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偽史論：一場侵襲科學普及和科學史的“民族主義流感”

撰文 | 孫正凡（天體物理學博士、科學松鼠會創始會員、科普作家，曾任第六版《十萬個為什么》編輯。）

把文明碰撞中反復出現的“本土優越論”比作一場“民族主義流感”，再貼切不過。這種“流感”的典型癥狀是：面對更先進的文明成果，先否認其原創性，再牽強附會地論證“這其實是我們老祖宗早就有的”，最后用情緒替代理性，將學術討論異化為民族立場之爭。從明末清初的“西學中源說”，到如今的“西方偽史論”，這場跨越數百年的“流感”從未真正消退，而涉及科學史領域的種種謬說，恰是其最頑固的病灶。

《奇器圖說》的誤讀

一場跨越四百年的科學史烏龍

近年來，網絡上流傳著一種荒誕說法：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其實抄襲自明朝王徵所著《奇器圖說》。這種說法把《奇器圖說》捧為“中國古代萬有引力論的源頭”，甚至聲稱牛頓讀過此書后“剽竊”了核心思想。但翻開這本成書于1627年的著作，我們看到的并非什么超前的科學理論，而是一場典型的“誤讀狂歡”。

《奇器圖說》的全稱為《遠西奇器圖說》，顧名思義，其知識源頭是“遠西”——由德國傳教士鄧玉函口授，明朝學者王徵整理成書。書中確實提到“各體各欲直下至地心方止”“譬如磁石吸鐵”，但這絕非萬有引力理論。前者是亞里士多德“地心說”的翻版，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重物“本性”就是向地心運動；后者則借鑒了英國學者吉爾伯特的磁力研究，試圖用“磁石吸鐵”類比物體向地心聚集的現象。整本書從頭到尾沒有出現“力”的概念，更沒有定量分析，與牛頓用數學公式精準描述的萬有引力定律（F=G·(m?m?)/r2）毫無關聯。

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之所以能開創物理學新時代，在于它建立在三大運動定律、微積分工具和橢圓軌道觀測的基礎上，是對開普勒、伽利略等前輩科學家成果的系統性突破。1687年《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時，這套理論已經能精確計算行星軌道，甚至預言哈雷彗星的回歸。而王徵在1644年就已去世，彼時牛頓才兩歲，兩人之間連“時空交集”都不存在，何談“抄襲”？

這種對《奇器圖說》的誤讀，與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說”如出一轍。當時的學者看到西方歷法測算精準，便硬說“西人歷法實本于《周髀算經》”；看到西洋火器威力巨大，就宣稱“其術傳自黃帝”。如今的偽史論者不過是換了個說法：把“西方學中國”改成“西方偷中國”，本質上都是用民族情緒掩蓋對科學史的無知。

徐光啟的未竟之業

開放心態與封閉慣性的較量

在科學史的真實圖景中，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曾有過一次黃金機會，而徐光啟就是那個試圖推開開放大門的關鍵人物。這位明末禮部尚書不僅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更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系統翻譯西方科技著作，建立“大明科學院”，實現“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學術理想。

幾何原本（徐光啟譯）

1629年，徐光啟在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詳細列出了“度數旁通十事”，涵蓋歷法、水利、軍事、建筑、醫藥等十個領域，主張用西方數學和科學知識改造傳統技術。他甚至規劃讓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將七千多冊歐洲圖書（包括哥白尼、開普勒的著作）全部譯成中文。這比法國科學院（1635年）、英國皇家學會（1660年）的成立還要早，若能實現，中國或許能更早融入世界科學體系。

但這場機遇最終斷送于封閉的慣性。徐光啟去世后，《崇禎歷書》的修訂工作雖勉強完成，卻被束之高閣；金尼閣帶來的七千冊歐洲圖書被遺忘在倉庫，直到鴉片戰爭后才重見天日。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康熙皇帝一邊用西方歷法鞏固統治，一邊鼓吹“西學中源說”，將傳教士帶來的科學知識硬說成“周公傳于西域”的遺產。這種“既要技術實用，又要面子好看”的心態，使得中國錯失了與西方同步發展的機會。

