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國田：劉觀民與大甸子

劉觀民與大甸子

文 / 邵國田

劉觀民，中國著名考古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首任隊長、漢唐研究室主任。生于1931年，病故于2001年7月，享年70歲。

劉觀民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首屆畢業生，即號稱北大考古專業“黃埔一期”學員。畢業后即分配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9年協助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發掘遼中京城址，1960年以后發掘了富河、蜘蛛山、夏家店、藥王廟、西水泉等遺址。糾正日本人對紅山后第二期文化由于地層混亂所產生的錯誤，確立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命名了富河文化，這是對遼西新石器時代考古學認識上的第一次大飛躍。同時，還調查了陰河兩岸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得出該文化聚落是成群分布的規律。“文革”后的二十年里，劉先生和他的團隊幾乎就一項，即發掘和整理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和墓地。我剛入文物戰線即與先生共同工作了10余年，朝夕相處，經歷了大甸子從調查、發掘到報告編寫的全過程，許多情節至今記憶猶新，寫成小文，記錄于左，以表對先生的緬懷之情。

一、相遇滲金吐

1974年7月份，正值沙通鐵路沿線考古發掘進行了一個多月，工地上迎來了一大隊參觀者，即視察康家營子遼墓的國家文物局、省和盟文化局的領導們，同行的還有正在松山區初頭朗發掘夏家店下層文化山城遺址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的劉觀民先生。我作為地方文物干部自然被指定為接待人員。他們考察康家營子遼墓后，便來古魯板蒿鄉的滲金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址的發掘現場，在石砌的圍墻內分布著半地穴圓形房址，這正是劉先生他們最早考古探索的內容，所以他十分熟悉。

1959年劉觀民在遼中京城址發掘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左數第二人徐光冀 第三人劉觀民

他們開著兩輛吉普車，來到滲金吐遺址考古工地，下車后和我們這些來自第一線的文物干部一一握手。這處發掘點有來自喀喇沁旗的鄭瑞豐，他曾于1959年發掘過遼中京，那時劉觀民也被請到遼中京指導發掘，所以他們兩個早就認識。

我是第一次見到劉觀民，他中等身材，略有駝背，微胖，很健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脫發嚴重，說話聲音很重而洪亮，戴著一副度數很高的近視眼鏡，頗具學者風范。

整個發掘現場他看了一遍，在挖掘出的土堆上隨手撿到一枚骨錐，他很嚴肅地說，我不管是在這里的主持發掘，這種成型的骨器怎么會遺棄掉呢？看來這是一個很嚴謹的考古學家。

接著，又來到白斯朗營子遺址，對這處遺址的發掘沒有批評，對新的發現——小河沿文化聚落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們考察完這兩個遺址后就回旗了，我仍留在工地上。

二、小陳列獲得大信息

回到旗后，他們參觀了陳列室，引起了劉觀民的高度關注，看到成組完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器，他敏感地意識到只有墓葬才會有這樣完整的陶器出土，而繪的彩也很少脫落，真是意外的驚喜。因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30余年，命名也有10余年，還沒有發現墓葬。他回到初頭朗后，即派劉普祥前往大甸子實地調查。陪同他們調查的是文化館的館長王玉珩。他們還在一座殘墓中清理出一件彩繪陶鼎，一件玉斧。

因為我在考古工地上，此時也正處于緊張階段，這一切我渾然不知。劉普祥返回初頭朗后向隊長匯報后，并當即決定停止那里發掘工作，從初頭朗轉移到大甸子。

大甸子遺址和墓地是1973年發現，是旗教育局干部何其善到大甸子中學下鄉，看到在修建校舍時往往見有整個人骨架和完整陶器挖出，有些學生便將這些陶器拿回家，老師們也將陶器拿到辦公室當筆筒用。何老師將這些情況告訴我，我決定親自走一趟。

經現場調查發現：大甸子城址為橢圓形圍墻，外側高出地面有2米余，面積達6.6萬平方米，溝之西有一座小城，另有6處小型遺址，其中有一處是窯區，位于遺址西南側，窯爐密集。城壕之北側即是墓地，占地約2萬平方米。

我去大甸子中學調查時，恰在暑假期間，學校除了值班老師外，還有做飯的尤師傅，他們給我提供很多線索，并將擺在各辦公室當筆筒的陶器也拿給我，我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到各村學生家去征集大甸子墓地出土的文物，近處很容易就征集到，遠一點有十公里，有些難度，一個來回就走大半天，如去寶國吐鄉溝門子村征集一件彩繪陶罐時，還遇上了大雨，來回要走20余公里的路。這些陶器有的裝菜籽，或供神像香爐，可惜大部分被當成鹽簍，不僅彩全部脫落，整個器物也被鹽化。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從東北向西南攝）

