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常常失敗，我也想去理解你的傷口”

Sayings：

在開始今天的文章之前，想先分享我今年看到最受觸動的一條評論，來自一篇題為“家里總提起一個因為懶惰去世的姐姐”的帖子，博主@牛肋條都來我嘴里 在帖子里寫：

“在初中時她的事就很出名，街坊都知道她，經常聽說她什么都不干，在房間里也不出去，活活地把自己餓死了都不燒飯的事，所有人都在說她懶，如今想想也許她是抑郁了。”

老實講，我慣性地想過很多種評論區的樣子。討論細節，判斷價值，推測事實，有人提出觀點，有人進行反駁，指責，爭論，吵架，各抒己見，這很常見。

但我往下拉，看到的第一條評論卻是：

“你為什么想到她？你最近還好嗎？”

一個意外的角度，一句小聲的詢問，贏得 59.5 萬點贊，6816 條評論。這條評論下面，我看到很多人止不住的眼淚。

“關心他人”是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的品質，而現實的教育卻是無視他人。付出的理解很少得到回報，每個人都有弱者的一面，光是處理自己的傷口，就已經足夠艱難。

但是你看，最終給予所有人會心一擊的，依然是最樸素的「關心」。

我透過你的話，看見你這個人。

今年夏天，我們前往韓國與作家趙海珍對話，她書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人如何通過他人來照見自己，并在那一刻共享‘想要活下去的心’。”

“理解與共情，常常以失敗告終。但我相信，即使失敗，本身也有其價值。”

趙海珍童年生活在可以被稱為“貧民窟”的街區，在波蘭教書時，她以一個真正的“異鄉人”的身份體驗世界，種種淪為少數、淪為弱者的經歷，讓她將目光從主角身上挪開，轉而投向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他者——那些在宏大敘事中缺席的人，那些掉進社會變遷縫隙的人，那些生活隨時要脫軌和下墜的人。

“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其實都潛藏著‘弱者’的一面。”

“我并不想只去描寫那些‘可憐的人’。我更想寫的是，那些在悲傷之中仍能突破自我、并在痛苦中依然愿意去照顧他人的人。”

這是的第三期。正如趙海珍所說，我們最該做的努力，就是不要遺忘那份對人的深情，那是一種太容易被遺忘、也太容易被丟失的心意。

以下是趙海珍的講述。

弱者不是可憐的人

而是勇敢的人

講述：趙海珍

我的故鄉是首爾的文來洞，那時的文來洞遍布著未經政府許可、隨意搭建的木板房，在那些違章棚屋里，我度過了我的童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首爾，與今天的首爾完全不同。那段經歷或許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但同時也具有某種普遍性。因為在當時的首爾，像那樣的棚戶區隨處可見。

然而對我而言，那是一道獨屬的傷口，也是構成我生命經驗的一部分。于是我在短篇小說《文來》中，第一次坦率地寫下自己出生在那樣的地方，并在其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我們都被賦予一項平等的權利：相信自己的創傷是獨一無二的。”

這句話的含義是——我們往往以為，自己的傷口才是最特別、最絕對的。

我也曾有過那樣的時期。那時候，無論我寫什么小說，主人公的傷口總是最深的，以至于看不見他人的故事。那些主人公無法戰勝自己的傷口，只能封閉自己，關上通往變化的大門，退回到內心的暗處。

我去波蘭，是在成為小說家之后的事。那時我曾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韓語講師，雖然現在已經不教了，但大約持續了十年。后來有個機會，我在波蘭擔任了一年的韓語講師。

那是我第一次在異國生活，以一個真正的“異鄉人”的身份體驗世界。那種在他鄉生活的經歷，在我回到韓國之后，依然對我的寫作產生了極大的幫助。

曾經我的小說里，總充滿被自己痛苦壓垮的人物。但當我寫下那句話的同時，我自己也變得稍微自由了一些，我的小說也慢慢打開，開始寫向“聯結”，寫向他人的痛苦，并在其中去尋找共情。

我意識到，僅僅去羅列某種特殊的傷口是沒有意義的。

之前對我而言，僅僅“出生在那片地方”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長期的自卑。雖然我在小說里寫了出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幾乎從不提起那些事。

“文來”這個名字，其實有“文字到來”的意思。后來我在小說里寫下這樣一句話——“我的小說來自那里。”那片空間所蘊含的力量，以及我對那里的記憶，在我寫每一部小說時，始終成為支撐我寫作的一種力量。

正如我剛才所說，那段經歷或許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但也并不能說是獨一無二。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首爾，有很多那樣的地方，直到最近，甚至現在，依然還有。所以，我無法說那是一種只屬于我的、完全獨特的經歷。

