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憶稱：在所有被捕的人中，張志忠可稱唯一硬漢

之前我們在聊吳石案的時候，涉及到了一部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事兒，這其中就包括時任臺工委書記的蔡孝乾叛變。

谷正文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蔡孝乾時，曾同時提到了當時被捕的臺工委四大領導人。

圖|張志忠僅有的年輕時候的相片

除蔡孝乾外，分別是時任臺工委副書記兼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陳澤民、臺工委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

根據谷正文的回憶，在上述四人中，除了張志忠外，其余三人全都叛變。

也正因為如此，谷正文對張志忠評價頗高：

“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后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于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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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初史料的匱乏，有關張志忠的生平影像是很模糊的。

張志忠是中共黨員，這一點毫無疑問，后來他動身赴臺，也是受了黨組織指示去的，并于1954年犧牲在那里，但直至1998年，大陸有關方面才追認他為烈士。

這期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1950年，臺工委黨組織被敵特破壞后，臺灣《中央日報》曾登出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與陳澤民等4名“匪首”的照片與“親筆簽名”的《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

“……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規定的自首辦法，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系，以迅速終結整個案件，而澄清臺灣的社會局面……我們四人在主觀上已經失卻了代表中共領導臺灣工作的資格。”

也就是說當時在公開的信息中，張志忠是“自首變節”之人。

對歷史真相的考證，是一代又一代人堅持不懈努力的過程。

張志忠原名張梗，臺灣嘉義人，1910年11月26日出生。

圖|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的學生課堂

張志忠出生時，臺灣就已經是日本人的殖民地，日本人為了改變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在臺灣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包括強行關閉中文私塾，推行日語教育，學生每天上課要先向日本天皇的像鞠躬。

張志忠雖然是出生于這樣一個環境，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其實是一個中國人。由于家貧的關系，張志忠小學畢業后，就到了臺南合隆商號當了一名學徒。

機緣巧合之下，張志忠偷渡到了祖國大陸，在廈門集美中學讀書。

在集美中學讀書期間，張志忠參加了同為臺灣人的進步青年翁澤生等組織的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積極參加反日活動，并與臺灣省籍同學莊泗川共同主持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創辦的《共鳴》雜志編務工作，報道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青年反抗運動，宣傳抗日思想。

1925年，張志忠返回臺灣，在老家積極從事抗日活動，并與島內的抗日組織聯系。

1926年12月，張志忠結識了當地反日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領導人王萬得和蔡孝乾。張志忠在次年還被推舉為嘉義地區的負責人。

毫無疑問，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觸動了日本殖民當局統治。

1927年2月，日本殖民當局警察對臺灣黑色青年聯盟進行殘酷鎮壓，逮捕了包括張志忠在內的44人。10月，審判終結，張志忠等17人被判免訴。

張志忠當時應該是被驅逐離開了臺灣。

1928年4月，在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臺灣留蘇的學生林木順、謝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臺灣共產黨。

當時，臺共中央候補委員翁澤生經常往來于廈門、上海等地，指導島內臺灣共產黨反日斗爭，一方面組織領導在祖國大陸的臺灣青年開展革命活動。

張志忠那時也在廈門，參加了翁澤生領導的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社會科學研究活動。也是在這段時間里，張志忠接受了系統的革命思想教育，為后來再赴臺做了充足的準備。期間還參與了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聲援臺灣泰雅族同胞的抗日斗爭（霧社起義）

張志忠雖然人在大陸，但心里無時無刻想得都是臺灣的抗日斗爭。

1931年3月，日本殖民當局破壞了在臺的臺共組織后，翁澤生便向中央建議，要求選派意志堅定的青年黨員赴臺重建黨組織，當時張志忠強烈要求，希望組織上能派他回去。

盡管張志忠尚不是黨員，但其堅定的意志品質，贏得了組織信任。

根據當時負責在廈門培訓臺灣青年回臺開展革命工作的王碧光回憶，當時張志忠不僅不是黨員，甚至還都不是團員，后來還是通過王碧光介紹才加入了共青團。

然而當時組織上考慮到張志忠年齡比較大，又有回臺工作的經歷，所以考慮破格吸收張志忠為中共黨員（當時俗稱‘讀大學’），并參加中共廈門市黨委的訓練班。

從1932年開始，張志忠便在黨組織領導下，數次往返廈門、臺灣之間，領導臺共黨組織的重建以及革命活動。

不過，也是在這段時間，日本殖民當局加緊了在臺搜捕，臺共組織的工作一度十分難以展開，大量的同志相機被捕。

1933年3月，張志忠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29日被移送日本設在上海租界的檢察局后押送臺灣受審。

