海棠》）

李三果同時也是一位B站UP主，有時會拍視頻講動畫行業的從業經歷，引來很多同行圍觀。大家聚集在他的評論區和粉絲群，話題往往少不了“要不要轉行”。

“我找過粉絲群的人一起做外包，后來再找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轉行了。好多人熬不住，就離開了。”

02

門檻最低的劇本，其實最難做

小A在日本動畫行業做過五年美術背景，有位資深作畫監督曾問她：“你們中國明明有悠久的歷史，為什么沒有做出更多（好的動畫IP），只有《西游記》？”

扁平的人物、無法自圓其說的劇情、產量大而精品少……國產動畫這些屢被詬病的問題，在行業內外都稱得上老生常談，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都不為過。

正如《傘少女》導演沈杰所說，這部動畫電影拉投資花了兩年，找編劇寫劇本又花了一年半。這期間，團隊沒有動畫電影可做，不少人因為等不及而離開。所以， 當投資方給出定稿劇本時，就算明知它不夠好，團隊還是開啟了制作。

“因為每一輪修改，基本都是以半年為單位的，半年后，劇本真的能好嗎？二維的人才一向是單向流出的。”

這只猴子，不止一次造就了中國爆款動畫和游戲。（圖/《大鬧天宮》）

李三果剛畢業時，有位組長曾盡心盡力地教他，“顏色怎么調，為什么要這樣調，他都會說得很詳細”。動畫行業非常依賴“傳幫帶”的模式，如果經驗豐富的人才不斷流失，新人的摸索會更艱難。

在優先保障生存的前提下，打磨劇本成了某種奢望。 在整個影視行業，好編劇都是稀缺的；而且與真人影視劇相比，動畫項目能夠給編劇的報酬要低很多，自然更難請得動好的編劇。所以很多時候，哪怕被吐槽劇情稀爛，大銀幕上呈現給觀眾的動畫故事，也已經是整個團隊竭盡全力的最佳結果。

不過，在行業浸淫了幾年，Mola認為這并不是單純的金錢問題，“很多導演是學畫畫出身，沒有系統學過編劇。他們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很少會考慮請專業的編劇”。

動畫制作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技術門檻，唯獨編劇看似沒有。 “很多人覺得劇本隨便拿起筆就能寫，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無論設定多么宏大或者微小，講好一個故事并不容易。（圖/《新神榜：楊戩》）

Mola參與制作的一部動畫，第一版劇情幾乎是“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導演不小心把一個關鍵的角色“忘在一邊”，導致出現了許多邏輯漏洞。即使后來盡力挽救，作品播出時，依然被觀眾批評劇情生硬。

她有過和導演想法不一致的時候，卻“沒有什么反駁的余地，只能接受”。 劇本往往由掌握話語權的那個人決定，有時是導演，有時是投資人或老板。

“我們老板有一次親自做編劇，結果被批評得很慘，后來他就不插手了。就算手下沒人敢提，如果網上輿論聲量很大，老板們是會知道的。但有些老板看到還有人買單，能賺到錢，就不會考慮改進。”

K也是一個喜歡動畫的年輕人，出于對這個行業的好奇，他曾入職一家動畫公司的宣傳部門。這家公司原本打算推出一部電影，但在受邀觀看動態分鏡（ 動態分鏡可以理解為一部動畫的“草稿”，已經定下了每個鏡頭的內容，只是未經細化、上色、配音）時， 各部門同事發現了很多不合理的劇情問題，包括不尊重女性的情節。

但在聽到同事的現場建議后，執導影片的中年男導演表現得很意外，似乎不太能理解這些批評。好在最終老板一錘定音，認為劇本不過關，斃了這個項目。

K也為某部動畫電影的專家研討會寫過宣傳稿。“參與人員全都是老年男性專家，給出的意見很浮于表面，和年輕人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圖/《年會不能停》）

03

流水線上的動畫人，無能為力

倘若動畫不夠吸引人，除了劇本以外，往往還有“演出”的問題。

由于并非真人表演，動畫角色的“表演”是否真實，需要依賴制作者的“演出”。因此，日本許多公司會專設演出一職。小A稱， 演出非常重要，相當于導演助手，主要職責是畫靜態分鏡并監督整集動畫的質量，一個團隊會有一位總導演和兩到三位演出。

小A在2021年從日本回到中國。她對比發現：“國內的動畫公司往往不重視演出，甚至不設演出職位，把原本屬于演出的工作丟給了動態分鏡師，但其中很多人不會畫靜態分鏡，連鏡頭語言、專業術語都不知道。”

靜態分鏡決定了每個鏡頭的構圖和移動、人物動作、臺詞、時長等，對后續的制作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圖/《白箱》）

在日本，一個人要由資深演出帶教多年，才有能力獨立擔任演出，達到較好的效果。而在中國，演出卻可能被丟給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做。Mola是沖著有做演出的機會而跳槽到動畫公司的，但實際工作中，她感到自己“更像個萬能工具人”。

對于參與人員眾多的項目而言，如何統籌決定了效率高低。開會時，導演會告訴各部門需要做什么，但落實到每個環節，依然難以避免“各干各的”。

Mola做原畫師時就遇到過，連最簡單的文件命名都沒有統一規范，“我要翻很多文件才能看明白前一個人在畫些什么”。流程常常是導演制定的，只考慮他本人的方便。“每個導演有不同的習慣，有的導演喜歡用PS，那后面的人就遭殃了。”

