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順中院一錘定音：增值稅發票“善意取得”的標準到底是什么？

善意取得在中國的法律體系里，常見于民法領域，且易出爭議，同樣易出爭議的“善意取得”認定，也出自稅法領域。

什么是稅務領域的“善意取得”？稅務領域的“善意取得”認定與否，又有何利益關切？實踐中，“善意取得”的認定標準又是什么？今天，葉律師與大家一一道來。

一、什么是稅務領域的“善意取得”

在稅法領域，善意取得是指在不知道上游開具發票是虛開的情況下，在自身無過錯且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取該發票，并將其抵扣的行為。法律依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稅務總局的兩則文件：《 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處理問題的通知 》（187號通知）與《 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已抵扣稅款加收滯納金問題的批復 》“（1840號批復）。

187號規定：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專用發票注明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且沒有證據表明購貨方知道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對購貨方不以偷稅或者騙取出口退稅論處。但應按有關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稅；購貨方已經抵扣的進項稅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稅，應依法追繳。

也就是說，下游企業無意中收到了上游開出的異常憑證，只要能夠證明主體一致、發票信息與實際相符，且沒有證據證明下游企業對此事知情，可以不以偷稅、騙取出口退稅論處。但是不代表收取的異常憑證可以抵扣稅款或者據以申請退稅，已經抵扣稅款的，要作進項轉出，已經取得的出口退稅，要如數追繳。

1840號批復規定： 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被依法追繳已抵扣稅款的，不屬于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納稅人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稅款”的情形，不適用該條“稅務機關除責令限期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萬分之五的滯納金”的規定。

也就是說：雖然下游企業善意取得了異常憑證，但是念在沒有惡意，給國家稅收征管秩序造成的“延誤”也是情非得已，因此念在沒有主觀惡性，不再加收滯納金。

眾所周知，萬分之五每日的滯納金在很多時候是一筆不小的經濟負擔，雖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數額不得超出金錢給付義務的數額”，即滯納金數額不得超過應交稅額（存在爭議，本文不討論），但如果出現涉案憑證在數年前之前就抵扣，那么就會產生巨額的滯納金，因此許多受票方為了能夠規避滯納金追繳，便會積極舉證、抗辯稱自己屬于“善意取得”情形。

二、為什么極少認定“善意取得”？

然而，現實中，稅務機關極少認定“善意取得”。這里的原因相對復雜，筆者簡單論述其中的道理：虛開定性和善意取得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虛開發票不成立的，不能直接推斷出必然構成善意取得。關于不能排除虛開定性，往往被許多稅務機關視為“只是尚未取得足夠證據證明存在虛開發票，因而暫時無法追究違法責任”而已，如果直接定性為善意取得，就會造成對部分虛開發票行為的縱容，也會給后續的稅務處理帶來難題：如果后期再次取得證據證明其存在虛開，稅務機關前期的“善意取得”定性作為已經形成的行政行為結果，可能將會面臨撤銷，相關工作人員可能存在被追究執法過錯的執法風險。因而對“善意取得”的定性往往慎之又慎。

然而，正如上文所說，“善意取得”的認定往往涉及數額不菲的滯納金支付問題，即便稅務機關因“各種原因”“審慎認定”，下游企業在經濟壓力之下，追求認定“善意取得”認定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因而關于“善意取得標準”的大討論，必然會發生，而且必然會發生非常激烈的沖突。

這個沖突，在2024年爆發，撫順市望花區人民法院審理的（2024）遼0404行初170號案，點燃了“善意取得標準”大討論的戰火。

三、“善意取得”認定的標準是什么？

該案其實并不復雜，大概案情為：撫順市集裝袋廠從沈陽的兩家公司采購原料，并用于了生產貨物對外銷售。某日，沈陽市稅務局稽查局稽查發現，這兩家原料供貨公司均是無廠房、無人員、無設備、無履約能力的公司，因而認定兩家公司存在虛開發票，其中一家公司在稽查后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實控人也明確交待了自己從上游接受虛開后，向下游虛開發票，并收取手續費牟利的事實。隨后沈陽市稅務局稽查局向撫順稅務機關發了協查手續，撫順稅務機關核查后，作出《處理決定書》，認為撫順市集裝袋廠取得的沈陽兩家公司共開具的40余組發票是虛開，且發票已經被抵扣認證，因而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規定，要求補繳增值稅款498206.43元（其他費數額略），并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條，按日加收萬分之五滯納金。

撫順市集裝袋廠提出抗辯，認為自己三流一致，且對上游虛開行為毫不知情，沒有過錯，不應當受到有關出發，收到發票應當視為善意取得，加收滯納金不合理且不合法。因而對撫順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撫順市稅務局提起行政訴訟。

