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瑤：為了那些被「隔空猥褻」的女孩

一起罕見的「隔空猥褻」案件，涉及40多個未成年被害人，多數是7到10歲的幼女。為了找到這些被害人取證核實，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副主任李思瑤，去到全國9省，14個市，16個區縣，用了一年多時間搜集證據，最終使得犯罪者獲得頂格量刑。

這個過程充滿曲折。她發現，孩子家長大多數有抵觸情緒，不愿意配合取證。一位父親為躲避取證，連夜帶著妻子和孩子離開了；另一位父親知道孩子被猥褻時，不是體恤孩子，而是立馬打了她一頓。在孩子委屈的眼淚里，李思瑤明白了，她不僅要與犯罪者抗爭，也要與家庭對猥褻案的偏見抗爭。

李思瑤說，未成年人問題，很多時候是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的縮影，這些問題不是憑一己之力能改變的。她和同事們每年會開展上百場各種形式的線上線下法治宣傳，有時候遇到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還是家長排斥。也因此，未檢工作經常帶給她無力感，但同時，她仍然要拼盡全力去做。她想，保護好別人的孩子，也是在保護自己的孩子。

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演講中，李思瑤分享了自己在未檢工作中的經驗和思考。她說， 「未檢工作，要了解孩子的過去，更要著眼于孩子的未來。」而只有持續地「親歷」，持續地「在場」，才能讓自己在孩子最需要的時候，知道怎么為他們打一把傘。

以下，是李思瑤的講述——

策劃｜《人物》編輯部

大家好，我是李思瑤，來自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四葉草」團隊，是一名辦理過600多件各類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未檢檢察官。

可能大家對于未檢檢察官并不是那么熟悉，舉個例子，一個孩子犯罪了，或者一個孩子被侵害了，這些案子都歸我們管，總的來說，我們的工作就是保護和救助孩子。

關于今天「在場」這個主題，我感觸特別深，因為對于未檢檢察官來說，總是要不斷地深入各種未成年人案件的現場，接觸案件嫌疑人、被害人、各種各樣的證人，才能搜集到足夠多的案件細節，在我們內心逐步建立起對真相的確認，也幫助我們去思考下一步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該如何開展。

比如去年，我辦過一起「隔空猥褻」案，光是這一個案件，就花了一年多時間，取證涉及全國9省14個市16個區縣，才算搜集完開庭所需要的證據。

這起案子非常特殊，一是和傳統的猥褻手段不同，嫌疑人沒有直接接觸被害人的身體，而是通過網絡索要私密照片、視頻，以及視頻裸聊的方式，實施「隔空猥褻」；另一個特殊點在于，涉及的被害人遠遠不止1個，而是有40多個，甚至多數都是7到10歲的幼女，但是沒有一人主動報案。

最早接手這個案子的時候，我感覺特別震驚：嫌疑人舒某，男，20多歲，2019年到2022年期間，他在網絡平臺四處尋找幼女，看到對方發照片、視頻，就私信她們要不要跟自己「處閨蜜」。那段時間，小女孩特別流行在網絡上找閨蜜，舒某就抓住流行趨勢，把自己偽裝成同齡女孩，還虛構了一套身世：從小被收養，養父母對她很不好，還有一個哥哥老是欺負她，她很孤單，因此才想到網絡上找「閨蜜」。

舒某設置的圈套可以說是「閨蜜三步曲」：第一步，以閨蜜名義相互交換姓名、年齡、住址等個人信息；第二步，打著「相互交流身體發育」情況等名號，要求小女孩給他發一些隱私照片，如果小女孩不愿意，就用閨蜜的身份情感綁架，或者用第一關的信息威脅；再到第三步，就是以「曝光照片」為威脅，要求小女孩發視頻，甚至裸聊。

這些方法在成年人看來可能很荒唐，但對單純的小女孩特別管用。舒某還讓女孩介紹姐妹、鄰居、好朋友一起當閨蜜，至少有4個被害人都是經過介紹被拉到陷阱里。有的女孩也想過各種方法逃避，比如說自己做作業忘記拍了，例假來了不方便，還有女孩懇求舒某放過她，否則就要去自殺，舒某不僅無動于衷，還恐嚇女孩，自殺也沒用，散播照片同樣能毀掉她的清白。