（圖片來自網絡）

我對值班的老師說：“你們要保護墓地，將來肯定就要大發掘。”尤師傅聽了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那樣的好事。

我將征集到的彩繪陶器和在城址采集的一些石器，畫了一組器物圖，過了十月一，就去赤峰四分地發掘，我將這些圖給郭大順看了，他十分重視，說這很重要，要我盡快寫一個簡報發表。我當時只參加一年多的文物工作，從未寫過這樣的文章，初冬時節，他回到沈陽，又寫信催促我。而此時全區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熱火朝天，我也馬不停蹄四處奔波，救火般應急大會戰各種發現，根本沒時間寫簡報。

大甸子遺址和墓地平面圖,選自《大甸子》一書（本圖略有改動）

所謂文物陳列，是從庫房隔出的一間小屋，請當地木匠做了四個立櫥，把大甸子和各地大會戰中出土的文物展示出來。這是敖漢旗有史以來第一次展出文物，從此經歷從無到有，由少積多的過程。更沒有想，就是這個小小的陳列室卻收藏重要的信息，被識珠人看到，使劉觀民先生一眼看清他和他團隊未來工作的方向。

三、第一次發掘

1974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考古工地接到電話，說讓馬上回新惠，到了旗才知道，劉觀民他們要進駐大甸子開始發掘，讓我陪同一同前往布點。

中午在旗招待所接待劉觀民一行，賓主們都喝些酒，餐后即向大甸子進發。旗里陪同的還有旗政工組長白云濤，副組長耿水利，文教科長于慶等。我和劉觀民乘第一輛車領路，我坐在副駕駛，劉觀民坐后排，他向我說：“這次去只要挖出一件像你展出的那樣彩繪陶，就心滿意足了。”我說：“可以跟您打個賭，會挖出一大批來”。

到了大甸子，我協助安排完住宿和民工、伙房等事宜后就離開了。這片墓地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就這樣簡簡單單的拉開序幕。

沙通鐵路敖漢段的發掘工作也行將結束。我因為掌握著兩個發掘點的總賬目，要進行最終的結算，又加上整個考古隊員均去克什克騰旗二八地清理遼代壁畫墓，我們只好同去克旗清賬。過了十來天清墓和結賬結束后，我便急急忙忙回到大甸子。我和劉觀民在車上打了賭，老是惦記那是否出土彩繪陶器。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發掘現場

（照片作者提供圖）

回到大甸子，得知第一次試掘已接近尾聲，共清理45座墓，主要地點中學學生宿舍和伙房附近，工地上還有幾座墓沒有清完。把我安排在方殿春、王建國的房間，那里原是學校的打更房，成了臨時考古庫房，我去時正在打木箱裝發掘品。

我們住的那屋垛著用毛頭紙包裹著人骨架，還有幾十個骷髏頭堆一北墻，挺嚇人的。陶器也擺放的滿滿的一地，一部分是彩繪陶，顏色艷麗。我跟劉觀民說：“這下我贏了”。他高興地向我笑，接著講了發掘中找陶器的事，他說，開始挖時總不見有陶器，一連幾座墓都是這樣，陶器沒有放在骨架旁，又放在什么地方呢？揭開這一謎局的是考古所內蒙隊的副隊長徐光冀，他清理一座墓（均是土坑豎穴墓），又將墓壙四壁全部刮一遍，在靠腳一端的上方出現一壁龕輪廓，土色分明，將壁龕的土清理出去便出現陶器。這種現象在其他地區很少見。

北京人對國慶節很重視，收工后便急著回京過節。重要是往回運發掘品，在旗運輸站雇了一輛卡車，在大甸子裝好車后到新惠住了一宿。晚上沒有任何的招待，劉觀民就住在館里的土炕上，與王玉珩館長喝酒幾乎到天明。我起早去館招呼到招待所吃早餐，走進走廊就聞到一股酒味，劉觀民正搖搖晃晃地在掃走廊，他跟我說他喝多了。原來，昨晚王館長和劉先生兩個人就著幾顆大蔥和幾個辣椒，喝掉一瓶純糧酒。我走進宿舍一看，小灶桌上還有剩下的大蔥和辣椒，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這種簡單的方式更是最真誠的待客之舉。