在這個案子里面，原告提出認定善意取得的依據有幾點：第一， 沒有證據證明原告事先知道售貨方提供的增值稅發票為虛開，而且在2年多的時間里，所有47張發票均通過稅務機關的網上認證，原告也按正常程序繳納了所有稅款；第二， 原告始終堅持貨到驗收合格后，獲得增值稅發票，并通過銀行對公賬戶給付貨款，《稅務處理決定書》中在三流調查部分有清晰的表述，恰好可以證實原告是正常生產經營，是真實交易第三， 原告只是生產企業，沒有鑒別虛開發票的能力，可以說也是受害者。

被告稅務局認為原告不存在善意取得，依據有兩點：一是開票方轄區的沈陽市稅務局稽查局出具的《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委托協查憑證通知單》已經證實相關發票系屬虛開，依據為開票的兩家沈陽企業無廠房、無設備、無人員，根本不具有生產能力，且其中一家公司的實控人在公安機關已經交待了其接受他人虛開，并轉虛開發票給他人，從中牟利的事實；二是原告與上游兩家沈陽企業的購銷活動中，貨物流的記錄并非全無問題，比如購銷合同中缺少貨物規格型號，但是入庫單卻有薄、厚之分，且記載款式、種類較多，與購銷合同不能對應；購銷合同缺少交貨地點、運輸方式、運費承擔等約定，也沒有雙方聯系人及聯系方式，且不分時段的購銷合同約定數量與出庫單、入庫單數量不符，入庫單沒有效果單位名稱，只有經辦人、品名、數量，無法預涉案發票進行對比。綜合來講，就是貨物流的憑證、記錄不完善，因此不應認定為善意取得。

該案歷經望花區法院一審、撫順市中院二審，最終認定原告為善意取得，為此一二審法院做出了非常詳細的說理，雖然篇幅很長，但是對于實務中認定善意取得確有非常高的適用價值，葉律師粗略的總結如下：

第一，我們為什么要設置善意取得這個制度？

善意取得既出現在稅務領域，也出現在民法領域，但其設立的本質目的是相似的，那就是 鼓勵交易，保護當事人的信賴利益，維護正常的商品交換，維護交易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秩序。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要認定善意取得，保護交易秩序，最關鍵的是“善意”的判斷，即“不知情”以及“對不知情沒有重大過失”。 不知情是指受讓人在受讓財產完成登記和交付時不知道轉讓人對該財產沒有處分權。無重大過失是指受讓人不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并非因為其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而導致的，受讓人對于不知道的狀態沒有重大過失。

第二，紙面和事實，哪個才是“善意取得”認定更加注重的因素？

本案中，被告稅務機關在上訴中闡述了原告集裝袋廠在購銷活動中，存在合同方面、貨物流憑證方面的缺陷，據以認為集裝袋廠對上游兩家沈陽企業的虛開發票行為要么并非“不知情”，要么是對“不知情”存在重大過錯，因而不認為是善意去的。法院調查認為，集裝袋廠從沈陽采購的貨物均用于真實生產經營，結合集裝袋廠的意見及證據，“合同中缺少規格型號，缺少交貨地點、運輸方式、運輸費用承擔等約定”“沒有雙方聯系人及聯系方式”“合同數量與出庫單、入庫單數量不相符”“入庫單沒有銷貨單位名稱”，只是交易習慣、個別項目管理不到位所致，并不能否定專票著名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在認定“善意取得”的過程中，應當更加注重事實，而非紙面。

第三，“善意取得”的認定與否，應當由何者承擔證明責任？

從本案的舉證責任角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該案中，被告稅務機關主張集裝袋廠與上游兩家沈陽公司的交易不真實，主要依據是沈陽稽查局做出的認定虛開發票的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法院認為，善意的認定應采用客觀推定為主，主觀舉證為輔的原則。主張受讓人非善意的一方負有舉證責任。如果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無法證明受讓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則認定受讓人為善意。本案中，在有兩份行政處罰決定書的情況下，稽查局主張集裝袋廠與兩公司的交易的不真實，在集裝袋廠主張交易真實并提交相關交易記錄又經稽查局調查核實的情況下，稽查局并未找到某丙公司和某乙公司的負責人或者是工作人員核實本案集裝袋廠與兩公司的交易情況，并沒有舉證證明另有其他主體與集裝袋廠進行交易，由此推倒出案涉交易的不真實性缺乏依據，其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這個案子的二審判決是在2025年8月11日作出，可以預想，將在未來在“善意取得”認定問題上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尤其是法院對于“受票方是否盡到審慎義務的判斷”“善意取得認定的證明責任分配”兩者的觀點，非常具有司法魄力，值得肯定。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