我逐漸明白那句話的含義，并非只有我自己的創傷是特別的，我們每個人都被賦予了這樣的權利。也正因為如此，我不再只凝視自己的獨特性，也開始去看見、去尋找他人的獨特之處。

我第一次在小說里寫下那些往事時，感到自己被某種力量解放了。我對自己的童年有所釋懷。我寫下那些試圖走向他者、理解他者的故事，也逐漸學會了與世界對話。

我是在 29 歲時開始創作的。

嚴格來說，我雖然學的是文學，但并非主修小說創作。我沒有就讀那種所謂的文學創作系或敘事創作系，因此并沒有系統地接受過寫作訓練。

那時候雖然也算是認真練筆、正式開始創作，但我完全不確定自己寫得是否正確、是否足夠好。現在回想，那時既年輕又稚嫩，每當有人問我“為什么要寫這篇小說”時，我常常答不上來。

那段時間，我也常常反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寫下這些？”那是一個不斷猶疑、不斷摸索的時期。我常常想：“我真的能一直寫下去嗎？ 我能寫到什么時候呢？”另一方面，我也時常想：“這個世界，真的會看見我的小說嗎？”這類不安一直伴隨著我。

開始創作的大概六七年間，幾乎沒有人把我當作真正的作家。前三年我沒有接到過正式的約稿，也沒有出版社主動找我簽約。我的第一本小說集，是靠自己投出去才得以出版的。即便是創作十年后，第一版也很難賣完。

因此，我始終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擁有寫作的才能，那種內在的不安與外在的孤獨，始終交織著。

直到一位又一位讀者開始讀我的小說，開始理解我。

他們告訴我：“讀了你的小說，我看世界的方式變得更開闊了。我開始知道難民的存在，甚至第一次了解到‘難民程序’這樣的制度。”每當聽到這些話，我就會重新燃起想繼續寫下去的決心。

正是這樣一點點地走來，我才走到了今天。從一開始，我就從沒想過“我寫得很好”，我沒有那種篤定的信心。

我一直相信，正如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完美的小說。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打開”的過程。在寫作中，我不斷學習，也不斷成長。

我之所以格外喜歡、并深深迷戀敘事文學，是因為小說這種體裁，總是描寫那些被社會忽視、在人們視線中不易被看見的人。

當我還是一個單純熱愛小說的讀者時，我常常被那些描寫我在生活中未曾了解過的人、并能以具體而鮮明的面貌呈現他們的故事、喚起我共鳴的作品所打動，也因此生出了想寫作的沖動——最終，我真的開始寫作了。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在那些我所描繪的他者——那些隱形的、被邊緣的人——身上，其實也讓我看見了自己。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的視野被一點點拓寬，對世界的理解也隨之變得更為深遠。

在我的成長和寫作經歷中，不僅是前輩作家，我也同樣受到同輩與后輩作家的影響。我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不斷學習，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作家，我認為所有韓國作家都承接了前一代留下的文學遺產。

如果只談女性作家，就有樸婉緒、樸景利這樣的前輩，再往前追溯，還有殖民時期被稱作“新女性”的那些先行者，她們以文字開辟了新的道路。而在當代，許多人喜愛尊敬的韓江作家對我影響很深。同輩作家也讓我受益良多，比如黃貞殷、鄭梨賢、白秀麟、崔恩榮、金錦姬作家，還有稍年長一些的殷熙耕作家。

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彼此相連，互讀彼此的作品，其中許多人我甚至未曾謀面，但我始終覺得，我們之間是相連的。

我上大學學習文學的那會兒，每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家”，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而如今，無論是登壇創作的數量，還是活躍的程度，女性作家都遠遠超過過去，這真是一場巨變。

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排斥男性作家。文學是共存的，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并存與互相影響的關系。

然而在過去，無論在文學領域，還是其他行業，女性的聲音一直微弱。直到最近，女性才終于能夠發聲，我們處在一個真正能被聽見的時代。

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樣的作品不斷誕生，男性作家的創作也能因此變得更加多元——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在發生。

我希望文學能逐漸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并在新的平衡中繼續向前。

上大學那會兒，我有一些女子大學的特別經歷。

比如要搬運重物的時候，全都是女生自己動手，因為根本沒有可以依靠的男同學。直到現在，我也幾乎不會對別人說“能幫我搬一下嗎”之類的話。我想，這種凡事都盡量自己解決的性格，成了我生命里非常珍貴的一部分。

在男女同校的學校里，女生往往要與男生競爭，而在這種競爭中，男生常常占據更有利的條件。可在女子學校里，這樣的狀況是不存在的。事實上，女子大學的女性教授比例也高得多，這種環境差異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氛圍。

