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全面分析了生育率與生育意愿差距的原因

前天，中國人口學的老前輩顧寶昌老師看了我的文章《生育率與生育意愿：生得比想的多還是比想的少？》之后，對我說：“你應該看看Bongaarts在2001年發(fā)表的論文”，接著，他把Bongaarts的論文“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Societies”發(fā)給我。我說：“謝謝顧老師！”

John Bongaarts是國際知名人口學家，發(fā)表過多篇人口學論文，顧老師發(fā)給我的就是其中一篇。我在寫《生育率與生育意愿》這篇短文之前，并沒有看過Bongaarts這篇論文。仔細看完之后，我認為Bongaarts這篇論文寫得比較全面，分析得比較透徹。下面我就簡要介紹這篇論文的主要內容。

首先解釋論文標題的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是什么意思。Transition是轉型的意思，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是指后轉型社會或已經(jīng)完成轉型的社會。在人口學上，人口轉型是指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轉變的過程。

Bongaarts在論文中給出如下數(shù)據(jù)：在發(fā)達國家，生育率在20世紀50年代末嬰兒潮高峰期達到二戰(zhàn)后最高水平，平均每位婦女生育2.8個孩子。隨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生育率急劇下降，跌破更替水平，1990至1995年間生育率降至1.7。這種總體趨勢在歐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均有體現(xiàn)。在日本，生育率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已達到更替水平，并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進一步下降。20世紀50年代末，各地區(qū)的生育率差異顯著：北美最高，為每位婦女生育3.7個孩子；日本最低，為2.1個。但到1980年，發(fā)達國家生育率已趨同，大致穩(wěn)定在每位婦女生育1.8個孩子左右。自1980年以來，全球生育水平再次出現(xiàn)分化：北美地區(qū)的生育率升至2.0左右，而日本和歐洲的生育率則持續(xù)下降，目前（指2001年）已降至1.5左右。在20世紀90年代初，全球46個發(fā)達國家中，生育率幾乎全都低于更替水平。

然后，Bongaarts說，根據(jù)80年代末在12個歐洲國家開展的一項調查，家庭平均期望子女數(shù)為2.16個。各個國家的數(shù)值緊密聚集于這一平均值附近：愛爾蘭（2.79）和希臘（2.42）的期望值最高，而德國（1.97）和西班牙（1.94）的期望值最低。令人驚訝的是，在所有國家中，人們的實際生育意愿都大大高于以總和生育率（TFR）衡量的實際生育水平。80年代末歐盟的平均生育率是1.6，比平均理想子女數(shù)2.2個整整低了0.6個。

下圖是Bongaarts論文列出的1990年部分國家生育率與生育意愿對比（黑色是生育率，灰色是生育意愿）。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均低于生育意愿。

這些差異尤為引人注目，因為它們與人口轉型早期階段的典型情況截然相反：在轉型初期，實際生育率幾乎總是高于人們的理想子女數(shù)。例如泰國，20世紀60年代末，泰國的生育率高達6.1，而人們的理想子女數(shù)僅為3.9個。自1970年以來，實際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遠快于人們的理想生育水平。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泰國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是2.4個孩子，已比當時的總和生育率1.9高出0.5個孩子。在這25年間，實際生育率下降了4.2，但同期理想子女數(shù)僅下降1.5個孩子。下圖是泰國1968-1993年生育率和理想子女數(shù)的變化。

在列舉了多個國家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數(shù)據(jù)后，Bongaarts得出結論說，在大多數(shù)處于人口轉型初期或中期的國家，實際生育率均高于理想子女數(shù)。而在人口轉型進入尾聲的國家，情況則恰恰相反：所有國家的實際生育率均低于理想子女數(shù)。

關于生育率高于理想子女數(shù)，Bongaarts認為有如下原因：

1）非意愿生育。Bongaarts說，在所有對這一問題進行過研究的國家中，有相當大比例的女性表示自己生育的孩子數(shù)量超過了她們的意愿。最近一項針對20個發(fā)展中國家非意愿生育水平與趨勢的分析估計，1990年前后，平均約有22%的生育屬于非意愿生育。不使用避孕措施的原因包括：難以獲得避孕服務、擔心副作用以及配偶的反對等。這種對生育過程的控制不完全，使得非意愿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而在人口轉型的最后階段，由于夫婦們能夠更有效地采取避孕措施和/或選擇人工流產(chǎn)，從而越來越能實現(xiàn)自己的生育意愿，非意愿性生育率再次下降。

