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劃分、被告追加：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辦案體會

作者 |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律師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一種相對不常見的訴訟程序，常見于食、藥、環境刑事案件中。近日，我在廣州市某區有幸承辦了一宗由非法采礦（罪）案衍生的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并不常見，無論是審理程序、證據標準，還是責任劃分、起訴主體，都給我帶來了一些新鮮的感悟和思考，在此，希望借由本篇文章，與大家分享一下此次辦理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心得和感受：

1.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本質是民事訴訟

庭審過程中，法官多次向公益訴訟原告人（檢察官）和被告方代理人告知“公益訴訟的本質是民事訴訟”，因此，在辦理公益訴訟過程中，要充分把握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制度、“填平原則”的損害賠償原則、“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去進行。

這里需要重點強調證明標準問題。現實中，刑事訴訟和公益訴訟在需要查明的事實部分是有重合的，譬如非法采礦案中，刑事訴訟查明非法采礦的案涉礦產價值，往往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非法開采的礦產品價值，根據銷贓數額認定”來認定；而公益訴訟涉及賠償礦產資源損失時，原告人可能會依據另行聘請的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來認定數額。

比如我們承辦的非法采礦案中，檢察官作為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原告舉證，海警局曾經了另行委托了司法鑒定機構對案涉砂石價值進行評估，提出了一個結論數額，而我們作為被告的代理人認為有關數額的認定應當與刑事部分審理的認定結論（即銷售額）保持一致，由此發生分歧。最后，或許是因為分歧并不大，相差只有1000元左右，原告方主動調整了起訴數額，化解了分歧。

雖然分歧化解了，但是我心中的問題仍然存在：司法實踐中，刑事審判、民事審判因為證據標準的不同，以及調整的社會關系不同，對最終的結論認定也會有所不同，最常見的比如強奸案中，刑事審理發現證據不足出罪，但民事審理卻認可性侵指控判決精神損失費，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此中的現象值得研究。

關于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應當以何者作為依據，雖有《解釋》的規定在前，但實踐中仍然存在不同操作。為進一步規范非法采礦采出礦產品價值、非法采礦或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認定工作，自然資源部研究起草了《非法采礦采出礦產品價值、非法采礦或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認定辦法（征求意見稿）》和《非法采礦采出礦產品價值、非法采礦或破壞性采礦造成礦產資源破壞價值調查核算技術指南（征求意見稿）》，有興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閱一下，相信會有收獲。

2.公益訴訟的審理流程相對靈活，既可以在刑事部分審理之后另行開庭審理，也可以附在刑事訴訟中進行

公益訴訟既可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審理，也可以另外安排時間審理，比如湖北高院曾經在2016年專門出臺了文件《關于辦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庭審操作程序規程》，文件載明的庭審程序就是另行審理。

我這次辦理的公益訴訟，合議庭原定連續兩天開庭審理，先審理刑事部分，后審理公益訴訟部分。后來考慮到刑事部分和公益訴訟部分在部分事實認定上高度重合，因此在舉證質證階段便按照“刑事舉證-刑事質證-法庭辯論-公益訴訟舉證-公益訴訟質證-發表代理意見”的順序進行。

對于辯護人/代理人，我的建議是在開庭前便提前跟合議庭確定好訴訟流程，了解法庭對公益訴訟庭審程序的安排，避免因為不熟悉訴訟流程而陷于被動。

3.關于連帶賠償責任的承擔

許多公益訴訟案件的訴訟請求，都是“請求判決被告人對某一損失承擔連帶責任”，這里面就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能否在判決中明確各被告人的賠償份額，二是如果有案涉人員未被刑事追訴、但需要共同承擔民事責任，能否追加作為公益訴訟被告人。

關于第一個問題，我跟同事們在庭前準備時發現，大多數法院都不會在判決中“明確各被告人的賠償份額”，比如《指導案例212號：劉某桂非法采礦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裁判文書》中，法院判決“……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被告劉某桂應與另案被告人劉某、熊某、何某東、楊某等人共同承擔非法采礦造成的生態功能損失、生態修復費用，并負連帶賠償責任”。

不過還是有個別法院，在極少數案件的判決中明確了比例，比如在廣東省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周祥根、謝偉勝等非法采礦案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法院判決“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被告人謝偉勝、劉建華、劉家樂、周志龍、黃光明、周祥根、吳志斌、張明全、鐘佰平、羅延堯、郭丙福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連帶賠償因非法采礦行為造成的礦產資源損失14870000元、非法采礦現場整治修復費33420元及林地復綠費用8140.65元，三項合計14911560.65元，其中謝偉勝承擔33%即4920815.01元，劉建華承擔30%即4473468.20元，劉家樂承擔22%即3280543.34元，周志龍承擔5%即745578.03元，黃光明、周祥根各承擔3%即447346.82元，吳志斌、張明全各承擔1%即149115.61元，鐘佰平承擔0.8%即119292.49元，羅延堯、郭丙福各承擔0.6%即89469.36元”。

關于公益訴訟中連帶賠償責任具體怎么執行的問題，我也請教了專家，了解到現實中，執行部門一般會綜合考量被執行人的過錯程度和造成危害后果的關聯程度，若每名被告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力大體相當或者難以區分的，連帶責任內部平均等額執行。此外，執行部門可能會評估每名被告人的財產狀況，從而評估每名被告人的履行能力，選擇易執行的對象優先執行，若被執行人執行的財產數額超出他的承擔能力，可以向其他被執行人追償。當然，實踐中，執行部門也未必愿意去承擔“厘清責任份額”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對于實在沒法下手辨別的，也會發函給審判部門要一個確定的意見。