另一點是那時我幾乎沒有必要去刻意討好誰，比如教授或學校里那些重要的教職員。也因此，直到現在，我仍不具備那種“討人喜歡的技巧”。當然，這樣的性格有利也有弊。不過有時候我覺得，這或許也是一種優點。

作為女性，我自然會從女性的立場去看待社會與歷史。

韓國的歷史，也像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充滿曲折與坎坷，我們經歷過戰爭、殖民，歷史的傷痕至今猶在，此外，父權制在韓國尤其根深蒂固。所以，作為一個女性，在經歷同樣動蕩的歷史時，同時還要在父權社會中承受另一層的歧視與壓迫。

不過，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逐漸意識到并試圖改善這種狀況的階段。

舉例來說，在寫《單純的真心》中的福禧食堂的老奶奶戀禧時，戀禧在戰爭中失去了弟弟，也失去了父親；戰后又因為無法生育，被逐出了家門。但她卻最終接納了另一個女人福順，還試圖守護福順所生下的女兒福禧。我希望能把她寫成一位勇敢的女性。

對于女性之間那種彼此照拂、彼此聯結的力量，我想，那是我既無法不去寫，也由衷想去書寫的。

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人們常常關注的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之間的聯結。但我并不想只去描寫那些“可憐的人”。我更想寫的是，那些在悲傷之中仍能突破自我、并在痛苦中依然愿意去照顧他人的人。

我并不想描寫“可憐的人”，而是想寫那些即使身處苦難，也依然堅強、依然溫柔的人。

我認為，一個人的名字里，包含著為TA取名之人當時的深情，以及那份希望TA未來可以被祝福的心意。

因此，呼喚一個人的名字，就是去覺察那個人的“特別性”——在蕓蕓眾生中，辨認出那唯一的存在，去識別TA內在的特別與真實。

就像我在《單純的真心》中寫過的一句話：

“呼喚一個人的名字，就是擁抱那個人。”

在《單純的真心》中，主人公娜娜回到韓國的原因，并不僅僅是想尋找母親，更想尋找自己的名字。對娜娜而言，那名字里包含著最初迎接她來到世上的那個人的心意，也包含著在鐵軌旁救下她性命的那個人的心意。她想理解那份心。

來到韓國后，她總是向遇見的每一個人詢問他們的名字。她問他們名字的含義，也努力去了解地名的由來，這些行為，其實是想透過名字，去理解名字里寄寓的他人的心。

小說里唯一一個沒有名字的人物，是一位老婦。

她生活的時代是戰爭結束后美軍部隊駐扎韓國的時期，那些部隊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美軍進駐初期，那些在美軍基地周圍工作的女性，她們遭受了嚴重的性剝削。

在那個年代，這些女性被視為“為國家賺取外匯”的重要力量，但與此同時，她們在社會上卻飽受歧視與冷遇。社會在需要她們的同時，又深深地蔑視、甚至厭惡她們。

那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殘酷的時代。在六七十年代，從事過那樣工作的女性們，當時或許過得光鮮，也確實賺過不少錢，但如今，她們的生活如何，韓國社會依然一無所知，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所以我認為，那位老婦的名字，應該由讀者自己去尋找，是讀者必須親自去辨認、去命名的。

我一直認為，只要還活著，我們每個人都是“幸存者”。

從根本上說，我始終試著以“我們彼此相連”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在我此刻的“活著”之中，我努力不去遺忘——與此同時，某些人正受傷、正在死去的現實。我嘗試帶著一種“無論以何種方式都要承擔起責任”的心情去看待世界，我也希望能以那樣的心情去寫小說。

即使那些事情與我眼前的生活并無直接關聯，即使種族不同，國籍各異，我也希望能讓人感受到，哪怕是一點點，我們依然與世界某處正在發生的悲劇相互聯結。

我希望通過文學、哪怕只是通過小說，把這種感覺呈現出來。

我想，那終究是一種“人性”的展現吧。畢竟，如今是一個充滿仇恨與憎惡的時代，正因如此，我更希望哪怕只是一點點，也要通過文學去傳遞那微小的人性之光。

到了三十歲后期，我進入了創作最為活躍的時期。那時我幾乎每年都有新書出版，也積極在各類文學期刊上發表短篇小說。

不過那時，我幾乎從未寫過四十多歲的角色。當然，他們偶爾會作為配角出現，但小說的主角大多是二三十歲的人。

轉眼間，我創作已經二十二年了。在寫作的同時，我也一點一點地老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明白，人并不會永遠只是在上升。

我曾經全力以赴地寫作，也認真地過生活。但在某個時刻，我突然意識到：原來人生也會迎來下行的階段。無論是創作的欲望，還是創作的熱情，乃至人與人之間的能量、個人情感的起伏，那些曾經洶涌起伏的情緒，我以為它們會一直向上，卻發現它們也會慢慢走向下坡路。

