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業冰河期：一代年輕人被凍結的青春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知趣，作者：劉知趣，題圖來自：AI生成

2023年12月，日本內閣府正式推出了“就職冰河期世代支援計劃”（《就職氷河期世代支援プログラム》），向1993年～2004年間畢業、至今仍未進入穩定雇傭狀態的45～54歲群體，提供職業培訓和就業補貼。這一遲到了近二十年的舉措，將一段長期被隱蔽的社會創傷重新拉回到公眾的視野。

在日本，“就業冰河期世代”（即就職氷河期世代）是一個精確的時間標簽，指的是那些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踏入職場、卻遭遇企業大規模縮招的整整一代人。

這一代人的困境早已滲入日本的文化。無論是是枝裕和的電影《小偷家族》中靠打零工維生的邊緣家庭、村上春樹筆下的“懸浮青年”，還是NHK紀錄片《無緣社會》中那些與家庭、職場、社群徹底斷裂的個體，無不折射出同一個結構性現實：當經濟增長停止，最先被犧牲的，往往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據厚生勞動省《大學卒業予定者の就職內定狀況》的統計，1992年，日本應屆大學畢業生的正規雇傭率（即簽訂長期正式勞動合同）為74.3%，到2000年已經下降到了55.1%；同期，非正規雇傭（包括派遣、合同工、兼職）的比例從12.6%攀升至31.8%。

這一斷崖式的下跌，不僅改變了數百萬日本年輕人的職業起點，更重塑了日本社會的代際契約。

工作機會減少，企業不愿意培養新人

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形成的“終身雇傭+年功序列”體系，曾為年輕人提供了一條清晰的職業路徑：入職即穩定，努力即晉升。然而，19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后，企業盈利持續承壓，人力成本成為首要的削減對象，這套機制首先在招聘端瓦解。

1993~2000年間，日本大型企業應屆生的招聘人數平均減少了約40%。與此同時，正式崗位幾乎只對應屆畢業生開放，這意味著一旦錯過窗口期，就很難再進入主流職場。

這種“一次性機會”的機制，使得個體的職業命運在畢業時就被鎖定。2017年，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發布的《第15回出生コホート調査》顯示，在1971~1985年出生的群體中，約有35%的人在30歲之前從未獲得過正規雇傭。他們長期在派遣、合同工或者是兼職工作中流動，難以積累可遷移的職業資本。

招聘市場的激烈程度也折射出職場供需的失衡。2003年，東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辦大型校園招聘會，吸引了約12萬名的求職者，而參展企業提供的正式崗位大概只有3000個，競爭比高達40:1。厚生勞動省同期調研指出，應屆生平均需要參加20多場面試才能獲得一份工作（含非正式），部分年輕人因為長期求職失敗而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

2010年，日本政府估算15～39歲之間的“蟄居族”（ひきこもり）約有69.6萬人，其中相當比例都和就業受挫有關。

企業的用人標準也從“培養潛力”轉向了“即戦力志向”，也就是要求新人入職就要能夠獨立開展工作。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玄田有史等學者將這種現象概括為“經驗悖論”：企業只招有經驗的人，但正規雇傭崗位的稀缺，又使得年輕人根本無法獲得被認可的職業履歷。

結果就是大量畢業生被迫進入派遣、合同工或兼職等非正規雇傭軌道。截至2018年，1993～2004年畢業群體中仍有約97萬人處于“無業或非正規就業”的狀態，平均年收入僅為正規員工的58%。職業起點的落差，就此埋下了長期不平等的種子。

被延遲的社會成年

在日本社會，“就職”不只是謀生的手段，更是完成“社會成年”的關鍵儀式。擁有了正式的工作，才意味著具備了結婚、買房、組建家庭的資格。當職業身份長期處于不穩定的狀態時，整個人生的節奏便會隨之錯位。

IPSS的長期追蹤數據顯示，1970年出生的男性35歲時已婚率為72%；而1975年出生（即冰河期初期畢業生）的男性，僅僅晚出生了5年，這一比例就跌至58%。女性的趨勢更為明顯，同期已婚率從63%驟降到49%。婚姻的推遲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IPSS與總務省聯合推算，1975年出生男性終身未婚率約為28%，女性約為18%，顯著高于前一代人。