劉觀民說早飯不吃了，吃了也得吐出來，就這樣把他送上車。試掘工作就結束了，不僅出了一批彩陶，更可貴的是還出土一件獸首形青銅杖首，墓主人應該是掌握大權的顯貴人物。

四、第二次發掘

1975年因搞批林批孔運動，大甸子考古發掘被迫停止。1976年才恢復發掘，這一次發掘工地來的人最多，有遼寧大學來了兩個班的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敖漢旗24個公社來了21名農民學員，再加上大甸子貧下中農歷史研究小組4人，這樣加起來光學員就100多人，再加上考古所、遼寧省博物館、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敖漢旗文化館工作人員有100多人。為落實遠新指示，在考古現場舉辦了亦工亦農考古培訓班，還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旗委書記章明任組長，還成立了工地黨支部以及后勤組、科教組、宣傳組，我任黨支部副書記。

全國著名的彩繪陶罍

1976年7月1日出土于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371號大墓

開班儀式前，考古所的人還沒有到。開班那天，徐光冀匆匆趕來念祝賀詞，章明書記講話，由此，整個墓地變為遼寧大學開門辦學的場地，還成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戰場”。在辦班的一個月期間，也清理了100余座墓，在老師的帶領下，每個學員均有發掘的機會，從鏟表土、找墓壙、剔土、繪制平、剖線圖、器物編號、填寫墓葬發掘記錄表，到最后驗收，就完成了一座墓的發掘過程。我也和同學員一樣，到土坑操鏟發掘。

總驗收就是劉觀民一人。墓主人均頭西腳東，長方形土坑墓平均深度有5米，靠墓一端沒有上、下墓的腳窩。他驗收時就拿學員的一表一圖，踏著腳窩下到墓坑一項一項地查驗，文字描述不對的就寫在表格里，繪圖也是哪里沒有畫對，他就寫哪個部位上，實在寫的畫的不合格的，他就寫兩字批評“重作”。我的退回圖和表一大疊，一直保存至今。他很簡樸，就光著腳穿塑料涼鞋，不見穿襪子。手握著一個水杯，是罐頭瓶改制的，外套一個用各種彩色塑料線繩編織出罩的玻璃杯子。

在大甸子中學伙房西房山子開會，號稱“房山子會議”。

正面三人分別是劉晉祥、劉觀民、郭大順（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期間出土了幾個大墓，如出土的彩繪陶罍和權杖的371大墓，彩繪陶罍現已名揚天下，能與商代白陶罍相媲美。出土一組玉器的317號墓，主人是個17歲的女性。也就是這座墓發現了一個小石杯存有紅色顏料，說明墓主人是彩繪陶器的“畫家”。

就在人們緊張而有序的發掘中，一場大批判的氣氛彌漫在工地上。一早上，校園圍墻靠向工地一面刷寫有大字標語，什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什么將革命進行到底等等，就連看工地的帳篷也貼上五顏六色的彩紙標語，格外醒目。看來一部人要搞事情，學術權威好像就是指向劉觀民，那字是大甸子公社文化站人員的字，很工整的美術字，我找到他問個究竟，他承認了說是那些人讓他寫的，我說：你馬上揭掉，考古工地怎么會貼這些個。接著找相關人員談話。徐光冀晚上也相繼來到我的住處，又將幾方的人員召集開會，如果遼大要批，那就回沈陽去批判，工地是出土珍貴文物的重地，幾個單位集中，各單位性質不同，不許來這些，就強行壓下去。劉觀民后來說我護他的駕就指這件突發事件。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出土的彩繪陶罐

選自《赤峰文物大觀》封面

一個月以后至7月中，培訓班結束。遼大和全旗各公社的學員離開了工地，工地靜下來了。到7月28號唐山大地震，工地又很緊張。發掘雖未停止，但防震抗震就是政治，都要搭地震棚。余震不斷也很強烈，影響整個發掘的進程。劉觀民和徐光冀住在村中計姓的教師家，我和郭大順住在遺址南側圍墻的單一戶劉姓農家。有時在伙房吃完飯往回走，余震來了就很難走回村子，坐的地上也顛晃著。鑒于此，工地提前收兵。