2）對已故孩子的替代。有兩個案例的證據(jù)十分明確：一是“哺乳中斷”效應——嬰兒死亡會打斷分娩后的無排卵期，從而使母親較預期更早面臨懷孕風險，而如果孩子存活下來，這一懷孕風險本應推遲出現(xiàn)；二是“替代”效應——父母用其他子女替代已故的子女。

3）性別偏好。當一對夫婦表示偏愛某一特定規(guī)模的家庭時，他們心中可能還對家庭的性別構成有著明確的期望（例如，兩個兒子，或至少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這些情況下，如果父母尚未達到其期望的子女性別構成，即便已達到預期的子女人數(shù)，他們仍可能繼續(xù)生育。不過，在那些父母無法自主控制生育的社會中則例外。

關于生育率低于理想子女數(shù)，Bongaarts認為有如下原因：

1）生育年齡推遲。越來越多的人將生育推遲到較晚年齡（如30歲以后），這不僅縮短了女性的有效生育期，還可能因不孕、伴侶關系不穩(wěn)定等原因導致最終生育子女數(shù)少于計劃。另外，即使女性的終身生育水平保持不變，如果平均生育年齡推遲，那么某年的總和生育率也會偏低。為此，Bongaarts提出用“進度調整總和生育率” （tempo-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rate）來修正總和生育率。

2）非自愿性因素。一個希望擁有一定數(shù)量孩子的個人，可能因多種非自愿因素而無法實現(xiàn)其生育目標。非自愿的無子女狀態(tài)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無法找到合適的伴侶、離婚、患上不孕不育癥。

3）競爭性偏好。在大多數(shù)生育調查中，盡管女性尚未達到理想子女數(shù)，仍有小部分女性表示不希望再生育子女。造成這種看似矛盾現(xiàn)象的原因尚不完全明確。一種合理的替代解釋是，女性確實相當準確地報告了她們所期望的子女數(shù)，但與此同時，其他相互競爭的偏好（例如對事業(yè)、收入以及擺脫育兒責任的追求）導致一些女性在尚未達到其理想子女數(shù)量之前便選擇停止生育。在這種情況下，受訪者所表達的期望或理想子女數(shù)實際上高估了當前對生育的需求。

在論文的末尾，Bongaarts說，影響后轉型社會生育率的諸多因素以及難以準確預測各因素未來趨勢的特點，使得得出確切結論幾乎不可能。正如所指出的，理想子女數(shù)的變化是決定未來生育率的最關鍵因素。如果理想子女數(shù)降至兩個以下，那么生育率也很可能隨之下降。即便在那些理想生育水平仍維持在約兩個孩子的社會中，如果抑制生育的因素綜合效應超過促進生育的因素綜合效應，那么生育率也可能長期低于更替水平。

以上是Bongaarts對生育率與生育意愿差距的全面分析。我也基本同意Bongaarts的上述分析。不過，Bongaarts的其他一些觀點也值得商榷。例如， 2011年2月22日財新網(wǎng)發(fā)表一篇題為《科學家呼吁全球支持計劃生育》的報道說：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科學促進會2011年年會上，人口理事會(The Population Council)委員會副主席約翰·邦格斯(John Bongaarts)博士指出，如果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推廣，將有可能把地球上的人口控制在80億。而如果非洲和南亞等地區(qū)的人口增長趨勢延續(xù)下去，加之日本、歐洲等發(fā)達國家在老齡化問題逐步顯現(xiàn)后推出的鼓勵生育計劃，地球上的人口將有可能在2100年超過100億。

Bongaarts的上述觀點，似乎是擔心地球人口過多。如果是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他這種觀點還可以理解，但到了2011年，他已經(jīng)看到世界各國人口的生育率大趨勢是都在下降。如今，世界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人口過多，而是少子化等人口結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