幸運的是，張志忠被捕并非是因為組織暴露，而是因上海臺灣反帝同盟“關系者”大檢舉的牽連被捕，他在獄中并未暴露身份。

張志忠在獄中堅持斗爭，一日趁看守松懈設法逃脫（也有說法稱張志忠裝瘋騙過看守獲得了假釋）。

一段時間后，日本殖民當局在基隆海關查獲張志忠從青島寄出的報平安的家書，這才知道他已經私渡到了祖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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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忠后來是如何與黨組織又接上關系的，各方面資料都沒有記錄，等他再次出現的時候，他已經到了延安，并進入抗大學習。

張志忠這個名字也是他到了抗大以后才改的名字。

1939年，張志忠從抗大畢業后，被分配到八路軍129師工作，因為熟悉日語的關系，被安排從事對敵宣傳的工作（化名張光熙）。1940年冬，張志忠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一個受過張志忠幫助的日軍戰俘秋山良照（反戰同士）回憶：

“一開始我還經常擔心著會不會被利用，而對八路軍的待遇保持警戒和懷疑。張先生就耐心地詳細向我說明，日本軍方用各種借口在中國發動戰爭，告訴你們說是中國‘排日’或‘抗日’。然而，日本軍在中國的各種蹂躪，換個立場的話，日本人一定也受不了！你們也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所說的話終于使我了解日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

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的張茂林曾與張志忠一起并肩作戰，后來留下了許多有關張志忠的回憶，后來成為追溯其生平的最佳資料：

“張光熙在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的工作，曾經帶“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秋山良照，到敵人的碉堡下喊話，業務能力較強，個性頑強，不怕困苦，話不多，是個正派人物。”

張茂林還回憶稱，張光熙曾經向他談過，他從臺灣回到上海時，因與組織失去聯系，曾經四處流浪過一段時日。

1943年，張茂林離開冀南軍區，調到太行山區，從此以后就沒見過張光熙。1945年5月，張茂林調回冀南軍區司令部時，那時張光熙已經與蔡孝乾一同派回臺灣了。”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基于斗爭的需要，決定在臺灣恢復黨組織，并由華中局（后來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并為華東局）負責實施與指導，考慮到熟悉環境，中央決定派時任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老臺共出身的蔡孝乾去臺灣，出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外委員會書記。

同年12月底，華中局挑選了一批原籍為臺灣、福建、廣東的干部先期赴臺，其中就包括張志忠、洪幼樵和許敏蘭夫婦、林海光夫婦、莊五洲、林昆等人。

大約是從1946年2月至6月，這一批人先后赴臺，從事重建臺灣黨組織的工作，其中張志忠是屬于較早回到臺灣的，他積極聯系原老臺共出身的黨員，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過由于時局變化的很快，當時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并為華東局以后，一部分任務交給了1946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局，上海局當時專門負責地下工作，因此籌建臺工委的任務就交由上海局負責。

張志忠最開始主要負責同老臺共聯系，因為老臺共黨員多數目標都太明顯，比如謝雪紅這一類原來是老臺共領導成員，因此像這一類老臺共領導人主要負責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

當時人盛贊張志忠，因為他在返臺幾乎很短的一段時間里，就解決了日據時期老臺共內部分歧所遺留的歷史包袱，并吸收了部分老臺共加入中國共產黨，使得黨組織在臺灣的建設工作得以順利推進。

謝雪紅雖然未再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在1947年11月12日（二二八事件后），在中共的指示下，與楊克煌、蘇新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后來成為新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謝雪紅本人還在開國大典時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新中國成立。

1946年12月，北平發生美軍強暴女大學生的惡性案件，引發北平數萬學生游街抗議，當時組織上也指示在國統區的黨組織在各大城市中進行游行示威。

在上海局的指示下，臺工委發動青年學生在臺北也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在隨后的一兩個月里，臺灣的學生運動步入了一個高潮，成為全國學運中的一面旗幟。

圖|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8日，為了抗議國民黨軍警槍殺市民，臺北市民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并獲得了臺灣各地區人民支持，不少民眾自發的奪取武器起義，史稱“二·二八”事件，臺工委以及所屬各地的黨組織，均積極響應了各地的起義。

“二·二八”事件雖然失敗，但臺灣革命力量卻獲得了飛躍的發展。

同年3月2日，張志忠把嘉義地區的自發武裝起來的群眾組織起來，成立了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這一事件也標志著我黨在臺灣的武裝斗爭正式打響。

張志忠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盡管遭到了失敗，但卻掀開臺灣人民在這場反抗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斗爭中最為光輝的一頁。

3

1949年以后，隨著國民黨當局敗退，他們的統治中心也逐漸遷移到了臺灣，并對臺灣加強了控制。

不少臺工委的領導干部，也是在這一時期被捕，這其中就包括了張志忠的妻子季沄。

季沄是江蘇南通人，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調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她與即將赴臺的張志忠結識。