五、第三次發掘

1977年6月至9月末，大甸子迎來了第三次考古發掘。“動亂”結束了，人們的心情也無比愉悅，連空氣都變得新鮮了。這一次發掘也辦班，參加者是昭烏達盟各旗縣的文物干部，盟文物工作站也有5個年輕人參加，帶隊的老師是蘇赫先生。培訓班沒有隆重的開班儀式，也沒請各級領導到會，就是講文物專業的知識，而且是利用雨天上不了工地在教室上課。考古所的除劉觀民、徐光冀、劉晉祥外，還來了人骨鑒定專家潘其風、修復的專家王振江、鄭文蘭等。在中學校門旁蓋了伙房兼辦公室。我和郭大順依然住在劉家。劉觀民每天依舊拎著那個罐頭瓶改做的茶杯到工地，有時也當作酒杯，如果工地有重大考古發現，如出彩繪陶、玉器、銅器，每到晚飯，他總倒大半杯酒喝下去，以示慶祝。那件玉臂飾（其實是架鷹的臂鞲），出土后還在晚飯前拿給蘇赫看，蘇赫說兩個方向曲面做得這樣薄，工藝真高。

1977年全盟文物干部短訓在大甸子合影

前排左數第四人劉觀民、第五人蘇赫、第六人劉晉祥

第二排左數第四人為作者（圖片作者提供）

在未進行發掘之前5月初，豐收鄉白塔子村春匯地時，在位于南荒村東的土壩沖出一座遼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壁畫墓，保存完整未被盜掘。劉觀民、蘇赫開著盟文物站車前來大甸子布點，他們到新惠才知道我在白塔子清墓，他們便到墓地，我正在墓穴里清理，劉觀民說，我替你吧！你去大甸子布點吧。就這樣，劉先生接著清理完并寫出記錄來，還補畫西南一個立桌，一面鏡子架的線圖。

給培訓班上課的主要是蘇赫和劉觀民，蘇赫講遼代考古，劉觀民講的是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他沒有教案，僅僅是拿幾張發掘和調查必填的表格講大半天，他很少講基礎理論，就講他自己考古實踐。他畢業后的考古范圍就在赤峰，講他在這里的調查發掘，赤峰人聽格外有用。田野調查一課他在黑板上畫了一條河流和河流兩岸山勢等高線地形圖，講河流為什么彎曲，講什么是河流的左岸、右岸、第一臺地、第二臺地，怎樣去識別遺址的年代、性質，哪些地方會有哪個時代的遺址，怎樣填寫調查表，怎樣識別出新的考古學文化，“要想探索未知，必須熟知已知，不僅要熟知當地的各種文化也要熟悉全國，尤其是周邊的各種考古學文化”，類似的語言成了調查者的“偈語”這就是后來蘇秉琦先生的《談課題》。

我在我的筆記上將這些圖都畫出，這張表和地形圖成了我調查的秘笈，即是劉先生在赤峰南北野外地親身經歷的總結，也是我們每個考古工作田野調查必須遵守的鐵律，也是考古工作者必備的素質，是打開遠古神秘之門的金鑰匙，是指導我走遍敖漢的山山水水，新的文化線索一個接著一個被識別出來的法寶，也是我在上海教差不多十屆學生考古學田野調查課講的主要內容，學生也最有興趣聽，正如石興幫先生所說考古學不僅是理論的學科，更是實踐的學科，是在有經驗的人帶領下不斷實踐才只能掌握。

這次發掘的中間階段，中途分出一部分人去挖城址，屬解剖性質，整個城址共挖掘240平方米，還解剖了城墻、環壕和東南角的一個城門。城內的文化堆積2.5米厚，城門很窄，而且底鋪有石塊，兩壁鑲石片，很嚴禁，而且不止一個門。城墻為板筑。看到這樣的情景，真如偉人所言：高高的城墻聳入一個文明的社會，深深的城壕埋葬一個舊的制度。

墓葬共發掘了500余座，是四次挖掘中數量最多的一次，級別高的墓也是最多的。發掘的墓地中心部位，有10余座出土鬶爵的大墓多在這一區內。居于中心位置的一座編號726號的大墓，深達8.4米，長也近4米，有三個壁龕，分別擺放著三個不同部落奉獻的隨葬品，出土的文物也高檔。

這座大墓由于墓太深，穿過黃土層進入沙層，四壁挖的腳窩已立不住了，只能是騎著打井那樣橫桿上，雙手緊握繩旋轉著下到墓底。四壁沙層總是向下流落或成片坍塌，身子不能倚壁。這么深的并有險情的由我來操作，只在繪圖時叫個幫手為我拉皮尺量尺寸。培訓班結束后，又相繼發現905、931等大墓，劉觀民將大的墓都交給我來清理，這兩座墓中出土的編織彩繪筒形罐，胎骨已朽，僅存織痕，清理后用石膏漿灌出來，保留下痕跡。還見漆觚，均成功取回。這些都是在劉老師的指導下進行。

