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的“系統性瓦解”，確實正在進行之中

4月9日，全球最著名的宏觀對沖基金經理之一瑞·達利歐(Ray Dalio)發表了一篇長文，宣稱全球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正處于“系統性瓦解”(systemic breakdown)之中，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將出現“一生一次”(once-in-a-lifetime)的崩潰。他的觀點大致可展開為以下五條：

1. 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秩序的主題，是發展中國家（以中國為代表）生產、出口并購買發達國家債務，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代表）舉債消費、購買發展中國家商品?，F在，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不平衡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2. 在發達國家（主要就是美國）內部，收入分配不均、社會兩極分化、制度性僵局(institutional gridlock)，將大幅削弱其國內政治秩序的穩定性。

3. 全球地緣政治秩序將從“美國領導的多邊主義”(US-led multilateralism)，轉向以實力為基礎的單邊主義。鑒于美國的實力最強大，它仍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它的行事風格將更加簡單粗暴、只關注自身利益。

4. 全球變暖、疫情等自然因素將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擾動。（注：我個人認為這一條并不重要，而且大部分影響已經被納入預期，更像是湊數的。）

5. 技術變革，尤其是AI，將徹底重塑經濟、就業市場和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這也將對既有的全球秩序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總而言之，達利歐警告投資者不要只關注美國的貿易政策，而應更多地著眼于那些宏觀的結構性問題。他認為全球秩序的瓦解和重塑過程將十分痛苦，往往會以“大蕭條、內戰、世界大戰”等形式呈現。如果你相信他說的話，那么昨天的美股暴力反彈就將是曇花一現，全球風險資產的壞日子還在后頭。顯然，這種觀點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可，所以在我的朋友圈，最近兩天就有不少人“轉載并批判”了他的言論，給其加上了“以偏概全、危言聳聽”的帽子。

坦白說，我認為達利歐講的大部分是常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分工合作，傳統的多邊主義國際體系（不管是不是美國主導），以及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共識，確實均在不可逆轉的瓦解之中——是現在進行時，而不是將來時！但是，達利歐宣稱這種瓦解是“一生一次”的，未免有點夸大其詞。因為年齡超過35歲的人，至少都目睹過一次類似的瓦解了，即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20世紀出現了三個全球秩序體系。第一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凡爾賽體系，后來擴充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從1919年初步確立，到1939年正式破裂，它只持續了短短二十年，而且持續期間天下大亂不斷。

第二個是二戰結束之后的雅爾塔體系。雖然它伴隨著漫長的冷戰和頻繁的武裝沖突，但是堅持的時間頗長，從1945年初步建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持續長達四十多年。附帶說一句，很多人認為雅爾塔體系至今還存在，這實在是誤解——雅爾塔體系的特點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各自組建陣營進行競爭，同時對二戰的戰敗國（德國、日本等）進行壓制。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上述特點顯然已經消失，僅僅在《聯合國憲章》等歷史性文件層面還存在。

第三個是冷戰之后逐步形成的“一超多強”體系，這是唯一一個未經任何正式國際會議、沒有條約等外交文件規范的體系。這個體系形成的標志不僅包括蘇聯解體，還包括美國領導的海灣戰爭；前者見證了蘇東陣營退出歷史舞臺，后者證明了美國軍事實力的不可撼動。時至今日，這個由美國主導、以和平競爭和多邊合作為主要框架的全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完成了歷史使命，正在淡出歷史舞臺。

在上述“后冷戰體系”的中后期，尤其是從2001年開始，出現了一個新變化，即中國的經濟地位日益重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簡化為“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分工。達利歐對“中國輸出商品并購買美債、美國舉債消費”的模式總結是正確的，但是他回避了一點：美國不是單純的通過舉債來換取中國商品，它還在輸出技術、資本和管理方法。因此，我們決不能像某些政客一樣，把中美經濟分工片面理解為“美國人從中國借錢購買中國商品”。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至少最近五年，中國早已不再是美國的最大海外債主。如果有人現在還認為美國舉債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他就應該更新一下信息來源了。

看似牢不可破、大家各取所需的“后冷戰體系”，為什么走到了“系統性瓦解”的地步？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歷史告訴我們，全球秩序本來就是有保質期的，持續三十多年已經超過及格線了，就連雅爾塔體系也只持續了四十多年。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拿破侖戰爭之后被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維也納體系”，只持續了三十三年(1815-1848)。所謂“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innia)體系，有人認為持續了一百年(1815-1914)，實際上經歷了許多次劇烈沖突乃至根本性轉變；在此期間最長的穩定時期，是從德國統一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持續時間不過四十三年(1871-1914)。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窮。任何東西都有保質期，沒有什么會永垂不朽。像全球秩序這樣復雜的東西，運轉二三十年以上，就會產生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秩序制訂者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在短期，人們或許會更關注制造業究竟會不會回流發達國家的問題；而在長期，更加重要的問題顯然是AI導致的人類社會不平等進一步拉大，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就業體系需要徹底改變。政客或許能解決前一個問題，可對于后一個問題恐怕只能望洋興嘆了。

在舊秩序瓦解和新秩序建立的過程中，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我非常贊成達利歐和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的觀點，即現在不是看好風險資產的時候，而是采取防御態勢的時候，以便熬過隨時可能到來的下一波風暴。不過，對大部分人而言，最重要的應該不是資產配置問題，而是職業生涯和人生道路選擇問題：在全球經濟循環重構和AI技術的雙重沖擊之下，普通人應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沒有成熟的答案，只能見招拆招。

我還想強調一點：我不贊成達利歐的“全球秩序重塑會導致大蕭條、內戰乃至世界大戰”的觀點。大蕭條或許是有的，不過我們早就經歷過了，就在2008年。至于內戰和世界大戰，那是凡爾賽體系崩潰時發生的事情。當雅爾塔體系被“后冷戰體系”替代時，雖然有些國家確實打了內戰，但世界總體上是和平的，更沒有爆發任何世界大戰。自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建立現代主權國家概念以來，雅爾塔體系是第一個在瓦解階段沒有引發大國之間的直接武裝沖突的體系。那么，“后冷戰體系”的瓦解，完全也可能呈現基本和平的態勢。

當然，這需要考驗當事各方的智慧。我相信全世界可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用時間換取空間，在幾年、十幾年乃至更長的時期內，實現從這個體系向下一個體系的“軟著陸”。我不知道接下來具體會發生什么，因為我跟諸位讀者一樣，只是普通人罷了。我最想分享的，是《銀河系漫游指南》封面的那句經典名言：

不要恐慌(Do Not Pa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