對比同時期的日本，差距一目了然。當中國士大夫還在糾結“西學是否源于中學”時，日本學者杉田玄白已在1774年出版《解體新書》，系統介紹西方解剖學；當《永樂大典》的副本在清宮中蒙塵時，蘭學者們正通過荷蘭商館翻譯牛頓力學著作。這種“不糾結源頭，只問是否有用”的開放態度，讓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躋身強國之列。

從“老子化胡說”到“西方偽史論”

民族主義流感的千年輪回

科學史領域的“民族主義流感”并非孤例，而是貫穿中外文明史的常見現象。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士大夫們為了消解外來文化的沖擊，編造出“老子化胡說”——聲稱老子西出函谷關后化為佛陀，佛教不過是道家分支。這種說法與“西學中源說”如出一轍，都是用“認祖歸宗”的方式緩解文明落差帶來的焦慮。

19世紀朝鮮的東學黨運動，更是這種“流感”的激烈爆發。面對西方傳教士和日本勢力的入侵，東學黨提出“輔國安民，斥洋斥倭”的口號，宣稱“東學源于天學，西學不過是東學的拙劣模仿”。這場運動最終演變為農民起義，卻未能阻止朝鮮淪為殖民地。相似的劇情也在印度上演：殖民時期的印度知識分子一邊學習西方技術，一邊論證“吠陀經中早有微積分”“古印度已有民主制度”，用虛幻的歷史優越感掩蓋現實的落后。

如今的“西方偽史論”，不過是這場“流感”的最新變種。它不再滿足于“西學中源”的溫和說法，而是直接否定西方文明的真實性：聲稱古希臘是19世紀偽造的，金字塔是混凝土澆筑的，牛頓力學是剽竊中國的。這種論調看似激進，實則與當年王錫闡論證“西人歷法本于《周髀》”的邏輯完全一致——都是通過否定他人來抬高自己，用情緒宣泄替代理性思考。

更危險的是，這種“流感”正在侵蝕科學精神的根基。科學的進步從來不是“誰抄誰”的零和游戲，而是全人類的接力賽：古希臘幾何為微積分提供了基礎，阿拉伯學者保存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國的火藥和指南針通過阿拉伯傳入歐洲，最終推動了工業革命。正如李政道所言：“科學和藝術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封閉中獨自創造奇跡。

走出認知迷霧

用開放心態構建“免疫屏障”

破解“民族主義流感”的關鍵，在于重建開放的“免疫屏障”。這種開放不是盲目崇洋，而是像徐光啟那樣，既承認自身不足，又相信學習能力；既珍視傳統文化，又不排斥外來成果。當年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并未因“勾股定理早于歐幾里得”而拒絕接受西方幾何學體系，而是認識到“此書窮理正確，超越古今”，這種態度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今天的中國，更需要這種“會通超勝”的胸懷。當我們為高鐵、5G自豪時，不必否認這些技術源于西方的工業革命；當我們研究量子通信時，也無需編造“墨子早就發現量子糾纏”的神話。真正的自信，是既能坦然承認牛頓力學、相對論的原創價值，也能驕傲地展示中國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因為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是靠否定他人證明自己，而是靠不斷學習超越過去。

回望歷史，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帶來的蒸汽機模型被鎖進圓明園，而1854年日本蘭學者卻在研究同樣的機器；19世紀中國士大夫爭論“西學是否中源”，而日本明治天皇已在東京大學開設物理學課程。兩種選擇，兩種命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更應明白：拒絕“民族主義流感”的最好方式，不是關起門來自我安慰，而是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既保持自己的根，也擁抱世界的風。

這場跨越數百年的“流感”終將過去，但它留下的教訓永遠清晰：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證明“我比你古”，而在于敢于承認“我可以學”。正如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所說：“此書窮理正確，雖百世可知，何有于中西？”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是從中國明朝的書里抄襲的嗎？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4976929

西方搶走了《永樂大典》才突然科技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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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公正地評價徐光啟？

https://www.kepuchina.cn/article/articleinfo?business_type=100&ar_id=43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