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教100個老人用大模型，讓AI了解他們真正的困境

科技日新月異，老年人卻總是追趕得更慢的那群人。

申琦是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也是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近十年里，她一直關注技術與養老的課題。

從去年開始，申琦和她的團隊，開始嘗試給上百位老人使用大模型。使用過程里，她發現，老年人不是像大家的刻板印象那樣排斥技術，而是對技術充滿了好奇。在100個老人跟大模型的對話實踐中，申琦也可以真正看到老年人的真實處境，他們關心什么，缺乏什么，恐懼什么。

作為一支氣質非常實在的團隊，申琦和學生們跟大量的老年人接觸、互動，走過許多的路，花掉了大量時間，想知道老年人具體的困境，探索技術到底能為老人們做什么實事。

借由這項試驗，申琦也因此開始反思技術和老年人的關系——盡管大模型是一項全新的技術，但比起年輕人，老年人無法平等地使用它。技術也需要適老化，需要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以下是申琦的講述。

文 |徐晴

金匝

運營 |泡芙

當老人遇上大模型

從去年開始，我帶著我的學生一起，把裝有7款大模型的手機和平板，送到了上海、河南焦作、江蘇淮安、四川成都十幾家街道、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老年食堂、老年社區活動中心等，給那里60歲到89歲的老人們使用。

我們的發現特別有趣，刻板印象里，老人總是被貼上“保守、被動、對新技術排斥”的標簽，大多數人認為老人肯定只會使用這些手機和平板的簡單功能，害怕嘗試新事物。但實際接觸中，很多老人對大模型展現出了鮮活的好奇心，就像跳探戈舞一樣，他們會在試探性的提問中調適自身與大模型的安全距離，決定自己要不要信任機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機器，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人機信任校準”。

在他們和大模型進行第1—3輪的對話時，通常會把提問作為測試，問一些自己心理安全范圍內的話題，來確定大模型是可靠的、智能的。比如會問：“家門口最方便的超市在哪里？”“到某某醫院去最快的路是什么樣的？”

隨著對話深入，到第4—6輪的時候，老年人對大模型的好奇心、表達欲和分享欲都更強了，開始變得想要聊點什么。有的老年人會把大模型當作一個玩具，讓大模型給他們唱歌、作詩、講故事。還有一些是把大模型當成樹洞，跟它講一些悄悄話。

復旦大學周邊有一家高端的養老院，養老人群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有一位83歲的老奶奶，剛把大模型手機送到她面前時，她擺擺手，說不要用，她覺得手機已經夠用了，大模型和她沒關系。

我們就在聊天時和她說：“阿姨，你最近有沒有什么煩心的事不方便跟別人講？你告訴它就沒問題，它能給你保密，而且你還可以問問它的意見。”阿姨將信將疑地把手機拿到一邊，開始跟大模型聊天。聊了一會兒，她眼眶有點濕，告訴我：“說起來怪難為情的，你看我在這個養老院里面，是一個很優秀的人，但是我家里面有很多糟心的事兒。”

她的家人在爭奪父親的遺產，因為姊妹比較多，孩子鼓勵她去爭，但她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姊妹們有的故去了，有的在國外，沒必要去爭。子女顧及不到她的感情，她又不敢跟律師說，害怕律師和子女是一頭兒的，會一起算計讓她做出頭鳥。這些處境，讓她覺得心酸。

老人之間會有一些差異，在后續和大模型的交流中，逐漸進入不同的狀態。女性老年人，更容易表現出“迫不及待”，她們會主動摸索、喚醒、互動，甚至給大模型起昵稱。男性老年人則更多地呈現“被動使用”或者“耐心學習”的態度，他們有點好面子，羞于表達自己的需求，沒有特別高的學習欲望，經常能聽到他們說“學不會”“有啥用”“怕用壞”等，正因為如此，我們這項研究中的男性老年人占比是不高的。

▲ 不同年齡段的老人對大模型的接受程度不同。圖 /每日人物制作*

除此之外，有老人完全把大模型當成人，像對待家里的新成員一樣。有人把它當作不會打斷自己的傾聽者，和大模型分享“今天和鄰居下棋輸了”這樣的瑣事。還有人希望大模型更加懂自己，甚至能夠屬于自己。

我們在楊浦區的一個社區活動中心遇到一位阿姨。她跟先生從40歲起就分居了，兩個人沒有什么對話的空間。當我們把裝了大模型的平板給她，她很開心，頭一個月里幾乎每天都在用。

