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歲，一個不會寫字的女人，寫了自己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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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包

“還沒動筆，我已落淚。”

這是《阿包》的第一句話，我從這句話迅速沉浸到阿包這個普通女人的故事中，大概6個小時后，讀完了這本9萬字的書。

撰文 | 伊登（Eden）

編輯｜晨仔

阿包的故事

“我不知道該怎樣來述說自己的人生，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懷疑，我是不是一個因為投錯了胎才來到人間的什么動物？我的前世難道是豬？是牛？是馬？還是別的什么牲口？我因為走錯了路來到人間，卻依舊沒有改變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

阿包，就這樣用簡單直接的語言，將她的故事，一股腦地傾倒了出來。

● 阿包

阿包是出生于貴州黔東南雷山縣固魯村的一個普通苗族女人，今年57歲。

她和我在貴州遇到的苗族女人很像，小小的個頭，150出頭，但健康、結實，說話的聲音開朗又淳樸，和她說幾句話，你就會很想和她親近。和很多這個年紀的苗族女人一樣，阿包不會寫字，也不識字，因為在苗族人的傳統文化中，他們通過語言，通過繪畫來記錄，沒有文字。

只有受過教育的苗族孩子，才會讀書寫字，而阿包的家庭，媽媽很早就因病逝世，家里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阿包和妹妹，除了哥哥，三個女孩子陸續都退了學。

● 小時候沒條件照相，這是我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張相，當時我大約5歲：（左起）哥哥、媽媽、姐姐，我、爸爸、舅舅（1973）。?

好學的阿包為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讀到二年級，她最后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二十歲的時候，她稀里糊涂地經人介紹下，嫁給了比她大18歲的老趙，和老趙生了兩個女兒。老趙也很窮，為了給家里多掙點錢，阿包去貴陽打工，沒有想到，去了沒多久，阿包就遇到了更大的劫難。

她和另外兩個小姑娘，在人才市場上遇到幾個人，說是讓她們拿點東西，幾天就回來。她們完全沒有想到，這幾個人是騙子，懵懵懂懂地就跟著坐上一輛開往北方的火車。幾天后，她才知道被人販子賣到了河北的某個寨子。

在那里，阿包日也哭夜也哭，告訴買她的那戶人家，她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已經結扎了。她那家人家呆了幾個月，終于趁一次趕集的機會跑了出來。跑到第三個村子，躲在一戶人家里，求那戶人家的叔叔帶她去了派出所。

阿包很幸運地第一次逃跑就成功了，但是她回家的路并不順利。

● 20歲這一年，我嫁給了大我18歲的煤礦工人老趙（1989）。

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要從河北到貴州。走投無路的她最后進了收容站，在那里又度過了兩個月充滿恐懼和不安的日子。

在這樣的日子中，阿包記得的也是別人對她的每一點好。她感謝免費讓她坐車，甚至還給她買了一個包子的售票員；感謝那個告訴她可以去收容所的阿姨；感謝騎自行車帶她去報警的叔叔，甚至對那個花3500元把她買過來的人家，她都沒有說他們的壞話。她覺得如果自己就這樣跑了，對不起他們花的錢，想著要多幫人家干點活。

終于，收容站集滿了一車去貴陽的人，將他們一個一個送回去。阿包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家，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兒們，卻沒有想到老趙以為阿包跑了，已經和前妻生活到了一起。

在那之后，阿包再也不敢去做沒有把握的工作，而是找到了一個在貴陽醫院做保潔的工作。她除了給醫院做保潔，又因為勤勞、品性好，贏得了醫生們的信任，開始給醫生們做鐘點工。阿包沒日沒夜地干活，賺錢，把兩個女兒都供上了大學。

但是人生的意外一個接一個到來，她送走了自己的親哥哥，送走了老趙，送走了爸爸，生活總是在剛剛給她一點甜的時候，又會接著給她一個巨大的重創。

“以前我在貴陽醫院打工，身邊有10來個小姐妹。有時我們在一起擺擺龍門陣，互相聊一聊，也是各有各的苦，但是我看誰都沒有我那么苦。當然，我自己的事情，被拐賣被騙的事情，我也不大會說給別人聽的。”