當時的生產隊對我們很熱情，每逢節日，生產隊總要送一只活羊讓我們殺了吃。這里離集市很遠，伙食很難搞。在青黃不接時在劉老師帶領下挖野菜，他說，1960年困難時恰在夏家店發掘，春天農民打完蔥籽，將俗稱蔥棒都扔到河邊，他們將青綠色蔥棒撿回來當菜吃。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與遺址發掘現場

（遠處是城址圍墻，城內在發掘。圖片作者提供）

六、在承德整理和編寫考古報告

1977年發掘結束后，大約在十月中旬，便將大甸子考古發掘的資料全部集中在承德避暑山莊的別墅區。這里有7處建筑，是建國初期專給中央常委們修建，每處建筑都是單獨別墅，我們占用了最里邊的兩棟和一處兵營。整理編寫小組共5人，分工是劉觀民負責彩繪陶紋飾，徐光冀負責城址材料，劉晉祥負責陶器分期，郭大順負責墓葬形制，我負責小件。所謂“小件”即除陶器外的其他所有隨葬品，如玉石斧鉞、陶石紡輪、銅器、蚌、貝、骨、漆器等，種類多而雜。一直工作到1982年，每年都集中在承德一次或兩次，每次1-2個月的時間。其余的時間多是考古所的人在那里整理。

有了這樣的一個考古工作隊在此工作，這個別墅區也有了人間煙火氣。考古隊出資修繕文革期間廢棄的房屋，承德文物部門借給考古所用。都是小洋房，屋頂上深灰色瓦是用片巖打制出來，更顯得很洋氣。最初我和郭大順住在下面的一棟房子里，這處房子為首長服務軍人的營房，靠東面是房子，前面有個小院子，一有時間，我倆就打羽毛球。劉觀民和劉晉祥住在最上頭的東面一棟，徐光冀住在西面一棟。一到暑假那里立刻熱鬧起來，學生放假，考古所的人們如修復的王亞榮，后調故宮現已成為絲織品修復的“大國工匠”，王?、繪圖的郭先生等，還有一些文化名人，如沈從文，史樹青等等，都在這里住好久。考古所老師的家屬們，主要是子女，一到暑假都聚到山莊來避暑，熱鬧非凡。

劉觀民的夫人晏學也常來看望，每次都從北京帶來好多好吃的，在室外地上鋪開一個大帆布，席地而坐，享受野炊。有一天晚上在他倆臨時拼桌子的“床上”睡覺時，竟然進去一條蛇，喊我們幾個年輕人去打蛇。晏學是劇作家，當年她以考古專家為素材，寫了一個話劇，劇名叫《芨芨草》，主人公原型或就是劉觀民，一個野外的生活布景就是考古工地吃飯的桌就是簡陋的木頭箱。劉的一個典型習慣動作就是扒開熟蛋蘸鹽面吃的情節出現在劇情里。《芨芨草》在人民藝術學院禮堂公演時，劉觀民和晏學兩人攙扶蘇秉琦先生入座，坐位在“C”位，我們也擁簇在周圍觀看。劉觀民尊敬老師可見一斑。

劉觀民他們四個人都是蘇秉琦的學生，所以他來的次數最多，他在指導他的學生們編寫這部可稱為中國考古發掘報告的典范。并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寫推薦信，使大甸子考古報告列為“七.五”期間全國重點社會科研基金的資助項目。

在1977年7月，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院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五省考古發掘成果展，這是文革后國家第一次舉辦考古方面的展覽，大甸子被列為其中一個單元，郭大順寫的簡介，劉晉祥親自送北京，以一座出土鬶爵的墓為主的展品，集中擺放在5個展櫥中，引起了轟動。此時，蘇先生說出這樣的大甸子考古，既有生的城址又有死的墓地，挖掘墓葬數百座，可謂海內“孤篇”。

蘇先生關注點是陶器，最初來時他要逐個墓出土的陶器統統看了一遍，我們5個人便實行值班制，每人輪一天，給先生按墓號搬陶器，量尺寸。有一天輪到我值班，蘇先生看完陶器往日記本上邊畫圖，邊問我道，你們老師教你畫陶器用不用尺子呀！我說用呀，他說：“那就錯了，古人做這件陶器用尺了嗎？不用的，那我們今天來畫它也不能用尺子。”還說整理報告時，無論畫圖者怎么畫，整理者要自己動手畫，只有親自畫一遍，才能看到陶器的細微處。1981年的春天，蘇先生最后一次到承德，召集他的學生就有關大南溝小河沿文化墓和大甸子墓地的報告如何編寫進行了一次講話，記錄者是郭大順和楊虎，講完后又經郭大順整理，我帶回敖漢打印后寄給郭大順，收錄在《關于編號田野考古發掘報問題》一文中。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出土的玉玦和箍形玉器（來自網絡）