這種“不敢婚、不敢育”的心態，源于對未來的信心不足。內閣府《青年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顯示，20~34歲的青年中有72%的人“對未來感到不安”，其中68%將原因歸結為沒有穩定的工作。

非正規雇傭不僅意味著收入低下，更意味著被排除在了社會保障體系之外。2005年，日本年收入低于200萬日元（約合10萬元人民幣）的勞動者達到546.9萬人，占全體雇用者的25%，這一群體被稱為“窮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

以東京為例，2005年非正式員工的平均月收入約為12萬日元，在扣除平均房租（約6萬日元）和基本生活開支后所剩無幾。他們很多人從未加入過雇傭保險或厚生年金，醫療、養老、失業保障嚴重不足。2008年“雷曼事件”之后，企業首先裁減的也是這部分員工。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雖然存在，但申請門檻極高：需要證明無存款、無收入、無親屬支援。很多年輕人因為保留了少量房租或者是水電費而被審核拒之門外。部分失業者被迫棲身于24小時網吧，被社會稱之為“網吧難民”（ネットカフェ難民）。

當基本生存尚需掙扎時，組建家庭便成了一種奢望。而這一代人的集體性選擇，最終在數十年后演變為少子化與勞動力萎縮的結構性困境。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76萬，創1899年有記錄以來新低。

精神上的創傷和遲來的補償

比物質匱乏更難愈合的，是精神與心理層面的創傷。厚生勞動省《自殺対策白書》顯示，20~34歲男性自殺率在1998年達到了峰值，相比1990年上升了37%，其中“經濟與生活問題”（包括失業、債務）是首要誘因。東京大學200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長期求職失敗者中，抑郁癥狀檢出率顯著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個強調“努力就有回報”的社會文化中，就業失敗常被歸咎于個人的懈怠，日本媒體與公眾的輿論也一度將冰河期世代標簽化為“低欲望族”“失敗的一代”。

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冰河期世代的困境也都被視為是社會“過渡性陣痛”，未被納入到主流政策的議程之中。直到2010年代后期，隨著這個群體步入中年，貧困、孤獨死、社保缺口等問題集中顯現，政府才開始正視其系統性的代價。

2019年，《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才首次承認：“就業冰河期世代因為時代原因未能獲得公平機會，國家負有道義責任。”2023年推出的專項支援計劃，正是這一認知的政策落地。

然而，補償來得太晚。大阪大學經濟學教授大竹文雄在一次訪談中指出，45歲以上的非正式雇員即便是再培訓后，也很難和年輕人競爭那些新興的崗位，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厚生勞動省《2022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顯示，45~54歲的非正規雇員中，3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萬日元，遠低于270萬日元這一維持基本生活的相對貧困線。

而心理創傷還在代際之間傳遞。京都大學發表于《教育社會學研究》的論文證實，冰河期世代子女更傾向于選擇“穩定但低薪”的職業路徑，教育期望顯著低于同齡人。制度性的機會剝奪，正悄然轉化為下一代的風險規避。

不該被遺忘的代價

2025年的日本職場出現了魔幻的反轉：企業追著應屆生漲薪、發入職獎金，廣島縣甚至出現了1個畢業生對應4.31個崗位的盛況。但很少有人提及，這份 “就業繁榮”的底色，是冰河期一代人的沉默犧牲——他們因為沒有穩定的工作而不敢結婚生子，導致勞動力缺口不斷擴大，才讓后來的年輕人成為了“香餑餑”。如今那些在招聘會上被爭搶的應屆生，或許也永遠無法理解，三十年前的同齡人曾為一份溫飽工作拼盡全力。

據日本內閣府估算，就業冰河期世代當前約有1700萬~2000萬人，年齡多在45~59歲之間，其中約100萬人至今仍處于無業或非正規就業的狀態，退休后將會面臨嚴峻的經濟風險。

“在時代的浪潮里，有人被推著向前，有人被留在了原地。”那些在冰河期里打零工、躲網吧、被標簽定義的年輕人，他們的青春沒有“逆襲”的劇本，只是在時代的寒意中默默承受。

如今，當我們談論起日本職場的“今非昔比”時，其實也不該遺忘他們。倒不是為了沉溺于苦難敘事，而是銘記一個共識：任何社會轉型的成本，都不應該由最脆弱的年輕一代獨自承擔。

畢竟，沒有哪代人的青春，該被時代的冰河徹底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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