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魯迅，香港倪匡

文︱沈西城

當年魯迅在上海索要出版稅，倪匡在香港索要稿費，向出版公司老板爭取權益時，都寸土不讓。

有這么一個晚上，無風、無雨、無月，僅有路燈照明，我們幾個朋友局促在一家上海菜館里，敞開心肺，談天說地無隔。中老人家嘛，不念風月，只談文化、文學。燙熱的紹興黃酒，一杯杯地灌，嘴角帶酒涎，伸舌一卷，尚留余香。聊呀聊，不住地聊，不知誰挑起了頭，提及倪匡：“這個人真有種，居然有膽子挑戰老板！”啥事呀？自然是說向報館老板，爭取稿費、版稅。有人搭嘴：“聽說不僅如此，還訂有‘一手交稿，一手拿錢’的規條呢！”一眾人登時不勝感慨，咱們同是文人，卻誰都沒這個膽。

這時候，座上有一個穿鐵灰西裝老人家，嘴巴一抿，不屑地說：“這算得上什么，又非倪老爺子首創的玩兒！”語中有余韻，我乃好事人，追問：“車老板，你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個車老板正是香港三育圖書公司股東，出版好書不少，是出版界的老行尊，德高望重，人人敬仰。車老板喝一口黃酒，啃一塊五香牛肉，慢條斯理的說：“這種先錢后貨的方式，并非倪匡所獨有，遠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魯迅先生就這樣做了！”

眾人一聽，大感興趣，纏住車老板問端詳。車老板不賣關子：“魯迅一九二九年，打北京移居上海，出版的書全由上海北新書局發行。”這件事我聽中國資深報人曹聚仁說過，不足為奇，可接下來的說話，就令我大感驚訝了。車老板往下說：“北新老板是李小峰，早在北京時已跟魯迅打上交道，魯迅跟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郁達夫合編《語絲》，統經北新發行，因而很有交情，來到上海，他的著作自然全由北新包銷。北新名氣響，店面不大。伙記們不怕老板李小峰，獨懼魯迅。”“這就奇怪了，魯迅不是很親人的嗎？有什么可懼？”座上胡先生不明所以然。

車老板往下說：“魯迅跟李小峰訂立了一個協議，書到付錢（按大約的銷路計算），版稅百分之廿五。因此書到翌日，必然會打電話來催版稅。”那時候上海的出版業并不好景，李小峰頭寸緊絀，不敢聽電話，就由車老板的胞兄車老大代接：“周先生，李老板出門去了，回來會給你電話，放心！”車老大說：“魯迅這個老頭子，十分惡，語氣不大好，我們都怕他。”

其實魯迅那年只有五十多歲，今日來說，只是中年而已，可那個時候，已是老頭兒矣！李小峰也真怕了他，一到月底，四出張羅，湊錢交魯迅版稅。

車老板的一席話教我不由想起了倪匡，倪匡寫小說，起先在報章連載，然后再付梓成書。一九九三年移民三藩市，怕麻煩，不再寫連載，于是衛斯理（倪匡的“衛斯理系列”小說）消失了。書迷們大為震動，寫信《明報》抗議，有些朋友知道我熟悉倪匡，就托我說項，我攜著他最喜歡的伏特加，跑上他在北角賽西湖的住所，勸倪匡繼續寫。回說：“小葉，不行呀！我要出門，不回來了！”于是天下衛斯理迷同灑一掬淚。

后來，有敢死隊梁鳳儀（香港企業家、作家、勤＋緣媒體服務公司創辦人）出面約倪匡，不作連載，只出單行本。倪匡（哈哈，生意上門了！）嘴上說著：“那可不行，我的稿費很高的呀！”梁鳳儀鳳眼睜開：“我不怕，無論如何衛斯理不能結束，我來出版！”好呀，承你貴言！雙方議訂：“衛斯理一本，港幣廿四萬整（約三萬零六百美元）。”這是香港出版界有史以來的天價。

不僅此也，倪匡手握酒杯，喝著他心愛的ＸＯ，賊嘻嘻地笑著說：“梁女士，且慢，我還要說說我的條件：一向先錢后貨。你先付我稿費，我兩星期后交小說，好不？”好個梁鳳儀，鳳眉不皺，打開手袋，拿出支票簿，就要寫。倪匡抬手，右手大拇指搭著中指一擦，“得”的一聲，道：“梁女士，支票不要劃線，要cash——”“好！”梁女士一口答應，寫好支票，刷的撕下，交與倪匡，看得我這個在身邊的小弟愣住了。

故事還未完，臨別，倪匡不忘帶挈我這小老弟：“梁女士，小葉的推理小說寫得不錯，你也不妨替他出一本，好嗎？！”真的出版了，版稅一萬不到，只是倪匡二十四分之一！

倪匡勝似魯迅

我跟車老板說起這件事，車老板一臉佩服：“喲，原來倪匡這么厲害，失敬失敬！”魯迅、倪匡乃同省也，一個浙江紹興、一個浙江鎮海，相隔不遠，向老板爭取權益，同樣強硬狠辣，寸步不讓。車老板說：“唉，原來倪匡是魯迅的徒弟！”不不不，倪匡比魯迅更厲害，他不必裝惡，笑嘻嘻，即壓服了你，拿你的錢好像是你欠他似的。高明高明，香港文壇中人，無一人能學！唉，倪匡便是倪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