1.玉玦1032號墓出土 2.箍形玉器458號墓出土

有一年冬天的一次集中，郭大順提前離開，劉先生讓我搬上來和他住一屋。

白天工作，晚上就聊天。他住那間房向陽且很寬敞，地中間搭個爐子，又向前延長一垛火墻。我們倆一個火墻那邊一個火墻這邊對聊到深夜，到半夜用塘瓷缸在爐子上煮倆雞蛋，他還用他那編織罩的罐頭瓶倒上滿滿一瓶，給我準備半斤酒瓷杯也倒滿對飲起來，火墻頂上放一張白紙撒上鹽，蘸著鹽面吃掉雞蛋下酒菜，一個雞蛋吃光了，他就去走廊的咸菜缸里撈洋姜咸菜就酒。喝完了還接著聊，快要天明，我也再堅持不住了，出聲道：劉老師，這片樓都睡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和咱倆還沒有睡。他說好，睡吧！天還沒亮，他就起床開始掏爐灰，拖地，生爐子、擦桌子，都是輕手輕腳地干恐怕驚醒我，可總是碰到拖布把，戳到爐筒上，亦或是一腳把爐蓋踢翻了，弄出很響的動靜。并足以會將我驚醒的程度。我們天天如此，我比他小16歲都堅持不住，他白天照樣工作，足見其精力充沛。

他要回北京考古所，布置給我的作業我還沒有做完，還要留在承德一段時間，就千叮嚀萬囑咐，哪個塑料桶是裝散裝白酒，哪個桶是裝丙酮、硫酸等液體，并在瓶蓋上貼膠布寫上名稱，如酒、丙酮、硫酸字樣，總怕我誤喝。其實，他走了剩下我一個人也就不再喝了。

七、第四次發掘和《大甸子》報告出版、獲獎

1982年大甸子考古報告基本結束，但整個墓北面挖到一條東西向的大車道就沒有再向北挖，編寫報告總覺得北面沒有到邊，材料不夠完整。于是，1983年6月進駐大甸子開始了第四次補充發掘，共清理墓葬100余座，出現了一座鬶爵墓，還清理出釘綴貝殼的靴子，并整體起運回去。總之找到了墓地北邊的界限，一個完整的墓地展現在眼前，達到補充發掘的目的。

在這之前，敖漢旗文物普查就于1981年10月初開始了。為了普查，劉觀民幾次找我談，并于1981年五一前，郭大順還領著我、劉晉祥、楊虎三個人上朝陽各縣考察他們初步普查成果，看了東山嘴和牛河梁等遺址，學到他們的先行普查的經驗。

敖漢旗第一次文物普查進行了一個半月，完成3個分的任務，發現遺址460個，12個人的隊伍，共花掉820元。地方財政沒有錢，上邊也沒有撥專項資金，劉觀民說，你把單據拿來，我給你報了吧！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出土的彩繪陶鬲（繪有徽幟紋）（圖片來自網絡）

再次見到書稿已是1984年的事，就是整個書稿，地點也由承德轉到了周口店的考古隊工作站。那年夏天最熱，我去的那些日子還老是下雨，我和劉觀民住一棟平房，我住東屋，他住西屋，中間隔著一個走廊。他打一大疊書稿交給我，讓我修改。他說，郭大順當了廳長，徐光冀當了所長，能集中來的就你和晉祥了，這次叫你過來看稿子，你不光看你承擔的那部分，要通覽全稿，有什么意見寫下來我們再商量。

稿子均是他工整地書寫出來的，他的字很帥氣。我看了幾天的時間，中間他就回考古所了，就剩下我和劉晉祥。我對我整理那部分詳細看，其他人的只能算作學習了，也提不出什么意見來。

《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封面（來自網絡）

1990年9月，我被抽調到內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所編寫《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分冊》到1991年初即農歷臘月時回家過春節，路過北京下車到考古所看望劉觀民，他對我說：“你來的正好，咱們拍一張作者合影，放在書中”，是考古所攝影師薛玉堯在劉觀民辦公室拍的，只缺郭大順一人，然而，這張合影未能放在《大甸子》一書中。

