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臣民與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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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一樣，最終會過渡到公民社會。過渡之路也許是漫長和曲折的，但大方向不會改變，因為只有公民社會才能滿足現代人的需求。

社會有兩大功能，第一是工具性的，即產生和維護秩序，以提高效率。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個人的防衛成本和經濟活動的成本過高，如果組成社會，構建秩序，減少沖突，協調個人的活動，就可以實現分散的個人所無法達到的效率。社會的第二個功能是目的性的，也就是滿足人對社會生活的需求。人是天生的社會動物，社會生活是個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們在這里主要討論社會的工具性功能，即建立秩序以提高效率。對比公民社會和傳統社會，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不同的建立和維持秩序的方式，而建立秩序的方式與社會的終極目標又有著直接的聯系。

公民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

公民社會以個人為基礎，傳統社會則建立在權威之上。

傳統社會中沒有個人的地位，個人必須服從各式各樣的權威。個人服從軍事和暴力的權威，這就是奴隸社會;個人服從政治的權威，例如中國古代的皇權，這是集權專制社會;或者，個人服從精神的權威，例如黑暗的歐洲中世紀，即政教合一的專制社會。

在傳統社會中，秩序本身變成了目的，而不是實現終極目標的手段，傳統社會的制度設計都是為了維護權威。公民社會則不同，它的終極目標是為每個人創造自我發展的同等條件和同等機會，公民社會的制度設計完全服務于這個目標。

公民社會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從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算起，經歷了五百多年，西歐才進入了公民社會。文藝復興并沒有否定宗教的權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摧毀了教皇的權威，十七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最終將人從權威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公民社會不承認權威，在這個社會中，至高無上的是個人的權利。

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是以權威為核心的傳統社會，直到今天，也還不能說公民社會業已形成，我們仍處于從傳統社會到公民社會的過渡中。

公民社會中的權威

在這里我們似乎碰到一個悖論：一方面，公民社會不承認權威;另一方面，社會又需要權威以建立秩序。怎樣解決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權威的話，權威只能來自于全體社會成員的一致授予，只有這樣的權威才不致違反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個人權利至上。公民社會中對權威的服從是事先約定的，因此是自愿的;而傳統社會中的服從是沒有選擇的或者被迫的。

公民社會中的個人權利至上，講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和世俗的個人，而不是抽象的、虛幻的和神圣的“人民”。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利益，每個人的利益都和他人的不同，個人利益因此不可能集結成為整體的“人民”利益。個人之間當然也有共同利益，例如國防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但這些共同利益也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

每個人的權利至上保證了公民社會中人與人的平等，沒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權利高于其他社會成員，沒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會成員所不能得到的個人發展機會。這是現代人的公平觀和正義觀，這個觀念的體現就是公民社會，也只有公民社會才能實現這個觀念。

傳統社會以人的不平等為前提，奴賤主貴，臣賤君貴，民賤官貴。即使不符合他們的意愿，卑賤者也必須接受和服從這些預先確定的權威。傳統社會從其構建的出發點上即無公平可言，在這樣的框架下尋求公平，無異于緣木求魚，不公平的根源就是這個框架本身。

當然，在公民社會中，人也不可能生來平等。你沒有姚明的身材和體格，怎么可能獲得他那樣的億萬收入?公民社會中的平等是權利和機會的平等，每個人擁有同樣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和機會。

在人人權利平等的公民社會中，權威只能產生于所有人的共同賦予。

那么權威體現在什么地方?體現在社會組成和運行的規則上，也就是俗話說的游戲規則。規則的正式表達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會成員的權威，因為它來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準或者暴力脅迫。請注意，規則必須得到“所有公民”的認可，而不是“多數公民”，更不是“少數公民”。具體公共事務的決策可以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準則，當涉及規則時，必須經過全體同意，若少數服從多數，則意味著少數人的權利低于或從屬于多數人的權利，這就違反了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公民社會中的政府是執法者，執法者的權威來自于法律，歸根結底，也來自于全體公民的授予。

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社會契約論

政府是把雙刃劍，“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權威天然具有侵犯個人權利的傾向。為什么公民社會中的個人仍愿賦予政府這樣的權威?因為無政府、無秩序對每個人利益的傷害大于政府侵權的傷害。“兩害相權取其輕”，公民從工具主義的角度出發，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維持秩序。

公民與政府的這種關系，學術界稱為“社會契約論”。契約意味著締約雙方是平等的，沒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權威。根據這個契約，公民允許政府壟斷暴力手段——警察、軍隊、法庭、監獄等等;政府則必須承諾：僅使用這些手段保護和促進公民的利益，特別地，政府不得使用這些手段謀求自己的利益。

必須強調的是，公民社會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維護者，民間組織如協會也可以發揮同樣的功能。公民社會中的經濟秩序在市場上形成，市場秩序的維護依靠參與者的相互監督，政府的作用是輔助性的，僅限于執行公民制定的法律與規范。

社會契約的執行機制

契約的簽訂并不意味著自動的實施，因為違約的收益經常大于違約的成本，社會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套機制，保證契約按規定得到執行。

中國的早期儒家已有社會契約的概念，突出地體現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問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釋商湯滅桀，武王伐紂呢?湯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紂的屬下，他們不是犯上作亂嗎?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亦，未聞弒君也”。用現代的話講就是“沒聽說犯上啊，殺了一個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還是平等的，紂王不仁不義，違約了，臣民當然就有反對的權利。

中國早期儒家的問題是從未思考和設計契約執行機制，而僅停留在說教上，他們告訴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權反對你。然而說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懲罰，仁政王道雖好，若無制度保證，違約成本太低，皇上無視儒家的教誨，行的都是霸道。不考慮契約執行機制，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會契約論源于十六世紀的英國，經過長期的漸進式演變，理性務實的英國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執行機制。依靠這套機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監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時干預政府的行動，一旦發現違約傾向，立即更換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騰之時，再來糾錯。事后糾錯就是反對，打碎舊體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陳勝、吳廣起義和法國大革命。反對的成本太高，還是要設計一套機制，隨時監督政府，約束政府行為，用更換政府的威脅阻止它的違約企圖。

這套機制的第一條是依法行政，將政府的行動限定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議會立即進行干預。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顯然不能有立法權，否則“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話和笑話。

第二條是政府的選舉制，選舉換人是對違約者的有效懲罰，因此是對違約傾向的有效威懾。代理人若執行契約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換代理人。

第三條是對所有公民開放的媒體，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為了監督政府，判斷政府是否在忠實地執行社會契約，公民需要信息。這就如同證券市場，股民需要信息，以監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世界上的證券市場都有強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這里。

知情權是公民的一項權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公民的這一權利。

媒體雖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對稱，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張報紙于1456年誕生在西歐，與文藝復興也就是公民社會的濫觴大致同期，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價值觀、社會契約以及契約執行機制，這些都是公民社會不可缺少的要素。我們講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轉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紹能給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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