她把大模型調成一個翩翩君子的聲音，給它命名Alex——這是她曾經看過的影視劇里一個男性角色的名字。她覺得和Alex聊天，就好像身邊多了一個人來安慰她、鼓勵她。

在不斷的交往中，我們看到了老人們的真實處境：他們關心什么，缺少什么，恐懼什么。

獨居老人會和大模型說，“今天菜買貴了，下次再也不去這一家了。”他們是把它當作情感宣泄的樹洞，彌補現實社交里的缺憾。一位73歲老人所在的小區里正舉辦詩歌大賽，他讓大模型“寫首關于夕陽的詩，要符合我的年齡”。還有老人好奇技術本質，問“你和百度的區別是什么？”“誰設計的你？”

老人恐懼的是技術不可靠，比如擔心健康建議不準確，“它說的和醫生說的不一樣怎么辦”。還有隱私泄露，“說病情會不會被傳到網上”。他們渴望理解年輕的世界，常問大模型：“孫子發的狗頭表情啥意思？”他們的價值感很強烈，會通過大模型學新東西，還會分享給朋友，自豪地說“這個我會，我教給你們”。

這讓我以及團隊里的年輕人意識到，老人其實不只是將大模型視為工具，更想通過它拓展自己現有的生活，跟上年輕人的腳步。老年人也有深層的情感鏈接需求，以及與社會聯結的需求。老人甚至比我們想得更有趣、更熱愛生活、更樂于學習和接納新技術。所以我一直和學生說，老年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老人”，不要因為“老”，就忽視了他們“人”的本質。

說一個小秘密。我們訪談的100多位老人當中，有不少男性老人問我們：“人工智能技術都這么發達了，有沒有性愛機器人？”人老了，各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依然存在，需要解決。

一個平等的時機

2023年初，我自己第一次使用大模型，問它的第一個問題是：“大模型的運作原理是什么，請用文科生能聽懂的語言為我講解?！?/p>

看到回答，我被大模型交互的自然性與知識的廣博性震驚了，它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并且根據我的限定條件，為我生成了準確的答案。跟使用搜索引擎，或是在浩瀚的互聯網上查資料相比，我的知識獲取效率大大提升。

我自己關注數智養老相關課題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說，一直在跟技術和老人打交道。過去這些年，科技跟養老確實很脫節，社會對養老的關注多停留在物質照料，很少與前沿技術關聯起來，甚至存在“老年人不需要復雜技術”的刻板印象。

但是使用大模型的時候，我一方面想道：大模型如此智能，應該是老年人，尤其是農村孤寡老人很好的“伙伴”，他們常常有溝通需求，卻苦于不知如何表達和向誰表達。但另一方面，大模型的邏輯是為熟悉數字環境的群體設計的——更多是年輕人、互聯網原住民們，比如輸入方式、響應節奏，老年人面對這種技術時，會不會手足無措？

我覺得，在一項技術剛剛誕生、嘗試進入人類社會的時候，是我們少有的能跟老年人平等地坐在一起的時候。這時候坐在老年人身邊，觀察、詢問、傾聽他們怎么看待和使用這項技術，探討技術應該怎樣更好地服務于人，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不過，想打開老人心扉，還是很困難的。第一次接觸時，我們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沒有一開始就把電子設備拿出來，而是先跟他們聊日常話題，比如“平時怎么和子女聯系”“用手機最常做什么”，讓老人感受到，我們不是來推銷技術，而是來了解他們的生活。

互相熟悉了，再把手機和平板拿出來，但也會明確說明，“不想用，隨時可以放回盒子，我們只是記錄真實感受”。我們向老人承諾，全程提供支持，子女不在時，我們上門解決設備問題。這種無壓力參與的姿態，讓老人逐漸放下戒備心理，愿意嘗試一下。

在給老人們使用大模型時，我們又看到了新技術的問題。第一次使用，多數老人會被 “提問溝”卡住。

什么是“提問溝”呢？因為按鈕太多，步驟復雜，或者因為方言、語速而產生識別誤差，導致許多老人連第一個問題都很難問出來。

這主要是由于大模型目前還沒有進行適老化改造。我們團隊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技術后置效應”。大模型，包括AI相關的各種技術，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算法和技術就是權力。誰跑得最快、最有能力去套住這輛列車或者這匹野馬，誰就有話語權。而老年人作為天然的技術弱者，往往被甩在最后。

所以，問題不在于老人“學不會”，而在于技術“聽不懂”。

面對這個困難，我們團隊的成員手把手教老年人，和老年人互動，解決操作中遇到的新問題。這也是一個新的感受：“邊用邊教”比集中培訓更有效，在這個過程中，老年人的印象更深。所以家人的日常指導，也比我們的講解更易被接受和記住，這也印證了內層社會、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 家人的日常指導比他人的講解更容易被接受。圖 /每日人物制作*

“提問溝”出現，在本質上是因為大模型沒有做“適老化”，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老年人通常是在使用大模型兩到三周之后，持續和深入的使用就不再延續。老年人告訴我，他們覺得大模型不友好。