劉觀民舉行家宴招待我，我在他家最后一次看書稿。我在書房里看到先生為寫長篇報告所記的一摞摞卡片和一疊疊修改過的稿子，看到先生為此所付出的心血，從心里敬佩他。

1996年底，我終于看見了這本報告，深紅色的封面上燙印著金燦燦的“大甸子”三個字。我迫不及待的從頭翻到尾，看哪個器物上了彩版，后記是怎么寫的，真有一種“久別重逢，相見恨晚”之感。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僅是敖漢旗，整個赤峰市的第一本考古發掘報告。以前日本人先后出版了《紅山后》、《慶陵》兩部大報告。這次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考古學生，以劉觀民為主，先后經歷了20年的編輯時間才出版發行。出版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評優秀圖書獎，《大甸子》榮獲三等獎。這部書的稿費和獎金，劉觀民全都是按5份平均寄給我們，并在電話中說，榮譽證書在我那，如有需要，我給出具證明。

八、1998年，劉先生最后一次來敖漢，1999年，我最后一次去他家作客。

1998年夏，為迎接赤峰宣傳部等部門舉辦第二屆中國北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決定博物館重新布展。在會前，劉觀民提前來到赤峰探望他的老友蘇赫先生，蘇赫在病榻上對劉先生說：“你替我去敖漢看看小邵辦展，給他把把關”。他電話告訴我，還說，就不住賓館了，就住你的辦公室，我答應了他。

我知道先生很干凈很講究，就將枕套、褥單、被罩等全部換成新的，又新購蚊帳。安排妥當，先生也到了。來的那天晚上，為迎接他我夫人做了一桌子菜，此時先生雖也喝些酒，但不喝那么多了。

吃完飯，我們就回到單位聊天，他說，我的牙不行了，你就不必弄那么多菜，豆腐和雞蛋糕就行了，主食就面條和餃子吧！

第二天就開始讓先生審閱展覽大綱，主要有幾件器物時代還沒確定，由他確定年代，如將一件橢圓體石筒形器認定為趙寶溝文化。他還認為小河西文化陶器與紅山文化有承襲關系，這些具體問題一一得到解答，整好一個禮拜結束，他說回赤峰向蘇赫交差。

臨走時，還向我夫人要了一小盆倒金鐘花。

我因為在辦展，赤峰會議我沒能參加，全體會議代表參觀路線從阜新査海來我旗參觀興隆洼、大甸子遺址后便到旗館參觀展覽。當時博物館展廳僅有170余平方米，但文物還是十分吸引觀眾的，與會各地代表及外國學者豎起大拇指，他們不知道我的背后有大師在指導。

第二年的4月初，我便去內蒙古考古所編寫《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分冊》和《敖漢旗遼墓壁畫專輯》，5月10號才完稿。回旗經京后到劉觀民家做客，我給劉老師買了10斤壇子裝的北京二鍋頭和兩條石林煙（劉老師固定吸煙牌子）。到了紅廟站，他穿著一身駝色夏衣在站點等候我，到他家后，他指著煙和酒說：“還是邵國田知道我”。

我注意到他家的陽臺上擺放的從我家帶來的那盆倒掛金鐘，小花開得紅艷艷。

中午飯晏老師弄了十幾道菜，董新林座陪，他還帶一瓶進口的紅葡萄酒。吃完飯，劉老師將我叫到他的小書房里，要單獨和我談兩件事，第一件事說：“都說你們普查很重要，重要在哪兒？還要盡快將普查報告整理出來公布出去。我去幫助你弄，我還住在博物館里，還是讓張老師（指我夫人）給我做飯吃。”第二件事：“蘇赫病故了，赤峰人要我寫一篇懷念他的文章，你說寫個什么題目好呢？”第一個事我滿口答應，對第二件事，我說：“你就寫蘇赫對赤峰考古的貢獻吧！”他說：“這個題目赤峰會有人寫的，我就不寫了。”我又說：“那就寫蘇赫在大甸子吧。”他說：“這個題好，但不能給蘇赫，給我留著吧！等我死了以后你寫《劉觀民在大甸子》”。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獸面紋彩繪陶鬲及摹繪圖（圖片來自網絡）

陶鬲出土時均倒立于陶罐之上，故獸面也倒著畫。

這個題目我寫了幾十年，劉觀民剛去世時，我就寫了一篇，給了一家文物刊物，編輯已排好版即將在刊物上發表，可就在此刻，停刊了，原稿退回。后來再想投稿，原稿找不見了。這些年總覺得有一種愧疚感，重新再寫，可是每次寫了幾頁就寫不下去，總覺得題目太沉重，往事一齊涌上心頭，整個心緒被懷念所占有，一直拖到現在，離先生去世已經有24年，總算完成了當年先生的囑托，只是將先生“在”大甸子改為先生“與”大甸子。