讓我更震驚的是，舒某自己供述以這種手段成功侵害了40多名未成年人，而我們也的確在舒某的手機里發現了40多個以人名命名的文件夾，內含大量的未成年人隱私照片和視頻。但是，沒有任何一名被害人報案。

這些孩子是誰？照片、視頻上真的是她們本人嗎？從法律認定上來說，我們必須要找到這些被害女孩取證核實，才能確定存在明確的犯罪事實。

但猥褻行為隱秘地持續了3年多，有的聊天記錄被刪除，有的女孩拉黑了舒某，我們和公安機關嘗試了很多很多方法，最后拼盡全力終于核實出20多個疑似被害女孩的身份。

但當我們滿懷希望準備去找這些女孩取證時，沒想到卻遇到了更大的困難。那就是孩子家長大多數有抵觸情緒，不愿意配合取證。

我們檢察系統有一個原則——檢察官的「親歷性」原則，意思是檢察官要從案卷和辦公室里走出來，去現場實地調查核實，親歷感受，否則你可能永遠解不開一些問題的答案。

我在舒某案里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去找這些孩子之前，我內心很疑惑，為什么受害者這么多，卻沒有一個家庭主動站出來報案？為什么明明孩子受到了犯罪的侵害，很多父母卻都不愿意帶孩子出來作證？

一些家庭表示拒絕，是覺得事情已經過去了，害怕司法機關介入，會讓孩子遭受二次傷害。還有一些家長擔心，案子將來會不會公開庭審，這件事會不會寫進孩子的檔案？但排除這些疑慮之后，我才發現還有一層障礙在于：孩子爸爸不允許。

我記得有一個小女孩，當確定了女孩身份，我們先給母親打電話，說孩子可能在網絡上遭遇了猥褻。母親剛開始很配合，說第二天就帶孩子來取證，但是很快，又打電話說不行了，因為孩子爸爸知道之后，直接就把孩子打了一頓，堅決不讓孩子作證。之后，我們就聯系不上那位母親了，只好去家里尋找，但怎么都敲不開門。后來才知道，孩子爸爸連夜帶著母女離開了。

經過我們多次聯系、充分釋法說理，后來孩子媽媽終于同意瞞著爸爸把孩子帶來作證。讓我們欣慰的是，孩子非常非常勇敢，陳述很主動、很全面，她還告訴我們曾在舒某的要求下介紹朋友給舒某，這樣就又多牽出了一個被害人。

還有一個孩子在取證現場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在講述舒某如何威脅她時，孩子沒有哭，但講到爸爸知道這件事后，立馬打了她，孩子眼淚「唰」地就掉下來了。她媽媽就在邊上說，爸爸之前從來沒有打過她，這是第一次打她。

說實話，在那一年多里，當我總是看到孩子委屈得掉眼淚，我也曾經動搖過，我在想，我這么執著地找到她們，到底是對的嗎？是不是我不介入，她們反而不會遭受打罵？但我內心又非常堅定地認為，引導督促父母盡職盡責，讓他們認識到「孩子沒有錯，錯的是犯罪分子」「孩子需要的是關心和支持，而不是打罵」正是我們未檢檢察官的職責所在。家庭需要了解孩子真實的情況，關注到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出現心理問題，我們也可以提供進一步的專業救助。至少把該做的工作做到了，我們再把選擇權交給家長。

欣慰的是，在我們的努力下，大多數家庭選擇了帶著孩子勇敢作證。遺憾的是，還是有一個家庭選擇了拒絕。

最終，我們認為舒某侵害人數眾多、被害人大多年幼，同時結合舒某實施猥褻的時間、次數、手段、后果等情節，對舒某頂格量刑并獲法院判決支持。舒某認罪認罰，沒有上訴，判決生效。本案經媒體的多輪報道，使更多人開始了解和關注「隔空猥褻」這種犯罪及其危害。

在未檢工作中，有一項「帝王原則」，叫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這是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提出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這8個字看起來非常明確，但落實到每一個案件里，其實都需要做不同的抉擇，這也讓我時常在焦慮，時常在糾結。