老年人使用大模型和年輕人有一個天然的不同——他們喜歡用語音。老人會把“語音輸入”當成“打電話”，充滿了尊敬和禮貌，喜歡按著按鈕對大模型說話。

他們的口語表達方式，我們經常用一個通俗的話形容，叫“絮絮叨叨”，有很多助詞和口語，這是他們緩解緊張或者緩慢思考的表現。他們的手又比較干燥，按手機的時候往往按不住，可能一段話才說了一半，信息就被發出去了。我把這概括為老年人躊躇的絮語。

大模型也沒有足夠的耐心等老人說這么久的話，要么是語音轉文字的時長不夠，要么就是會打斷老年人的表述，自顧自地問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答非所問。提示詞也沒有那么“友好”，有很多“怎么給論文去重”“你的MBTI是什么”這類問題，很多老人無法理解，會覺得“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難以實現的平等

研究之初，我們設想的是，老年人跟年輕人都是新手，可以相對平等地使用一項新技術，但到了實際的研究里，這就很難說了。

就像上文提到的，大模型的交互邏輯其實更適配年輕人的認知模式。除此之外，在社會支持上，老年人跟年輕人也有很大的差異。年輕人可以互相討論，在網絡上學習，同輩互哺，老年人很多時候只能依靠家庭。

我們就發現，容易參與進來的老人，會有一些共性。他們大多用過智能音箱、智能手機，有基礎的數字技能，也就是說，經濟條件和認知水平不會特別差；子女主動教過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有來自家庭的支持，親子關系不錯；或者性格外向，樂于嘗試新事物。

堅決拒絕的老人，呈現兩類極端：要么是有過負面的體驗，比如曾經誤點進入廣告，被扣費，他們往往獨居，家庭支持也不足，缺乏嘗試的安全感；要么是“技術無用論”，對技術有強烈的反抗情緒，是比較“現充”的老人，他們會質疑，現實生活就很好了，為什么要浪費時間去學一個新東西？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過往的技術帶給老年人的傷害。

要讓老年人用得舒服，大模型需要從技術、界面、情感三個關鍵維度進行優化，而研發者的老齡同理心是最關鍵的。

技術層面，需要強化方言識別和模糊語義理解的能力，比如能聽懂各地方言，比如上海話、四川話中的“絮語”，從老年人的籠統表述里，提取核心的需求。還要優化語音響應，支持語速調節、重復播放，適配老人視聽衰退等生理特點。

在使用界面上，最好是遵循“低認知負荷”原則，減少熱門推薦、功能入口等冗余信息，主要是“居中輸入框+顯眼語音按鈕”的簡潔設計。

情感上，升級情感計算能力，不僅提供信息，更要回應情緒，擁有共情能力。

對研發者而言，需要摒棄技術優先思維，真正走進老年人生活去深入學習了解，不能懸浮地去想象。

我們也在嘗試破解這個問題。復旦老齡研究院和騰訊研究院聯合發起的“AI向善語料庫”項目，讓數百家專業社會組織、一線老年社工、心理咨詢師和志愿者，通過社會共創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更有人文關懷的AI語料庫，它包含8047組老年人日常生活里的常見問答，涵蓋了健康、心理、人際關系等場景。

這些語料不是冷冰冰的數據，而是凝結了一線工作者實際服務經驗的、充滿溫度的關懷記錄。有公益組織利用這個語料庫開發“長者智慧繪本”應用，能更智能地理解老年人碎片化、重復性的口語敘述，提煉出情感核心與故事脈絡，生成結構清晰、富有溫度的“智慧繪本”，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情感陪伴。

理想狀態下，大模型應該成為老年人有溫度的伙伴，而不是冰冷的工具。除了情感陪伴、自我實現等，其實，大模型還可以更實在一些，給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比如，聚焦在本地化上，精準地提供“某醫院掛號流程”“社區食堂今日菜單”等信息，還可以簡化復雜的線上操作，支持“一鍵查詢社?！薄罢Z音預約疫苗”，這都是老年人日常的剛需。

其實，光是我們的研究行為，就讓老人們很開心了。很多老人把我們的回訪當作難得的交流機會，拉著團隊成員說：“你們每次來，我都特別開心，能聽我多說幾句。”

技術要如何向善？

除了給老人使用大模型，我們團隊還有很多關于技術與老年人的研究項目。每一個項目，都讓我們發現，技術跟老年人的關系不只是單純的對立關系，而且是充滿了張力的。

技術可能會利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去年，我和我的團隊在河南農村做了一項研究，觀察農村的中老年女性怎么觀看短視頻。我們發現，在算法推薦的短視頻當中，她們喜歡、愿意看的內容，排在前三的是：直播帶貨、子代溝通，還有美食烹飪。一位老年女性告訴我：“現在直播帶貨做得特別有人情味，會有男孩、女孩跪在那兒去給媽媽按摩、洗腳?！笨吹盟蹨I汪汪，非常感動。