在此，分享一下我在該案中所提出的代理意見：公益訴訟不僅僅應當考慮社會效益修復的現實性和效率，也應當考慮到責任分攤的公平性。若不對賠償數額進行劃分，在執行階段勢必會出現“誰有錢優先執行誰的”“誰沒有可執行財產就可以暫時性脫離懲罰”的情況。而本案大多數被告人都需要在家屬的幫助下籌錢償清賠償款項，但若未具體劃定份額，則無法明確具體需要賠付的金額，最后還是會導致實際執行難度的增加。該觀點被法庭采納，全案的從犯被告全部獲利，賠償責任從連帶賠償百余萬，直線下降到幾萬。

4.如果同案有不起訴或者未起訴人員，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要求追加為共同被告

現實中，基于各種各樣的考量，公訴機關有時候會對部分被告人酌定不起訴或者分案起訴，那么這些未同案起訴的涉案人員，是否應當共同承擔責任呢？從民事案件的角度來說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他們確實在案件事實中起到一定作用，只是因為各種考量未在同一案件被刑事起訴。

在法庭上，當我和其他辯護人/代理人提出應當追加未追訴的涉案人員為民事公益訴訟的共同被告時，公訴人回應將會另案對涉案人員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當時我反駁道：“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本質是民事訴訟，應當遵守填平原則，如果另行起訴，相當于讓他們對另外的xxx萬承擔責任，使得紙面上的賠償總額超過了起訴的賠償總額。”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當庭并未達成一致意見。事實上，庭前準備時我們便檢索到一個類案，雖然該案例沒有明確提及“同一案件事實另行提起公益訴訟的被告人可以追加進此前生效判決中一并執行”，但是從案情描述中卻又證實了這一點：

指導案例212號劉某桂非法采礦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中，另案處理的劉某等四人因非法采礦罪被先行判決，該案被告人劉某桂被判決與前述先行判決的被告人共同退賠國家礦產資源損失135000元，且該數額系扣除其他被告人賠償的數額的；劉某桂還被判決連帶賠償長江生態服務功能損失及修復費用共計62590.89元。

但，有指導案例在先，就一定是對的嗎？我跟助理討論此案，我說：雖然從實體上來看，另行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后，判決另案被告追加入前案執行中，但是這勢必會影響前案被告人的實體性權利，但前案被告會因案件已經生效而失去訴權和抗辯權，這個問題是否只能通過審判監督來救濟？最后因大家討論偏題到“分案處理”的合法性，暫無討論出什么結果。

5.退贓和賠償，最后的決斷與算計

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賠償，是律師在刑事部分實體審理之外，能夠爭取到的從寬空間。被告人是否積極履行賠償責任，也是影響量刑的重要因素，應當著重關注。

實踐中，律師在協助被告人進行公益訴訟賠償時，需要注意幾點：

1.被告人支付的到底是罰金還是公益訴訟賠償金？這一點需要重點注意，因為不少案件案件在宣判前是沒有辦法確定罰金數額的，即便是認罪認罰案件，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也更多圍繞監禁刑而非財產刑。而公益訴訟賠償金一般載明于公益訴訟起訴書中，且計算方式相對明確。因此，罰金一般不存在所謂的“超額支付”，只可能“少補”而極少“多退”，而公益訴訟賠償金是存在所謂“超額支付”的，若確實超出最后認定的金額，應當要求返還（至于能否轉成罰金支付存在爭議），實質上就是“多退少補”（現實中能否“多退少補”存在爭議和風險，比如直接將預繳納的賠償全部納入執行范圍，易引發爭議。關于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2.支付的程序是什么？很多時候檢察院和法院容易就支付程序（包括支付對象）產生不同意見，而這背后其實是公益訴訟損害賠償金最后去向在制度設計層面還不明確導致的——如果最終資金流向未有定論，那么何方主導退賠，就必然將承擔更高的道德義務，相當于憑空給自己找了許多麻煩，這也區別于刑事案件退贓退賠，公益訴訟的賠償金賠付過程中，法、檢二單位往往對于主導進程比較抗拒。

被告賠償的公益訴訟損害賠償金到底最后流向何處？目前主要有“賠償金交付審理法院指定賬戶”“賠償金上繳至國庫”“賠償金交付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管理的專用賬戶”以及“賠償金交付至第三方專項基金賬戶”四種路徑。其中“賠償金交付審理法院指定賬戶”這種路徑相對常見，只是，這種做法也并非完美無瑕：一方面而言，這種做法暫時缺少法律依據。同時，環境公益訴訟的標的額較大十，對這些資金的管理在事實上可能將法院陷入道德風險之中，并且可能存在法院權力濫用的情況。另一方面而言，法院原本就背負案多人少的壓力，難以保證有足夠的精力來承擔管理大額賠償款的責任。不僅如此，環境修復金的使用還需要大量環保和工程方面的專業知識，這對承辦人專業素養、專業知識要求也過高。

以上是我我辦理這件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的一些心得、體會和收獲，歡迎各位同行多多交流食、藥、環犯罪案件的辦案心得。（關于污染環境罪案件辦理，可回看我寫過的文章《》）。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刑事辯護專業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