與此同時，我筆下的人物也隨之一起老去。

我想，這或許與生理年齡密切相關吧。一切似乎都是在下行的軌跡，無論是精力、情感，還是那些屬于個人的沖動與熱度，我也在無意識地寫下這種“下沉時刻”。

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讀者，我都努力不去遺忘那份對“人”的深情。那是一種太容易被遺忘、也太容易被丟失的心意，所以我一直努力將它留在心里。

我希望以一種“共情”而非“憐憫”的姿態來寫小說。

在看待他人時，憐憫固然珍貴，但在那份情感之外，我想還有更深的東西：在TA身上看見自己的同時，也生出想為TA做點什么的心意。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情”。

因此，當我在小說里描寫人物、描寫與他人相遇的情境時，當然也會有憐惜與同情的情感，但我更想描寫的是，人如何通過他人來照見自己，并在那一刻共享“想要活下去的心”。

所以，我既希望自己能繼續活下去，也希望能把那份“想活下去的心”傳遞給他人。

不過，我的小說并不是建立在“完美的共情”或“徹底的理解”之上。在我的作品里，人物們只是不斷努力去理解他人，那種說“我已經完全理解了”的人，是不存在的。

他們總是在努力——可那份理解與共情，也常常以失敗告終。

但我相信，即使失敗，本身也有其價值。

因為即便共情與理解最終以失敗收場，只要那個過程曾真實存在，那段經歷本身就足以賦予故事意義。

在描寫弱者、少數者時，我并不想單純地去呈現他們那種“絕對的痛苦”。我更關注的是——那個試圖靠近他們的人。

那種既想靠近、又猶豫不前、在矛盾中徘徊的關系，我想描寫的是他們之間的距離——時而拉近，時而疏遠，又再次靠近的那種反復變化的距離。

因為我相信，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其實都潛藏著“弱者”的一面，都存在著相對的少數者、弱者的面貌。在對方身上，我也常常看到自己脆弱的部分。

無論在小說里，還是在生活之外，如果我們都能記得，自己并非擁有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財富、絕對的優越地位。不忘自己也有弱者的面貌，也有遭遇歧視的時刻，我相信，世界就會與現在大不相同。

在寫小說時，我也始終抱持這樣的想法，不忘記每個角色身上那份屬于他們的“少數性”，并讓他們在彼此身上看見對方，也看見自己——我想，我所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在短篇小說《光之護衛》中，有這樣一個場景：主人公“班長”把一臺相機送給那位同班的女同學。當初送相機的本意很簡單，因為那個女孩生活得太艱難了，他想著，如果她能把相機賣掉，哪怕換點錢維持生活也好。

然而那臺相機，最終成了遠超物質意義的存在：它喚醒了那個女孩“想要拍照”的欲望。從那之后，她走出了房間，重新回到學校，最后成了一名攝影師。

我認為，那就是我所說的“燦爛的瞬間”。

如今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似乎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要怎樣才能讓他人的傷口更深一點？要怎樣才能把自己的憎恨更明顯地表達出來？”這樣的心態正在蔓延。

我常常想，即便只是通過小說，哪怕只是一種微弱的方式，能讓某個人重新燃起“想要活下去的心”，或給予TA“繼續活下去的契機”，我把那樣的時刻，稱為“燦爛的瞬間”。

在現實生活中，只要我還活著，那樣的瞬間也會不斷出現。

有位讀者讀完《光之護衛》后對我說：“我回想自己是否也曾讓某個人活下去、是否讓某個人產生要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可我一時想不起來。所以，我打算去尋找那樣的時刻。”

聽到這些話時，反而是我自己得到了安慰，也讓我生出一種念頭：

“不能再虛度此生。”

這是新世相推出的韓女作家系列訪談「她們沒有背叛自己的身份」。第三期訪談之后，作家趙南柱、金愛爛的文章和視頻會陸續與大家見面。也感謝所有持續關注、與我們一起傳播本次韓國女作家訪談系列的朋友和伙伴：韓國文學、GoodbyeLibrary、云中電波。

獨家支持：大魚讀品

項目策劃：袁燦爛、黃怡、劉辰煒、ss、雨荷

文章編輯：王雪琴

訪談翻譯：胡椒筒

文章筆譯：楊雪梅

晚禱時刻

這是趙海珍作家接力寫下的日記：

“即使我們很久沒見，

或者從未真正見過，

卻因文學而彼此相知，

被文學的力量連接在一起，

感覺像是微小卻巨大的奇跡。”

試著看見自己，

試著關照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