● 一晃眼，我成了外婆（2019）。

經歷了那么多的苦難，阿包有了一個念頭，她想讓自己的女兒、自己的孫女知道自己的故事，讓她們知道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有了文化，就不會那么容易被別人騙。但是她不會寫字，她用了最笨的一個辦法——每天晚上，等家里人都睡了，她就對著手機說話，手機將語音轉化成文字，她再把這些看不懂的字一個一個抄在本子上。

在丈夫老潘的幫助下，這些文字，最后變成了一本書《阿包》。

57歲的阿包，成為了一名書寫者，她的生命有了注腳。

● 阿包在田間勞作。

此刻在貴州鄉下生活的阿包，還沒有感受到這種變化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實質影響。

身邊除了最親的家人，其他的小姐妹都不知道阿包出書了，“我沒有告訴她們，也沒有發在自己的朋友圈。”她覺得刻意去說這些不大好，好像在炫耀。和老潘在一起后，她逐漸遠離了昔日的小姐妹，她們并不清楚阿包現在的生活，就算是看到書，也不一定能把這個“阿包”和在醫院時候的“小李”聯系在一起。

她接受過七、八家媒體的采訪，有的媒體還跑到她家里來，她就像招待朋友一樣，熱情地招待他們，有的還在她家睡了兩晚才回去。

她還在繼續寫自己的故事，第二本書已經簽約，講述她們幾個姊妹從農村到城市打工，和在醫院工作的20年里看到的人世百態。寫第二本書的時候，阿包明顯流暢了很多，她的普通話越來越標準，會寫的字也越來越多。

等到第一本書的稿費結算時，是阿包平生第一次拿到靠寫作獲得的收入，她不知道究竟會拿到多少錢，但也已經暗暗規劃了用途。“我想給潘老師買一部照相機，一臺電腦。因為如果沒有他，我不會有機會出這本書。如果還有的剩，我想給自己買一件好一點的衣服，或者是繡一件衣服，還想買一雙好走路的鞋。”

● 我不知道未來還會有怎樣的苦難，但眼下，我對生活充滿了希望。

什么是最重要的？

活下去，活下去最重要

“我們就像著世上千千萬萬的老夫老妻一樣，平凡而真實地活著。我們沒有太多復雜的想法，我們只想著活一天算一天，因為像我們這樣卑微的生命，本來就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在《阿包》的故事中，老潘的出現出人意料。

2018年的冬天，阿包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老潘打來的。他因為腰椎間盤突出，無法動彈，需要找個人照顧他。

讀者會問，老潘是誰？

原來，阿包17歲的時候，第一次去貴陽，幫表姐看孩子，老潘就是表姐的前夫。表姐離婚之后，阿包就和老潘失去了聯絡，直到很多年后，老潘作為嘉賓，被雷山縣政府邀請過來開會，阿包才知道，原來老潘是個名人，他是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出了幾十本書，他叫潘年英。但是他們也只是打了個照面，直到2018年，老潘投奔阿包來了。

● 17歲，我來到省城貴陽，給表姐帶孩子（1985）。

老潘給阿包打電話的時候，想得非常單純，他的身體狀況很差，已經站不起來了，母親年紀很大，親姐妹各有各的生活，又不相信醫院或者護工能夠治好他的病，他需要一個人照顧他，而他的第二任妻子，當時已經和他分居，根本聯系不上。他想到了阿包，除了阿包是個信得過的人，也因為阿包在醫院工作過很多年，會一些基礎的護理知識。

那時候，他完全沒有其他的想法，也不知道阿包的丈夫已經過世6年了。

他對阿包說，“你只要幫我一點點就可以了，不要幫很多。”一點點是什么意思呢？“度過這一段，我只要度過這一段，就還會重新站起來的，我知道我有這個能量。”

