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從班長直接晉升為連長，曾經的排長，成了我的手下

1976年初，我們部隊的一位營長新上任。這天上午，他決定組織一次全營的隊列會操。要求從值班員集合隊伍開始，把一整套程序完整地走下來，讓各單位互相觀摩學習，取長補短。
連隊的值班員通常由排長擔任。集合隊伍時，值班員吹哨下令，各班帶到指定地點后，班長先向值班員報告，值班員整好隊再向連長報告。報告詞是：“報告連長，隊伍集合完畢，請指示！”而且還要報告應到和實到的人數。
作為剛上任不久的新連長，我心里挺忐忑的。倒不是擔心會操本身，而是擔心今天輪值的老李。老李是1965年入伍的老兵，參加過援越抗美作戰。我當兵時就在他當排長的一排，他給我的印象挺好，沒架子，能和戰士們打成一片。1973年我入黨時，因為覺得他了解我，關系也不錯，就請他當了我的入黨介紹人，他爽快地答應了。說來也巧，營黨委批準我入黨后，代表黨委找我談話的也是他。

如果我一直是他的兵，我們之間那種親密友好的關系大概能一直保持下去。但是……1975年，我從班長被破格提拔為連長，那年我22歲。不少戰友朝我豎大拇指，說二十出頭就當連長，前途無量。在別人眼里，我算是春風得意。其實我自己心里明白，并不是我有多出色、多優秀，主要是趕上好時候了，沾了大環境的光。那時候各級都實行干部老中青三結合，從上面到地方都在越級提拔年輕干部。遠的不用說，我們師就有從指導員直接提為師副政委的，跳得更厲害的，甚至有從連隊干部一下子提到大軍區副職的。我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被提為連長的。
我當了連長，老李卻還在排長的位置上沒動。我從他手下的兵，一下子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從我提拔之后，我倆的關系就有點微妙的變化了。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樣了，見面時如果我不先主動打招呼，他就會對我視而不見。我請他給戰士們講講課，他總是愛答不理，找借口推掉。有時候還在一些戰士面前發點牢騷。這也就算了，問題是作為排長，只要在崗，就不能破例不當值班員。一旦輪到他值班，我倆少不了要在全連面前碰面。不過他也有自己的變通辦法：無論是操課還是參加活動，他把隊伍集合起來后就轉身走開，省去了向連長報告這個程序，弄得我很尷尬。礙于他的面子，我又不能較真去糾正。對這樣的老同志，除了理解和包容，還能怎么樣呢？他比我大好幾歲，又是我以前的老領導，那幾句報告詞，他確實很難說出口。

是的，他的情緒已經擺在明面上了。有嫉妒，更有不服氣——一個“新兵蛋子”，憑什么跑到我前頭去了？他難以接受和適應這樣的轉變。不過他的反應還算比較平緩，要是像有的人那樣撂挑子不干，倒好辦了，可他偏不這樣。
我們高炮連當時是兩個排的編制，二排長暫時空缺。輪到二排值班時，就由班長代替。班長當值班員，雖然略顯拘謹，但執行程序卻認真規范。老李當值班員時，我們雙方都覺得別扭，可又都沒辦法。這次全營會操，四個連隊加營部，一共五個單位。要是他還是我行我素，營領導會怎么看？其他連隊的人又會怎么看？也許他會顧全大局，委屈一下自己。
很快，我們連的隊伍帶過來了。帶隊的卻是五班長朱光。一看不是他，我心里反而踏實了。朱光解釋說，是老李主動找他調換的。他不肯改，又不愿意因為操作不規范挨批評，只好這么辦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兩年多。直到1978年10月，我們師為了參加對越自衛還擊作戰，重新擴編成甲種師，高炮營恢復了四個連的編制，他調到三連當連長后，這事才算結束。想想他也不容易，心里的苦和憋屈，只有他自己知道。

雖然我倆合作得不算愉快，但我對他沒有一點怨恨。且不說他領導了我好幾年，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變成我的下級后，雖然有抵觸，但也從沒干過讓我下不了臺的事。后來，他在正連職的崗位上轉業，被安排到駐地一個不錯的事業單位，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結局。??時代的大潮推著每個人往前走，有人趕上浪頭，有人留在原地，這其中沒有對錯，只有說不清的滋味。能互相理解，各自安好，或許就是最好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