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少人曾錯誤地認為，杜特爾特總統反美親中是為騙取我們援助

菲律賓曾歷經漫長的殖民時期：西班牙統治三百余年，美國接管近五十年。雖在二戰后宣告獨立，美國的影響力仍深植其政治與社會肌理。冷戰期間，菲律賓堅定追隨美國，1951年簽署《美菲共同防御條約》，成為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前哨，以此換取經濟與軍事援助。

進入1960年代，隨著冷戰格局轉變與美國戰略收縮，中蘇關系亦出現裂痕。菲律賓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開始反思一味依附美國的外交路線。

1967年，馬科斯總統提出“多極平衡”理念，積極與周邊國家互動，參與創立東南亞國家聯盟。1975年，菲律賓與中國正式建交，成為其外交轉向的重要里程碑。

冷戰結束后，全球格局走向多極化，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在親美與戰略平衡間不斷調整。1992年拉莫斯總統任內，美軍撤出蘇比克灣，但菲律賓同時拓展對華接觸。阿羅約執政時期，中菲關系顯著提升，雙方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經貿合作持續推進。

然而阿基諾三世上臺后，政策再度轉向親美，南海問題升溫，黃巖島對峙與南海仲裁案使中菲關系陷入低谷。2016年杜特爾特就任總統，試圖重回平衡軌道：在維持美菲同盟的同時積極對華接觸，在南海問題上展現克制。其繼任者小馬科斯則再次表現出向美國靠攏的傾向。可見菲律賓外交始終具有彈性，始終在大國博弈中尋求最大化的國家利益。

不少觀點認為杜特爾特的對華友好僅為換取經濟援助。其就任后首訪東盟以外國家即選擇中國，2016年10月訪華時更表態愿就南海問題直接對話。此后中國對菲投資顯著增長，涵蓋橋梁、鋼鐵、能源等領域。在禁毒及反恐事務上，中方也給予支持，2017年馬拉維反恐行動中捐贈超過200萬美元。

雙方亦啟動南海油氣共同開發談判。菲律賓希望借此減少能源進口依賴，節約外匯儲備。這些合作看似“務實牟利”，但簡單歸結為“騙取援助”有失偏頗。

杜特爾特的政策具有清晰的現實邏輯：菲律賓基礎設施薄弱，缺乏資金與技術，而中國在這些領域具備優勢。合作本質是雙向互利，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菲律賓發展需求高度契合。

誤解源于對其整體戰略的忽視。杜特爾特并未顛覆美菲同盟，而是進行戰術調整——在維持與美國軍事合作的同時，積極爭取中國的經濟支持。2016年他曾批評美國人權政策、暫停聯合軍演，但未動搖防御協定根本。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美菲關系回暖，軍演恢復；至2021年拜登政府時期，雙方更重啟《訪問部隊協議》，菲方表態支持澳英美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杜特爾特執政后期在南海問題上轉趨強硬：2020年公開強調仲裁案“屬于菲律賓的勝利”，2021年仁愛礁事件后于東盟峰會提出南海議題，措辭明顯轉硬。

軍事方面，菲律賓加速海軍現代化，向韓國、美國、印度采購巡邏艇、直升機及導彈系統，推進中業島、北子島等島礁建設，并與日本、澳大利亞、越南強化安全合作，這些舉措均暗指南海。

民調顯示，約60%菲民眾信任美國，近60%對中國持懷疑態度，超70%支持加強南海島礁建設與軍事存在。杜特爾特的政策調整既回應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亦為后續政治布局鋪路——其高支持率主要源于民眾對經濟發展的期待，而非地緣政治立場。

應認識到，中菲南海管控模式未被打破，兩國關系更升格為全面戰略合作，而菲律賓未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將杜特爾特策略簡單理解為“騙援助”，實則忽視了小國在大國博弈中求生存的智慧。

該政策亦深植于其國內政治基礎。以鐵腕禁毒著稱的杜特爾特，因強硬手段受西方批評后，轉而尋求中國支持，實為現實選擇。盡管禁毒戰爭引發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他始終視其為國家安全必要舉措。

與其前任阿基諾三世相比，過度親美導致南海緊張卻未獲實質經濟收益；杜特爾特的平衡策略使中菲貿易額增長、投資涌入。批評者所謂“出賣主權”并無實證——菲律賓未喪失實際控制島礁，亦未放棄仲裁案法理主張。這套務實外交，本質是小國在格局震蕩中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