1946年6月，張志忠赴上海匯報工作，經組織批準與季沄結婚，并經黨組織同意，夫婦兩人一同赴臺從事地下工作。

在臺灣潛伏時，張志忠以做進出口貿易生意為掩護，季沄則是以教師職業作掩護。

有關張志忠、季沄被捕的經過，各方面資料記載也都有一定的出入。

有資料稱張志忠被捕時在1950年5月以后，根據該資料稱，在蔡孝乾被捕以后，張志忠還曾奉令重整，但因為組織破壞嚴重，加上目標太明顯，最終導致被捕。

也有資料稱，張志忠是1949年12月29日被捕，兩天后張志忠夫人季沄以及其女兒隨后亦被捕，負責掩護的他們活動的黨外同情者楊克村（漳化人）和李振芳（臺北人）也先后被捕。

根據資料分析，張志忠的暴露，其實和蔡孝乾等臺工委領導成員差不多，都是源于1949年8月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基隆工委。

國民黨保密局經過一段時間的偵查，一開始就鎖定了張志忠的下落，并對其進行了跟蹤調查。

據楊克村多年之后回憶：

“當年張一家人住在新公園園口李進（振）芳的房子（二樓），以經營進出口貿易作為掩護。不久，在張住處樓下，來了一個保密局的人，他在騎樓擺攤子，假裝是賣香煙的。每天張出門時，這保密局的人就打信號給對街窗口那邊的人，再由他們聯系叫人用吉普車跟蹤張。約經過三個月余的時間，他們掌控張的行蹤后，才找機會把張抓起來。”

知識分子曾永賢曾稱張志忠為“最徹底的革命者”，張志忠后來也無愧于這一評價。

圖|叛變的陳澤民、洪幼樵、蔡孝乾及情報局警衛

當時，臺工委領導干部，包括蔡孝乾等人都被捕叛變，唯獨張志忠夫婦始終在堅持，就連谷正文后來也十分感慨：

“蔡孝乾久經中共長征及對日抗戰，吃盡苦頭，故返臺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失去領導能力。張則堅持其武裝斗爭作風，搜羅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處武裝基地。此作法為中共中央所否決，認為臺省山林不深廣，交通又方便，不宜游擊戰。張與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陳、洪皆投降，唯張一人不降，雖多方誘導，但堅持一死。后蔡、陳、洪全為保密局聘為‘匪情研究室’研究員，張則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臺共黨員二千余人中，可稱唯一硬漢。”

谷正文為了拉攏腐蝕張志忠，可以說是出盡了水磨工夫，后來經他建議后，國民黨當局對被抓的蔡孝乾、張志忠等四人進行優待，企圖利用我黨的內部斗爭，做進一步的腐蝕瓦解工作。

不料就在獄中斗爭期間，陳澤民與洪幼樵兩個叛徒反而被張志忠拉著一起批斗蔡孝乾，批的蔡孝乾在獄中罹患精神疾病，谷正文不得不緊急把蔡送到醫院治療。

值得一提的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沄在被捕以后，同樣是堅貞不屈，國民黨當局企圖以她的子女（根據考證應該是大兒子張思中）來威脅她，但她同樣不為所動。

1950年11月，在所有手段均用盡后，國民黨當局只好下令槍決，季沄犧牲時，年僅29歲。

張志忠在之后被關了四年，期間始終堅持斗爭，他每天早上醒來，就在獄室高呼口號，唱“赤旗歌”和“國際歌”，鼓勵難友。時間一長，就連獄吏都十分佩服他。

為了勸降張志忠，蔣經國曾兩次親赴獄中。

第一次，蔣經國問：
“張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要我幫助嗎？”
張志忠回答：
“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
第二次，蔣經國又問了同樣的話，張志忠則堅決表示
“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臺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年僅45歲。尸體火化后由弟弟張再添帶回新港家鄉安葬。

1998年，張志忠夫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張志忠女妻子季沄育有一子一女，后來滯留臺灣，因家庭緣故均遭到不幸。

小女兒張素梅早年在高雄工專求學，26歲時因直腸癌去世。

大兒子張思中三歲時同母親一起被捕，后來被叔叔張再添撫養，因為是“匪諜家庭”出身，受盡了歧視。1968年元旦，年僅21歲的張思中在臺北星光旅社自盡。

張思中在生前曾寫信給當時在臺灣的著名作家柏楊，詢問在臺灣服兵役的情況，當時柏楊還給他回信，鼓勵他，后來自殺以后，還給柏楊寫了封遺書，明確提到父名張志忠。

柏楊當時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為這個苦命的孩子料理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