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國林｜學術因傳承而發展 編輯以服務為宗旨

本文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在“項楚先生教育思想與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文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尊敬的何建華老師，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項楚先生的紀念會。敦煌學者云集成都，主辦方安排我在這個環節作發言，實是誠惶誠恐！

項先生的道德文章、學術成就，學界早有公論；傳道授業、行止掌故，業已匯編為《項楚先生紀念文集》出版。借此機會，我僅就與項先生二十馀年因工作交往點滴中，稍作梳理，談三點個人的體會。

《項楚先生紀念文集》書影

第一點，編輯的幸運是遇到好作者。

我二〇〇一年北師大中文系本科畢業進入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元旦之后轉入古籍編輯部門，部門主任是顧青先生。那時候，前主任徐俊先生已經調任社科院文學所。由于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宮詞》，所以翻閱過徐俊先生纂輯的《敦煌詩集殘卷輯校》（二〇〇一年六月），且《寒山詩注》（二〇〇〇年三月）是徐俊先生擔任的責任編輯，又是所在部門出版的新書，也就第一時間讀到了，并購藏一冊。看到作者的署名，我想，如此霸氣之姓名，該不會是西楚霸王項羽的后代吧！

這一年六月初，顧青主任給我一部書稿，居然是項先生的《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據項先生二〇二二年的回憶，才知道這部著作是顧青主任九十年代中期到成都拜訪項先生時的約稿。這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我而言，是多么的幸運！就編輯工作而言，于項先生之書稿，不能稱作“審讀”，宜名為“欣賞”：文本之校勘與考訂，注釋之承傳與辨正，在在皆是。

第一次見到項先生，也是這一年的十月三十日。項先生到北京開會，順道來書局校改書稿。那一天，部門內部正好召開陳抗先生退休茶話會。項先生則被安排在別的辦公桌上校稿。茶話會結束，校稿同步完成，項先生與我們步行到金百萬烤鴨店午餐。由于當時書局的形勢特殊，陳抗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第一批學生，加之顧青主任在這頓午餐后就開始辦理調離手續，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低沉。項先生坐在桌前，聽了很多不知所謂的吐槽，但一直都沒怎么說話。

項楚先生書信（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日）

再后來，我將閱讀過程中發現的一些細枝末節的小問題，匯總一起，一條一條，繁體直寫，寫了很多頁，寄給了項先生。項先生逐一批示后寄回，并附一函，說“此次北京之行與你結識，非常高興。你的細致負責的精神，令我感佩。拙著由你擔任責編，質量便有了保證。……你來信的材料，其中提到的問題都很仔細中肯，為拙著避免了許多失誤，謹將拙見用紅筆寫在眉端”。——我將項先生的回信和批示給顧青主任，他看后說道：“憑此材料，可以直接評編審！”心中，莫名的受到極大的鼓舞。按照現在的要求，我那時候還只是一個助理編輯，連發稿的資質都不具備，但我已經承擔如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項先生《敦煌變文選注》這樣重量級學術著作的編輯加工任務了。

所謂好作者，就是學問一流、人品一流，且彼此溝通順暢，互相尊重。遇到好作者，這是編輯的幸運。

第二點，好作者要有好出版社。

學術研究的起點是文獻。敦煌學研究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基礎工作是敦煌遺書的整理。我們認為，古籍整理，不只是逗號句號；毛傳鄭箋，并不是詩無達詁。文本校訂，標點斷句，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可能會掉入“丟人現眼”的境地。

中國學術原本是不怎么分科的，“跨學科”是當下概念。所以，對敦煌文獻做校訂、做注釋，既需要學識之積累，更需要突然之頓悟，常說的笨功夫做不出大學問，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項先生曾說，所謂的“專業知識比較‘專’，就是比較狹窄，以這樣的知識結構研究敦煌文學會有很大的缺陷”。換言之，要從事敦煌學研究，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識結構必須非常開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敦煌文獻的研究，有條件的學者看的是縮微膠卷，是黑白印刷物。項先生在四川，看不到這些資料，但在一九八一年就寫出了《〈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一文。當王永興先生問沒有資料是如何搞學問時，項先生回答說：“我是等別人發表了研究的成果，然后我根據別人的結果，再來做研究。”這是一種何等的學術自信！