● 1986年我和表姐的孩子合照，表姐的孩子很可愛，可惜我后來再也沒見到他。

在阿包的悉心照顧下，老潘站了起來，他拄著拐杖又回到了學校，但是這時他發現他的生活還是很困難，他還是很需要一個人的陪伴，而阿包，也真的很適合他。

當他第一次向阿包表示要一起生活的意愿時，阿包嚇了一跳，她覺得你開什么玩笑，她說你這種身份的人，我怎么可能高攀。后來老潘把自己的情況和難處告訴阿包，阿包又去問自己女兒的意見，女兒們的第一反應也是，他不會是個騙子吧。后來經過她們的仔細分析，覺得可能是真的，加上老潘在她們家住了40多天，她們才慢慢相信，覺得母親可以和老潘慢慢相處試一下。

“說實話，這個期間，也有其他愛慕我的人，我也想過，有沒有可能和其他人重新組建一個家庭。但是她們都不如阿包的關鍵的一點是，她們做不了一些很具體的事情。她們在心里，在情感上是愿意幫助你的，但是真的到了實際生活中，這些事情她們做不了。比如說照顧我的母親，給一大家人做飯，比如現在我在老家搞這個房子，這些木工泥水工，所有這些工人都是阿包在做飯。”

年輕的時候，老潘也是很浪漫的人，他感受過激情之愛。

● 我一邊照顧潘哥和兩個外孫女，一邊照顧生病的婆婆。

他和他的第二任太太楊老師之間就有這種情感。年輕的時候，他身上只有一百多塊錢，他把它們全部用來買了一把吉他送給楊老師，自己餓了一個多月。那時兩人兩地分居，她住在縣城，他就騎自行車，騎將近300公里去看她。但是在婚后兩個人的生活爭吵不斷，每次吵架的事時候，老潘就會想，兩個知識分子是不適合生活在一起的，還不如找個沒有文化，心地善良的女人。

“年輕的時候，覺得激情是第一位的。但是到老了，到我們年紀快60歲了，這個時候你就覺得這些東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活下去，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在老潘辦完了離婚手續后，他和阿包每天生活在一起，兩人形影不離，不論是開會、上課、采風，他都帶著阿包一起。2024年，老潘退休了，在他生日的那天，和阿包領了結婚證。到現在，他們已經在一起生活了6年。

阿包在書里絲毫沒有修飾地寫了老潘找到她的過程，這段結尾在網上被人置喙，怎么一本定位于“女性主義”的書，到最后女性變成了給人做保姆？阿包的主體性呢？很多讀者無法對這種不適視而不見。

● 外孫女苗苗跟著我和潘哥去了很多山美水美的地方。

老潘能夠預料大家的反應，但他沒有試圖美化書中的自己，他并不否認對阿包的感情開始存在實用的成分，“一開始，我是需要阿包，后來慢慢地過渡到我覺得阿包非常適合我，到現在，我覺得阿包是上帝賜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當這些東西變成了我們默契的生活時，愛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種愛和年輕的時候那種瘋狂的愛不同，是互相依賴，互相扶持。你要說那種很瘋狂的愛，那的確是沒有，但是前段時間，我照顧母親，她在女兒那邊，我們分開了20天，我們每天都要視頻，那種思念不是假的。”

“大家都叫我給阿包多花點錢，我不大愿意去回應這些，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比如說，我原先學校里的房子留給前妻了，我后來一直是自己租房子住。現在我想在老家蓋自己的房子，要花很多錢，阿包完全是鼎力支持。但是她花錢的時候，我也是毫不猶豫的。比如前一陣子阿包回鄉下參加鼓藏節，我給阿包買了衣服，買了銀項圈，項圈一個就要7000多。”

● 2018年，我因為照顧生病的潘哥，他給我買了這一身衣服。

不論網上的人怎么說，都不太會影響阿包和老潘的感情，“都這個年紀了，我們兩過好比什么都重要。”阿包說，她發自內心地覺得現在的生活比原來輕松多了，“我們現在生活不困難，都不需要依靠兒女，潘老師也有自己的工作，他的退休金也很高，我們吃飯也不花什么錢，現在為了身體，也不會大魚大肉，都是吃原生態的蔬菜。唯一要花錢的就是潘老師想在貴州老家農村蓋起自己的房子，這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心愿，這兩年可能要花很多錢，花很多精力，但是房子弄好了，我們想在哪里就呆在哪里，他也沒有遺憾了。”