記得我還辦過一個男孩刻假公章的案子，男孩身世很可憐，沒有媽媽，家里也沒人管他，照他自己的話說，「是在墳地上住過的那種人」，跟著村里人一起來北京，做起了刻假章的行當。考慮到男孩的犯罪情況以及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我決定對他做出「附條件不起訴」，給他設立6個月的考察期，如果通過考察，就可以最終對他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這是我來未檢之后做的第一個附條件的決定，當時真的費了很大心血，給男孩找了一個觀護基地，在一家愛心餐飲店做服務員，每周還會給他安排社工的幫教活動。周末我也經常去他上班和活動的地方看他。男孩由于成長經歷帶來很多不好的生活習慣，不愛洗澡，不洗襪子，甚至會去撿客人的剩飯吃。觀護基地的幫教人風格比較嚴厲，兩人經常因為這些問題發生沖突，因此男孩經常有干不下去的沖動。有一次，男孩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不想干了，干脆把他抓進牢里去得了，我跟他聊了一部電影的時間，才算把他勸下來。

但后來，就差幾天考察期就結束了，男孩還是跑了，好幾天夜不歸宿。沒辦法，只能提前結束考察把他起訴到法院判刑了。我心里特別挫敗。去看守所看他的時候，也有一些人跟我聊，說問題少年干脆判了得了，你們未檢干那些幫教有用嗎？

當時我很沮喪，也動搖過，幫教是不是真的沒有用？

但是后來，我的想法改變了。做假章的男孩出來之后，主動聯系我們說，其實當時感受到了被愛、被支持，也很愧對我們檢察官、幫教社工，他之后不會再做壞事，也會慢慢養成好的生活和行為習慣。到現在，他找到了正經的工作，過節還會給家里添一點家具和電器，生活情況都很好。

那時候我就理解到，有沒有用不能完全以當下的標準來判斷，我們做未成年人工作，要了解孩子的過去，更要著眼于孩子的未來。

但孩子的未來有時候也充滿太多不確定性，因為未成年人問題，其實很多是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的縮影，而這些問題都不是憑一己之力能改變的。

去年我手頭上還有一起隔空猥褻案，女孩都做完證了，媽媽提出申請說，想給孩子做一下心理疏導，我就覺得特別好，但是等專業資源準備介入的時候，爸爸就在電話里極力否認，說不是他們家孩子，是孩子號被盜了。

為了從源頭改變這些觀念，同時教會孩子們自護知識從而減少未成年人受害案件的發生，我們每年會開展上百場各種形式的線上線下法治宣傳，但有時候遇到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也是家長排斥。但孩子發育又是客觀現實，如果沒有正確引導，就可能通過亂七八糟的渠道去了解，讓人很難過的是，有的孩子甚至是在被猥褻的過程里，才第一次接觸了性知識。

也因此，未檢工作時常會帶給我無力感，但另一方面，我還是要拼盡全力去做，特別是在我當母親之后，辦案時會不自覺地想，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受傷害，那會有多么難受。換過來講，我會覺得保護好別人的孩子，也是在保護我的孩子，這種責任感會更加的深刻。

其實，辦完每一個案子，我都會有很多欣慰的瞬間。比如舒某案中，我遇到過一位媽媽，看起來是一個能量很足的人，但一聊起案子她全程都在掉眼淚。她告訴我們，她與孩子父親其實和舒某有過一次正面交鋒，但最后還是敗下陣來，舒某以孩子的人身安全為要挾，以至于他們害怕報警，一年多來都要親自去接孩子放學。直到我們帶來舒某被抓的消息，告訴她照片和視頻全部銷毀了，她才感到，終于可以睡上一個好覺了。

我熱愛未成年人檢察這個工作，辦的每一個案子都能讓我成長，面對的每一個問題都能讓我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責任，孩子們的每一次改變都能讓我感受到努力的價值所在。而持續地在場，持續地經歷，讓我感受到社會、家庭打在一個孩子身上具體的烙印，也讓我能在孩子最需要的時候，知道怎么為他們打一把傘，讓他們不用再淋雨。

我是未檢檢察官李思瑤，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