項楚先生伏案撰稿留影（一九八〇年代初）

當年顧青主任將《敦煌變文選注》交給我的時候，說：“項先生做學問，是將要校注的內容，全部默識于胸，再去閱讀文獻，包括《大藏經》。”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對《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游泥伽藍”里“游泥”二字之校正，項先生說過：“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幾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來應該是‘淤泥’。……我曾在佛經中幾次讀到弄臟寺院將受惡報的話，這才有可能茅塞頓開。”（《敦煌文學研究漫談》）當積累到了一定火候，就會出現“我也不知，怎么就得到了”的境界。我想，這種突然之間的“茅塞頓開”，除了學識，就是才情，兩者缺一不可。

項先生年輕時候寫詩歌、寫小說、寫劇本，是搞文學創作的，四十歲之后轉入敦煌文獻研究，以其博稽之學，沉潛之功，始得獨斷之論。青春作賦，皓首窮經，于項先生身上，可謂見之矣。

《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書影

《敦煌變文選注》還在編輯的過程中，徐俊先生、顧青先生又先后調回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秋，《敦煌變文選注》進入三校階段。時任總編輯的徐俊先生、副總編輯的顧青先生考慮到《寒山詩注》已印行數年，擬作重印，與《敦煌變文選注》同時推出，命我聯系落實。后來，項先生給我寄來修訂稿，并附一函，曰：“因為不改動版面，所以主要是訂正了少數排印錯誤，用紅筆標在原書上，或貼在原書上。今后如果再版，再做較大的改動。”（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兩本著作，于次年四月同時推出。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川大學舉辦了“第三屆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討論會”；第二年曾玉潔老師發來電郵，說是徐俊總與張涌泉教授之前已經商定，由我負責會議論文集的出版事宜。論文集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印行，書名改作《項楚先生欣開八秩頌壽文集》。

《項楚學術文集》八種十一冊書影

一年之后的九月，在張涌泉教授的協調下，《項楚學術文集》的出版被提上日程并得以很快確定。這時，徐俊升任總經理，顧青升任總編輯。編纂工作與編輯過程，在二〇一九年七月六日《文集》首發式上，徐俊總曾做過具體的匯報，茲不贅述。當然，借此次《文集》匯編再版的機會，項先生對《寒山詩注》詳加修訂，實現了當年“做較大的改動”之心愿！

在中華書局百年誕辰那一年的六月十三日，我們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召開了中華書局“百年再出發”座談會。項先生出席了座談會，并發表了重要的講話。項先生說：“中華書局百年史，中華民族百年史，也是中國文化百年史。中華書局除出版之外，扶持研究人才這方面的貢獻是隱而不顯的，這是中華的一大貢獻。為古籍整理，樹立標準，精益求精，慢工出細活，力爭做得最好，是企業文化，是有追求的。堅持出版含金量很高的學術著作，這個必須抓住，因為高質量學術著作始終是稀缺的社會資源。”項先生用了夸獎并贊譽的語言，表達了對中華書局的肯定與期許。言猶在耳，這是我們不敢一日或忘的。

中華書局“百年再出發”座談會（左起：顧青、項楚、鐘仕倫、徐俊）

自八十年代以來，項先生在《文史》《文史知識》發表文章，為《敦煌文學作品選》撰稿十萬字，先后將《寒山詩注》《敦煌變文選注》交付書局，后又結集為《項楚學術文集》八卷十一冊，及今年出版的《項楚學術文集外編》；另外還有《頌壽文集》《紀念文集》，以及正在收集整理中的《項楚學記》《書信集》，還包括項先生領銜主持的《敦煌變文全集》等。一代一代的中華人，為以項先生為代表的好作者的著作的編輯出版，持續地努力著，時刻地準備著！