他們兩個人看上去太不相配，一個是大學教授，沉浸于文學、精神世界，一個是連字都不會寫的，只讀了二年小學的農村婦女，但他們在一起意外的契合，他們在一起這6年，幾乎沒有吵過架。

他們搬到了貴州鄉下生活。每天早上8點，阿包給老潘做好早飯，一杯牛奶，兩個核桃，一個雞蛋，要不就是一個饅頭，老潘吃完之后就進屋去寫自己的東西，到了12點再起來吃午飯。

● 潘哥在單位辦公室住了一年，這鐵床是我幫他買的，才50元。

午飯通常就是簡單的面條，吃完午飯，睡一會，下午接著寫作。到了傍晚5點左右，兩個人會出去散一小時的步。散步的時候什么都聊，聊家常，聊房子，也會聊文學。“我會和她說我看的書，阿包沒有看過書，但是我可以和她說故事，只要講故事，她就會明白。”老潘說。晚上10點，阿包給老潘打水洗臉洗腳，上床后看看手機，再聊聊天，一天就結束了。“每天都是這樣，也沒有什么人來打擾，我覺得日子過得還是很開心的。”阿包說。

在上一段婚姻中，老潘是做家務的，但現在阿包不想讓老潘做這些，“看書寫字都是需要時間的，沒有時間搞飯菜也是正常的。”

在阿包的悉心照顧下，老潘的身體這兩年恢復得很好，“幾年了，冬天都沒有得過感冒。”

“潘老師是個作家，文化人，我沒有文化，沒有工資，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我覺得還是可以的，他這個人很好，從來不會說謊話。當然，我對他也很好，我這個人只要喜歡哪一個，我就是全心全意地對他，只要有好吃的，我就先拿給他吃。”

的確，我在采訪中和潘年英聊了短短30分鐘，他的誠實讓我感慨，我之前采訪過各式各樣的情侶，記錄過愛的種種面貌，老潘和阿包的感情看上去和之前的每一種都不同，但何嘗不是愛的又一種面貌？

● 跟著潘哥走南闖北，我什么苦都吃過，但心里很甜蜜。

我們以前看的故事是描寫“善”

但阿包是用自己的故事表達了出來

阿包堅持不懈地對著手機講故事，又翻譯成文字抄到本子上，進行了一個星期，老潘開始好奇她到底每天不睡覺在做什么，發現阿包已經寫了20多頁。他看完之后，說蠻好的，又找了一個筆記本給阿包，鼓勵阿包繼續寫。就這樣，阿包越寫越多，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寫滿了兩本信箋紙和兩個筆記本，交給了老潘。

作為第一個讀到這些文字的人，作為一個人類學的教授，潘年英自己出了幾十本書，大多圍繞貴州侗族人文，他很清楚這些文字的質地。

● 2022年夏天，我開始用手機語音翻譯功能創作我的自傳作品《阿包》。

“就像我現在裝修鄉下的房子，我不會去刷墻粉，也不會用地磚，我全部都保留了水泥，因為水泥的質感能夠讓人感受到和時間，或者是和土地的連接。當然最好的是用溫暖的木地板，最差的是冰冷的瓷磚，我覺得阿包的文字就接近于這種粗糲的水泥，它不是最好的，但它是鮮活的，有力量的。”

老潘找了打印店把阿包信箋和筆記本上的文字都打進電腦，再幫阿包做了整理。他沒有修改阿包的文字，只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問了阿包是什么意思，重新記錄。書稿完成后，他拿著書稿尋找出版社，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希望能將文字改成《秋園》的文字，老潘拒絕了這個要求，因為他知道楊本芬是有文化的人，但阿包不是。

“阿包的文字如果改了，就不是阿包了。”

● 《阿包》

書稿最后輾轉到了樂府總編涂涂的手上。

書稿是同行姜小壞拿給涂涂的，他們在同一個出版從業者的群里。老潘先是將書稿交給姜小壞，姜小壞喜歡這個故事，但他判斷這本書并不適合自己的公司，又將書稿交給了涂涂——盡管此前，兩人并不認識。

