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膽子不小，什么都敢寫，什么都敢說

讀《史記》發現司馬遷真是什么都敢寫，什么話都敢說。

他筆下的猛料，分分秒秒都能上熱搜。

為什么寫小人物？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里解釋的很清楚。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

司馬遷打破了“只記圣賢、不寫匹夫”的規則，為巖穴隱士、市井百姓立傳。

哪怕，他們堅守的道義，不符合當時的社會道義，只要像伯夷、叔齊那樣有操守、有節義，他都一一收錄。

他要記錄多樣人生、萬種態度，只要他有自己的大義，史書就有他的一席之地。

所以，我們看到盜跖烤馬肝、寡婦巴清經商、緹縈為父求情……

掀開漢皇室遮羞布

漢代吸取秦的教訓，扶持劉姓宗族，為此還定了一個規定“非劉姓不王”。

這本是好事，但也是壞事，人有了權力，就胡作非為。

就比如說漢景帝的兒子，劉彭祖。

光聽名字，這是個好名字，給人加不少印象分。他不喜歡營造宮殿，不迷信鬼神。

這讓人好感倍增，可事實讓人大跌眼鏡。

劉彭祖不喜歡當王，就喜歡當法官、斷官司。

如果是正常官司，也不傷大雅，誰沒有點愛好？

可劉彭祖就有點另類，他喜歡穿粗布衣服去微服私訪，然后設計引誘封地官員，再審判他們。

他當了十年趙王，手下官員大者死，小者刑，沒人能干滿兩年，下場都不好。

此外，他還喜歡美女，但他并不滿足，還把哥哥劉非的遺孀淖姬占為己有。

淖姬美艷非凡，老公劉非還在靈堂沒下葬時，新江都易王、也就是太子劉建在靈堂急匆匆招來她，解決生理需求。

后來，淮南、衡山兩國謀反，漢朝廷懲治同黨，牽連到劉建。

劉建知道他們謀劃，還做了應對，但沒有報告上級。

事發后，他心里慌得一逼，就到處打點，想法平息此事。

但是，朝廷查到他與姊妹的奸情，劉建只好認罪，畏罪自殺。

劉建死后，美女淖姬就無主，流落到劉彭祖那里。

劉彭祖白天在她那里歡樂夠了，晚上就借口邯鄲城治安不好，帶兵四處巡邏，見人抓人，見狗抓狗。

一時間，邯鄲城內怨聲載道，丟財又丟命，沒人敢晚上出門，商客也不敢留宿城內。

劉彭祖姬妾多，子孫自然不少，但能力又有限，教育不到位。

他忙著胡作非為，他的太子劉丹也沒閑著。

他沒盯上父親后宮美女，而是跟自己的姐姐、女兒玩床上游戲。

事發后，國除，并未漢郡縣。

《五宗世家》里有不少腌雜事，別的皇室是想法把他遮住、美化掉。而司馬遷卻把它寫下來，公之于眾。

不禁好奇，司馬遷到底有幾個腦袋？

皇子算什么，司馬遷還寫《平淮書》批評漢武帝制度亂。

說實話揭老板的短

在《史記·項羽本紀》《史記·樊酈滕灌列傳》中，反復記載一件事。

公元前205年，劉邦被項羽圍在彭城，56萬人被3萬人打得只剩十幾人。

向西逃跑時，劉邦遇到劉盈、魯元公主，就帶著他們一起跑。

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后，常撅兩兒欲棄之，嬰常收之，竟載之……

但敵人緊追在后，馬兒又馱輜重，跑不快。

情急之下，劉邦又把他們踹下去，司機夏侯嬰幾次把他們拉上馬車。

夏侯嬰再救，劉邦數十次拔出刀，要砍掉司機。

有人會覺得劉邦心狠，兒女都不顧；也有人認為劉邦在演戲，演給他人看，自己顧義不顧私情。

后來，班固在寫《后漢書》時，覺得它不體面，就沒收錄這段內容。

其實，這才是劉邦的過人之處，是他拉攏人心的手段。

他的晚輩劉備也學了他這一招。長板坡一戰，趙云浴血奮戰，救出阿斗（劉禪）。

襁褓中，阿斗睡得正香，劉備接過他，生氣地往地上一扔，斥責道：

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

劉備不是不愛阿斗，他是無力，自己一無所有，不知道拿什么來感謝、賞賜這位“恩人”。

為拉攏他，只能這么做。

這就是帝王的手段。

但班固舍棄了它。

司馬遷不僅寫劉邦“無情”，還直言不諱批評當朝天子漢武帝。

在《平淮書》里，司馬遷毫無避諱，如實記錄。

他先肯定文景之治的成效：府庫充盈，糧食堆積如山，溢出糧倉；庫房穿銅錢的繩子都腐爛斷裂，銅錢散落滿地；

家家戶戶豐衣足食，郊外野馬成群，普通老百姓都有自己的馬匹，以乘坐母馬拉的車為恥；

這是一派欣欣向榮之景象。

但是，到了漢武帝這里，他每年派數萬騎兵攻打胡人匈奴。修煉朔方城，

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期，局面徹底反轉：他常年征調數萬騎兵征討匈奴；又興修朔方城、修西南四夷的高速公路。

四處征戰，大興土木耗盡民力財力，導致國庫空虛，為彌補財政不足。

漢武帝賣官鬻爵，破壞選官制度。還下令出錢可以免除罪罰。

司馬遷就是為李陵說了句公道話，觸怒漢武帝，被以“誣罔”罪名定死罪？

他無錢買罪，又為完成父親遺愿寫完《史記》，被迫接受宮刑。

司馬遷筆下的漢武帝晚年，國內滿目瘡痍：國庫空空如洗，苛捐雜稅、徭役繁重，導致民生凋敝；而富商大賈趁機囤積居奇、奴役百姓。

目睹眼前的一切，漢武帝幡然醒悟，寫下《輪臺罪己詔》，他反躬自省，自己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過失。

這也是歷史上第一位公開承認自身錯誤的皇帝。

也許是漢武帝這份自我檢討的勇氣，這份包容，才讓我們看到如今的《史記》。

最后

簡單說，司馬遷的“敢寫”是“無禁區的真實”。

而后世史學家的“敢寫”多是“有限度的批判”。

他們要么避重就輕，要么借古諷今。

真正能像司馬遷那樣，既批帝王、揭制度，又為小人物立傳的人，千古難難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