《項楚學術文集外編》書影

第三點，前輩之扶持，單位之加持，同道之支持，個人之堅持，最為重要。

之所以聯系到這四個“持”，我想還是因為讀到項先生的人生經歷，聯系到自己的曾經過往，以及感受到當下編輯工作與學術科研的現狀，每個人的大體境遇其實基本是差不多的。

前輩之扶持：項先生剛踏入敦煌學、語言學領域的時候，還是無名小卒，一只“菜鳥”。但是，當時學術界一些名氣很大的學者如季羨林、周一良、王永興、呂叔湘、朱德熙、潘重規、饒宗頤諸先生就關心他、呵護他，并第一時間刊發項先生的學術文章，更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主辦方主動找人推薦項先生參評，居然獲得了一等獎。（參見項先生《我與國學研究六十年》《七十感懷》）

我們讀項先生的回憶文章，讀學者們回憶項先生的文章，切實地感受到敦煌學第一代學者在一九七八年之后，帶著一種神圣的使命，傾其所有支持第二代學人的成長與發展。

單位之加持：一九六二年，項先生自南開大學畢業后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師從龐石帚先生。但研究生畢業后未能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流落”在外多年。一九八〇年，在時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楊明照先生的努力下，項先生始調回川大。

項楚先生與楊明照先生合影

一位不愛說話，不抽煙，不喝酒，不知道如何迎來送往，不明白人情世故的項先生，以一個沒有任何職稱的普通教師身份，回到川大五年后，直接破格——越助教、講師、副教授三級，授予教授學銜。放在現在，幾乎是不可能的。項先生在川大學習，在川大成長，在川大實現理想。項先生在《七十感懷》里說：“母校關懷我，支持我，成就我。所以，當似乎有更美好的前程召喚我的時候，我選擇了留下。”這是學校與學者的互相成就。

同道之支持：雖然前輩學者主動全力支持，但畢竟輩分有差。“獨學而無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項先生講到在刊物上發文章，有稿費（認為沒有稿費是“大逆不道”的），有樣刊，有抽印本。——插播一條廣告，中華書局的大型學術期刊《文史》，有稿費，有樣刊，有抽印本。——所以，學者之間交流多以抽印本。項先生回憶與江藍生先生互相傳遞學術資源的“惺惺相惜”，以及與郭在貽先生書信往還中所討論學術問題時那種“相呴以濕”之砥礪，都令人不禁動容。

一九九四年張涌泉博士論文答辯合影（左起：周裕楷、張永言、江藍生、楊明照、蔣紹愚、趙振鐸、項楚、張涌泉）

個人之堅持：項先生四十歲時回歸學術，為了考釋文字，注釋語詞與典故，通讀《大藏經》，以及五代以前的正史、經部、子部的著作，逐條逐句翻閱《全唐詩》《太平御覽》等文獻，才能寫出一部又一部“陵駕前賢及時流”的著作（郭在貽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函）。“盡小者大，積微成著”，端在個人之堅持。

遙想二〇〇二年夏天，雖然讀著項先生《敦煌變文選注》的書稿，但那時候的我，有過彷徨，有過退縮，有過游移，也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求過職，到浙江古籍出版社問過路，但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等到了徐俊先生、顧青先生回局的那一天。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在書局領導暨徐俊、顧青先生的支持下，任命我為文學編輯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時年二十七歲。放在現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給年輕編輯以重要的書稿，更要將好作者介紹給年輕編輯，一代一代的編輯，服務好一代一代的學者。學術因傳承而發展，編輯以服務為宗旨。在中華書局創建110周年之際，項先生特意寫了《我與中華書局》一篇文字，他說：“回顧我的學術生涯，從起步走到今天，中華書局一直給了我難忘的支持和幫助。我和中華書局的故事，只是許多學者和中華書局故事中的一個。”這同樣也適用于我們和所有作者之間的合作，這樣的故事也一直在延續！

我不過是一介本科，進入中華，得書局歷任領導與前輩編輯多年關愛、提攜與指導，且第一年即擔任項先生《敦煌變文選注》的編輯工作。二十馀年來，雖與項先生只見過四次面，但自項先生人格中見君子之風范，從項先生著述中窺治學之門徑，于項先生弟子中悟傳授之責任。我想，這些都是項先生留給我們最為珍貴的學術精神與教育思想。

哲人云亡，典則長存。其為文也，與天地同不朽；其為人也，共三光而永光！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