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超無罪！正義雖遲必到，法治進程中的警示與里程碑

2025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亳州宣判，宣告車超、李勇、謝廣英無罪。這起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提起抗訴、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再審的案件，不僅洗刷了四人背負二十余年的冤屈，更以其完整的程序正義，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座醒目標志。然而，在欣慰之余，我們更需冷靜審視：這一最終抵達的正義，其起點恰恰源于當地司法系統一次沉重的“失守”。

回溯“車超案”的源頭，其誕生并非偶然。脆弱的非法口供、存在重大瑕疵的鑒定意見，竟能輕易穿過偵查、起訴、審判的多重關卡，最終鑄成鐵案。

從渦陽這起案件的原始處理中，我們不得不反思基層執法辦案中的問題：非法取證屢禁不止：本案中存在明顯的非法取證問題，原審被告人家屬在案件偵查階段就曾提出刑訊逼供控告，但未得到重視，以及鑒定證據使用不規范等。

此次最高司法機關的強力糾錯，恰恰反襯出筑牢地方司法防線的緊迫性。必須正視，在某些地區的司法實踐中，法治原則仍可能在各種壓力下變形、妥協。

本案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無罪抗訴”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改判，作用不僅在于個案平反，更是一次對基層司法實踐的權威示范與強力矯正。

它清晰地劃定了司法權力的邊界：非法證據必須排除，科學證據必須審慎，疑罪必須從無。這一“自上而下”的監督，彌補了地方司法生態中可能缺失的糾錯動能，為整個司法體系進行了一次“刮骨療毒”式的凈化。它警示所有司法從業者，任何對程序的踐踏、對證據規則的漠視，都將面臨來自制度頂層的審查與否定。

“車超案”的最終昭雪，是法治的勝利，但更是對地方司法環境的一次深刻警示。國家的法治進程，既需要最高司法機關高屋建瓴的引領，更依賴于每一個基層司法單元的健康運轉。

· 必須強化內在約束：需要進一步完善地方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落實司法責任制，讓每一位檢察官、法官都能真正只對法律負責。

· 必須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司法系統內培育一種“敢于質疑、審慎裁判”的文化，破除唯考核論、唯效率論的短視思維。

· 必須保障司法獨立：需要確保地方法院、檢察院能夠抵御法外因素的干擾，成為守護公平正義的堅強堡壘。

從呼格案、聶樹斌案到今天的車超案，每一起冤案的糾正，都是對司法公信力的一次艱難修復。

“車超案”翻案了，但它所揭示的問題不應隨之翻篇。這份來自最高法的無罪判決，既是對四位當事人姍姍來遲的正義，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診斷書”，診斷出特定時期、特定地區司法肌體中的痼疾。真正的法治進步，不僅僅體現在最高法院的莊嚴宣判中，更體現在每一個基層法庭的日常實踐里。唯有當正義在案件的起點就能得到實現，我們才能說，法治的根基已經深植于這片土地。（資深媒體人 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