連續的動畫需要保持前后統一。（圖/《白箱》）

小A指出，插畫與動畫的區別，就在于是否連續。“總導演負責定下整體基調，沒有精力去盯每個鏡頭，所以每個環節都需要一位負責人把團隊帶起來。”統一每個畫師的畫風、質量是監督和演出的責任，確保項目在預算內按時完成是制片的責任。

在日本，制片會像秘書一樣細心協助每個部門，幫忙解決問題。但在國內，制片往往只把員工們看成手下，“如果出了問題，他們更希望畫師自己承擔責任”。

動畫的制作有如一條流水線，當流程跑動起來，每一次反復修改都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前期劇本和分鏡確定后，即便不夠完美，也幾乎無法再改動劇情，螺絲釘們只能埋頭做好各自的工作。

而當作品完成后，面向公眾的宣傳則更為重要。

作為宣傳人員，K時常需要與其他部門溝通，卻常常難以推進。“我的主要工作是將動畫獲得的成績宣傳出去，例如獲獎、參展、出海等，但和相關部門索要資料時，他們常常顯得事不關己。”

K的職責范圍有些模糊，他原本只負責企業宣傳，但漸漸還需要做不少面向觀眾的宣傳工作。

《制作進行》以制片人的視角，講解日本動畫的制作流程。

K認為，宣發是需要多方討論配合的，但在某動畫電影上映前，公司把宣發工作全權交給了宣發公司。電影上映后，排片率不理想，公司拿出一筆預算，打算再獨立做一套宣發，但他們并不懂如何做，反而浪費了資金。

“他們很難抓到觀眾的情緒點，也想不到提前準備相關物料，結果還要我這個輔助人員當晚加班剪視頻。”作為曾經的媒體從業者，K不理解公司沒有進行話題策劃，“如果想上熱搜，平臺也需要有具體的話題”。

最終，K離職了。因為長期加班的同時，他還要被借調到別的部門做社群運營。“一部已經下映的電影，為什么還要做社群？”他終于明白，動畫公司的職能部門并非他理想中的工作崗位，也離他喜歡的動畫太遙遠。

04

熱愛動畫，不是打工人的弱點

在日本時，小A也經常加班，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身體吃不消是她回國的原因。“有次加班后我想休假，原本答應的美監卻改口說‘別人都在忙，只有你休息不太好，你可以幫別人分擔一些工作，這樣別人以后也會幫你’。”

但日本的動畫公司不但會依法付加班費，且加班時長還能再換取休假。“日本勞務局很嚴格，有家動畫背景公司不給醫保，被罰了2億多日元（約1000萬元人民幣），直接強制解散，社長被禁止開公司。”

據鈴木敏夫所寫的《吉卜力的天才們》，吉卜力工作室為員工建了一家托兒所。（圖/《千與千尋》）

即使在日本，動畫新人（中割）的工資也只有四五萬日元（2000多元人民幣），甚至不夠付平均六七萬日元的房租。“拼命熬，熬到作畫監督助理就好過了。”雖然有升職加薪的希望，但初期非常考驗一個人對動畫的熱愛。“因為太難熬，很多年輕人轉行，日本動畫也快斷代了。”

小A覺得，動畫行業最具有欺騙性的事，就是“為愛發電”。 很多人因為熱愛，所以不計較得失，再苦再累都愿意熬，更容易被過分壓榨。“就算你不做，有的是年輕人愿意做。他們熬不下去了，還有下一撥年輕人。”

Mola跳槽時，也有廣告公司開出更高的薪資，但她寧愿降薪也要去動畫公司。經歷過社保風波以后，她感慨：“一些低端的小公司可能本不該運營下去，它們卻以自己賺不到錢為理由，損害員工應得的權益，從而得以存活，這是不合理的。”

當然，業內那些用心做作品的團隊，也會給打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段時間，李三果第一次作為外包人員參與動畫電影項目，簽了不少協議。按下手印時，他感覺很“神圣”。工作中，每個工程文件都規范清晰，每一次修改意見都很詳細。

（圖/《白箱》）

無論如何，依然有一群人正在拼盡全力，制作出他們心中理想的動畫作品。而參與其中的成就感，的確無可比擬。

K參與宣發的電影上映時，他特意讓看首映禮的朋友幫忙拍了片尾字幕，定格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大銀幕上的那瞬間。

小A的野心是一點點增加的。 “一開始名字上了片尾字幕就滿足了，后來希望自己名字的位置越來越靠前。入行這么久，總得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吧，不然對不起自己的夢想和努力。”

從中割到原畫，Mola的名字一直在片尾字幕，直到擔任演出后，她的名字出現在了片頭的字幕中。“感覺之前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不過這種感覺并不能維持太久，第二天她依然覺得自己“充滿班味”。

（圖/《白箱》）

幾位動畫人都沒有考慮過轉行。“‘為愛發電’大概僅限于剛畢業的學生，工作幾年后大家只是‘混口飯吃’，不談虛的了。”李三果說，“但如果一定會離開，我應該是最后一批離開這個行業的人。”

日劇《Legal High 2》如此形容那些畫動畫的人：“能夠創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動畫的人，就是那種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嗎？怎么可能，他們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嘔心瀝血地燃燒生命、創造作品的人。”

只是對觀眾而言，當期待被不斷透支，國產動畫的成長速度，或許還需要再快些。

校對：遇見；運營：嘻嘻；排版：冼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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