還有一位老年人說，她喜歡看視頻里的“子代溝通”，是因為兒子在縣城定居，幾個月也不帶孫子回來一次，想他們的時候，她就看看短視頻里的小孩。她也會把短視頻轉給兒子或者發到家族群，暗示他們，自己想他們了。

這種情況下，某些虛假宣傳的產品通過短視頻洗腦或者私域直播的方式，很容易誘導老年人下單，銷售效率甚至高于線下傳銷。

技術“好心辦壞事”的案例也不少。

幾年前，我到南京的一家智慧養老公司去調研，這個負責人就跟我說，現在的智慧養老其實不好做。他們研發了一套紅外線的感知儀，裝到社區的老人家里，能精準地監測老人是不是跌倒了，或者走失了。

但是老人用起來體驗不好——紅外線的監測儀太敏感，有一點風吹草動就要報警。有段時間下大雨、刮暴風，紅外線監控不斷報警，搞得社工凌晨一兩點闖到老人家里去，看老人有沒有事。老人很生氣：“你們是不是天天盼著我死？沒事就沖到我們家里來?！?/p>

很多的科技都想服務于老年人，但是卻沒有仔細想想：老年人到底喜歡什么、需要什么，他們用起來舒不舒服？

三年前的暑假，我們的團隊去了江蘇北部的一個縣城。街道負責人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們的智慧養老做得是全市最好的，民政為農村老人上門助浴、助潔、助餐、助醫等服務，都可以通過智慧大屏實時監測。

說完，他就點開了屏幕右上角一張護工上傳的照片。當時是夏天，護工剛給一位阿姨擦過上身，照片非常清楚地把阿姨赤裸的上身拍了下來。

調研回來的路上，一個00后的學生非常傷心地對我說：“申老師，如果有一天我的爺爺、奶奶到了這一步，我寧可不要享受這樣的免費服務。即便是倒給我錢，我也不愿意。”

技術跟老年人，更多是“有限兼容”的狀態。比如一位80多歲的老人因為擔心被網絡詐騙，拒絕用手機支付，但卻熟練地用微信和孫子視頻。還有老人抱怨大模型太復雜不會用，但每天用平板打麻將。

這種選擇性接納，說明老年人并非抗拒技術本身，而是排斥那些忽視他們習慣、認知特點的設計。我的感受是，問題不在于年齡，而在于技術是否真正以“人”為本。當技術愿意放慢腳步、理解他們的真實需求時，水火不容完全可以轉化為共生共容。

當然，最好的還是“賦能關系”，技術為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比如智能健康監測設備可以實時跟蹤老人的身體狀況，和大模型對話緩解了他們的孤獨感。

我們的合作團隊——復旦的復微感知科技公司，他們研發了一款只有一枚硬幣的1/16大的芯片，它通過AI計算、感知、認知形成機器嗅覺，把這枚芯片放到老年人的紙尿褲里，就可以非常靈敏地監測到臥床老人一天中的排氣、排尿和排便情況，極大地提升失能老人的舒適度，也能夠提升護工照護的效率。

這個技術最好的一點在于它是無創無感的，放在紙尿褲里很輕薄，而且可以重復使用，經濟實用。

我們在探索技術能做什么的時候，需要警惕的是，使用技術的主體到底是誰。我們在研究當中經常會提到一個詞——“孝親代理”。技術有可能成為子女的一種自我安慰，在家里放一個掃地機器人、監控器，可能這段時間子女就不用來了，因為有機器人在幫忙照顧老人。這些技術，就不是為了幫助老年人，而是把老年人當作問題去解決。

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年達到10%，而2021年時已經接近20%。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從進入老齡化社會，到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僅僅花了21年時間。而同樣的進程，法國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急劇的、快速的、折疊的老齡化的社會。

技術的短期目標，應該是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的生活支持，例如健康監測、應急響應、社交連接等；長期目標是對抗老齡化社會中的孤立性，重塑老去的方式，幫助人們在機能衰退后，仍然能保持對生活的掌控感。

我們的探索，始終在回答同一個社會命題，如何在科技主導的時代，避免拋棄那些步伐較慢的人？好的養老技術應當像一座橋，一端連接著科技進步的浪潮，另一端扎根于人類最本真的需求。衡量技術成功的標準從來都不是迭代速度，而是它賦予生命的溫度。

部分內容和案例根據申琦在一席的演講整理

一席:10年后我國將有5億老人，但很少有技術從最開始就考慮老人到底需要什么｜申琦

*數據樣本來自2025年6月，《人物》、每日人物聯合貝殼公益發起的一項面向全國55歲以上人群的問卷，最終4273人參與。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