素人寫作，邊緣人物的口述故事，女性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本書都非常“樂府”。在此之前，樂府做火了素人作者楊本芬奶奶的《秋園》。

拿到書稿之后，樂府內部有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意見集中在，從文學的標準來看，它有沒有達到一本書的出版標準？

最后讓涂涂做出了決定出版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故事契合了女性書寫的時代情緒，更重要的是，他從頭到尾被這個故事所吸引，“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強烈吸引力的文本。阿包雖然不認識字，但她天生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人類一直有口傳文學的傳統，很多民間故事就是一種口傳文學，所以我覺得，它就是文學。”

● 我常常對潘哥說，我們好好活著，因為我們一路走來，都不太容易。

阿包的書稿，編輯沒有對文字做任何修飾，保留了它原生態的質感。除了刪了一些涉及收容所的內容，以及涂涂堅持沒有放原先潘年英寫的序言。

“還不光是從性別或者說階級的層面出發，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是阿包自己的故事，她已經完成了一個完全自由的，本真的表達。在他們的生活之中，潘老師的贊賞和支持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對這個作品，我就覺得它應該純粹是阿包自己的。所以我和潘老師討論了一次，他也完全理解和接受。”

《阿包》上市三個月，發行了2萬冊，這個數字在今年，不要說是一個素人作者，就算對一個成名作家來說，也是不錯的成績。盡管涂涂對它還有更高的期待。

“去年，整個出版行業是雪崩式地下滑。前年疫情剛剛結束的時候，大家仍然有過幻想，然后去年讓我們認清了所有的現實，沒有幻想沒有復蘇，就是真正的雪崩。讀者的變化、信息渠道的變化都爆炸式地累積在一起，除了‘有用’的書，我們所出版的‘無用’的書，市場的下滑可能在40-60%之間。”

在這樣的現實下，“出版行業在某種程度上被恐懼籠罩了，很多人在做書的時候會很害怕，當你害怕的時候，就只能做尺度之內的、經驗之內的東西。但始終，出版是一個需要創造性的行業。”

● 跟潘哥在一起，我們總是很開心，好像我們之前經歷的苦難都不存在。

為了后續的發行，這本書與果麥公司合作，擴大了書的影響力。果麥曾說，在中國的出版史上，《阿包》第一次讓一個原本沒有機會表達的人去表達。

從這一點上來說，阿包是幸運的，很多新作者的作品可能根本就沒有機會被大家看見，而《阿包》一上市就得到了關注，很多主流媒體對阿包產生了興趣，這是之前很少得到關注的一個群體。

即便最近幾年，底層群體的口述故事備受關注，例如《我的母親做保潔》《我在北京送快遞》，但阿包和他們仍然不一樣。

“做保潔也好，送快遞也好”涂涂說，“這些群體仍然在我們的體感之內，他們可能屬于小鎮做題家階層，從鄉村或者小城往大城市涌動，在流動中面臨階層的變化，這是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群體經驗。

但是阿包和他們不一樣，阿包不在這個層面的群體經驗之中，她是更底層更偏遠的山里，向一個相對不那么發達的中型城市流動。她更多的是講述我們母親這一輩人，所經受過的苦難和她們的付出。阿包是更底層，更沒有資源的一個群體。”

那么，《阿包》的讀者是怎樣一個群體呢？是怎樣一批人，會喜歡看一個連字都不認識的山區女性講述的故事？

涂涂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只能憑自己的感受說，大部分和他交流，或者采訪阿包的人都是女性。

的確，我喜歡阿包的故事，我12歲并不是很愛讀書的女兒，也津津有味地讀完了它。

“在阿包的身上有很珍貴的東西，她具有人類一直相信的善的東西，這種善，一直是傳統文學在描寫的東西，但阿包，她是用自己的故事表達了出來。”

《阿包》

被輟學，被拐賣

但不被命運壓倒

在底層，不識字

卻大聲講出自己

這是一個女人的掙扎

這更是一個人的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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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伊登（Eden)，休閑學碩士。悲觀人生，樂觀生活。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this world.

本文配圖均來源于網絡，版權屬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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