另一項，共同整理文物普查的約定永遠不能實現了。只因先生突然病了。我從北京回到敖漢快到7月份，就給先生打電話問他何時來敖漢指導我整文物普查報告，晏老師接到電話說：“你們的老師不能講話了，得了喉癌。”我這才知道先生得重病。

九、先生的最后心愿

劉先生得病以后，我和先生交流僅能以通信的方式，每星期一信，幾乎一直沒有斷過，陸陸續續直至他最后住進了醫院。

記得這當中有一封長信達十多頁，信的內容如臨絕托孤，他大意說：我們都老了（指《大甸子》編寫組成員），還病的病，發掘大甸子城址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你可持我的這封信找國家有關部門批準。信中較詳細的談他對城址發掘想方法，要解決哪些問題。

我讀了信感覺有些詫異，按道理先生是知道縣級沒有考古發掘權，我也沒有那樣發掘大城址的資質。他很想挖大甸子城址，此時他病情應該嚴重了，覺得時日不多了，在交代后事，他仍想到大甸子，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夠完成他未盡的事業。

我一時不知咋回復他，但還必須回復，只能應著他要求去回答，

說一定找國家文物局盡快發掘大甸子。這明明是不可能達到的事。

在以往閑聊中，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大甸子城址早晚會列入國家考古發掘計劃的。他給我寫信囑托大甸子考古發掘的事，說明大甸子在他心目中的份量。

2001年8月1日，我正在水泉村清理一座早期遼墓，吃完晚飯后接到時任敖漢旗長于建設電話，傳來劉觀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一時悲痛不已，第二天一大早趕回于的辦公室，簡單匯報一下遼墓情況，連衣服都沒換直接坐火車去京送先生最后一程。

那天早上8點多，我們在考古所集中坐車去八寶山，參加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先生的遺容很安詳，臉龐瘦了好多。

就這樣，先生帶著諸多的心愿與我們永別了。

一個把考古事業作為終生目標的人，60歲前是積累，60歲后才是出成果的高光時刻。劉先生還在發揮他的“余熱”時，卻匆匆離世。

他還沒來得及享受他創造的兩個考古成果——夏家店遺址和大甸子墓地被評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的喜悅，更來不及原已定好編輯出版大甸子804座墓全部材料，就頭也不回地駕鶴西去。

他是一個很平凡的考古人，用一生的精力奔波于內蒙古昭烏達草原，大甸子用幾乎一半的工作時間，精心破釋著大甸子的神秘，著出一本經典的考古報告，使后輩奉為藍本，這些又使他成為十分不平凡的考古人。

大甸子遺址航拍圖（遼寧大學教授王闖 攝于2023年夏）

（圖像顯示，環大甸子中心城址有十余個圓形圍壕）

他尊師德，重情義。因他的同學——李逸友先生發掘寧城遼中京遇到了難題，去京找他的老師夏鼐求救，由此改變了劉先生一生的路徑，從中原走向北方，從漢唐轉向史前，并由此開創建了內蒙古考古的偉業。敖漢人更應該記住劉觀民這個名字，因為他為揭示敖漢真實的遠古文明獻出畢生。他雖然離開我們有二十余年，他的音容笑貌還常浮現在我眼前。是他，把我領入神圣的考古殿堂。亦師亦友，師情難報。

說不盡的大甸子，永久的劉觀民！

邵國田

邵國田：原敖漢旗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學會理事，文物鑒定專家委員會委員。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1972年從教育調到文化系統的40余年間，致力于文物保護、考古調查、搶救發掘、征集文物、籌建博物館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組織開展了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遺址和墓地3800余處，居全國之冠，創造出普查的“敖漢模式”。其中發現的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等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補了我國北方考古編年的空白。參加了小河沿、大甸子、興隆洼、興隆溝、撒水坡、四分地等遺址的考古發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烏蘭堡鐵匠溝戰國墓、康家營子、北三家、沙子溝、大橫溝、英鳳溝、姚家溝、皮匠溝、下灣子、喇嘛溝、娘娘廟、七家、羊山、水泉、臺吉營子、喇嘛洞梁等遼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畫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獎勵，并分別于1986、1989、1996、1999年評為全區文物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區思想理論戰線先進工作者，受到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和內蒙古文化廳的表彰。2002年，被評為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個人，受到國家文物局表彰，并作為先進個人代表赴京參加了表彰大會。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學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