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第二城等來高光時刻！下一個是誰？

文丨西部君

過去幾天，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峰會在直轄市天津舉行。

這場匯聚20多位外國領導人和10位國際組織負責人的外交盛會，讓天津這座“北方第二城”，站到了世界的聚光燈下。

不過，這很可能只是開始。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在關于“提升城市對外開放合作水平”部分，作出最新定調：

支持有條件的城市承擔重大外事外交活動。

這或預示著，中國城市外交的“第二梯隊”將加速走上前臺。

下一個“天津”，是誰？

01

上海合作峰會與中國城市的結緣頗深。

在天津之前，已有上海、北京、青島成為舉辦地。

但相對于作為中國“外交雙雄”的京滬，如此高能級的重大外交活動之于青島、天津這樣的二線城市，顯然更顯特殊價值。

首先，這種稀缺性，本身就是對于城市地位和能級的一種直觀肯定。

其次，辦會前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的帶動，辦會期間和之后對于城市形象的推介及開發合作機遇的拓寬等。

公開信息顯示，為籌備此項活動，天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對會議主場館——梅江會展中心（一期）進行適度提升，優化整體功能和呈現效果。

同時，深化市容環境綜合整治，推進道路維護、綠化補植、景觀提升等工作，優化海河沿線夜景燈光，推動文化中心廣場噴泉、滿月塔、五大道公園等點位提升。

另外，此次峰會達成的重要成果，也讓天津直接受益。

9月2日，作為此次峰會的重要成果，三大合作平臺以及科技創新、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三大合作中心，正式掛牌。

其中天津成為最大贏家，收獲了其中的一半成果：

“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綠色產業合作平臺”、“中國-上海合作組織數字經濟合作平臺”、“中國-上海合作組織職業技術教育合作中心”，均設立在天津。

其余的，北京、青島、西安，各收獲一個。

從長遠看，這樣的機會也將為天津擴大在更多領域對相關國家的開放合作，創造更多機遇。

如經貿領域方面，天津國際化口岸綜合服務廳打造“一站式”經貿合作平臺，目前已開設蒙古廳，年內將新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四國專屬服務廳。

據統計，今年1—7月，天津對上合組織國家進出口總額達53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2%。

近年來，天津由于多方面因素，在經濟增速上有所放緩，以至于關于“北方第二城”的爭奪，引發了新的聯想。

不過，去年以來，天津不斷收獲利好，再結合此次高能級外交活動的舉辦，天津似乎正在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如去年，注冊資金達100億的第98家央企——中國資源循環集團總部落戶天津。這終結了天津沒有央企總部的歷史。

去年獲批的《天津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則明確天津是“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獲此殊榮的只有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五個城市。

這一定位肯定了天津在國家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再次表明，作為老牌直轄市，天津的地位依然堅挺。

02

高能級國際會議和活動是城市展示自身形象、提升國際影響力，不可多得的機遇。在中國，不同城市歷來承擔著不同層級和類型的外交外事活動。

其中，北京和上海居于金字塔尖，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外交雙雄”。

北京作為首都，自然承擔了最多最高規格的外交活動，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

上海則憑借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承辦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系列重要國際活動。

不過，近年來也有更多的“第二梯隊”城市，在外交舞臺上迎來高光時刻。

廣州，作為中國南大門，依托廣交會這一中國第一展，對外經貿影響力一直在線。并還曾舉辦2010年亞運會、《財富》全球論壇等國際活動。

杭州，作為“新一線城市”的杰出代表，舉辦過G20峰會。

青島，舉辦過2018年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并收獲中國-上合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范區。

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節點，承辦歐亞經濟論壇等活動，并于2023年舉辦過中國-中亞峰會。

成都，憑借外國領事機構數量相對靠前的優勢，曾舉辦《財富》全球論壇、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等國際會議，也是中國-歐洲中心所在地。

武漢，舉辦過上海合作組織民間友好論壇、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等重要活動。

廈門，憑借兩岸交流前沿和海上絲綢之路節點的優勢，每年舉辦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會），并曾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

南寧，依托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永久落戶，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橋頭堡”。

昆明，憑借地緣優勢，成為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重要節點，中國-南亞博覽會等國際活動永久落戶。

很明顯，這些舉辦過國際活動的城市，共同特征突出：

多數是副省級城市，具有較高的行政能級；不少城市設有外國領事機構，國際交往基礎較好；大多具有區位優勢，或是區域經濟中心，或是面向特定國家地區的門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普通”省會城市也在積極爭取在全球舞臺亮相的機會。

如長沙，憑借中非經貿博覽會的永久落戶，成為中非經貿合作的重要樞紐城市。

今年6月，長沙還舉辦了中非合作論壇成果落實協調人部長級會議，進一步鞏固了其在中非合作中的特殊地位。

2024年初，國家正式批復湖南省《中非經貿深度合作先行區建設總體方案》。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對非進出口289.9億元，增長7.6%，對非貿易規模居中西部第一。

03

未來，上述趨勢還將延續。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在“提升城市對外開放合作水平”方面提出了一個重要表述：

支持有條件的城市承擔重大外事外交活動，吸引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落戶。

結合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建設一批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和區域性開放節點城市。

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將有更多城市有機會承擔重大外事外交活動，并借此登上國際舞臺。

那么，哪些城市可能成為下一個“天津”，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

從政策導向看，“國際門戶樞紐城市”和“區域性開放節點城市”將成為重點支持對象。

《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明確：

建設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深圳、成都、重慶、沈陽、大連、哈爾濱、青島、廈門、鄭州、武漢、海口、昆明、西安、烏魯木齊等20個左右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

這些城市因為有完善的國際交通條件，更容易承擔國際交往功能。

從區域布局看，考慮到平衡東中西、南北方的需要，目前國際活動舉辦城市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相對較少。未來，像西安、鄭州、成都、重慶、武漢等中西部中心城市可能獲得更多機會。

從專業特色看，一些在特定領域優勢突出的城市也可能獲得機遇。

比如，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有特色的城市可能承辦氣候變化相關會議；在數字經濟方面領先的城市可能承辦數字合作論壇；在海洋經濟方面有優勢的沿海城市可能承辦海洋合作論壇等。

04

具體而言，以下幾類城市可能迎來新機遇：

第一類是區域中心城市。

如沈陽、南京、杭州、濟南、鄭州、長沙、福州等省會城市。這些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較好的基礎條件承擔國際交往功能。

像沈陽的定位中，就包括建設東北亞國際化中心城市。

第二類是沿邊開放城市。

如哈爾濱、烏魯木齊、昆明、南寧、拉薩等，這些城市具有與周邊國家交往的天然優勢，可以在區域合作中發揮獨特作用。

第三類是特色功能城市。

如敦煌、三亞、桂林、威海等具有特色旅游資源的文化旅游城市；

深圳、杭州、合肥等科技創新突出的城市；

大連、青島、寧波、舟山等海洋經濟城市。

對中國而言，支持更多城市承擔外事外交活動，具有多重戰略意義。

比如，有利于減輕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功能過度集中問題；

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更多城市的國際化水平和能級；

有利于深化對外交往，通過地方合作促進國家間關系發展。

更重要的是，進入新發展階段，讓更多的城市站到全球舞臺，也有利于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國際形象。

這一點，也呼應了《意見》提出的，“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強對全球高端生產要素的配置能力”的新要求。

當然，到底誰能夠在外交“二線梯隊”城市中，找到新優勢，還是離不開自身的努力。

較好的經濟基本面、一定的對外交往基礎和能力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敲門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