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壇禁藥門 我們需要知道些什么？

短短一年內，ATP和WTA的兩位門面人物都被爆出興奮劑檢測陽性事件，辛納在今年3月兩次藥檢陽性，他沒有錯過任何賽事，唯獨以扁桃體炎的理由放棄為意大利爭戰奧運會，斯瓦泰克在今年8月藥檢陽性，以身體不適為由缺席年末的亞洲賽季。隨著ITIA的調查結果公布，大眾才知道真相：原來都曾被秘密禁賽！

近日，兩位選手都面對媒體談到了這一事件對他們的影響，毫無疑問，禁藥丑聞對球員的身體和精神上都是極大的折磨，辛納坦言自己徹夜難眠，斯瓦泰克也提及自己害怕公眾的反應。然而，這并沒有消解外界的質疑。

大家關注的重點在于，對于興奮劑檢測這一嚴肅的議題，ITIA是否存在雙重標準？對于兩位“世界第一”的丑聞，ATP、WTA是否存在“護犢子”行為？

當前網壇被“禁藥疑云”所籠罩，本文將嘗試進行梳理，觀察在反興奮劑工作的推進中，網壇機構、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球員團隊的應對措施，以及輿論的反響。

01.

PART1

反興奮劑管理——各機構的權責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體育界精神藥物和類固醇的使用日益盛行，為了倡導體育公平，各類體育運動協會開始對運動員進行藥物陽性測試，

網球運動的藥物測試始于1980年代，當時的男子網球理事會（MTC）管理的藥物測試項目針對的是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大麻等娛樂性藥物，標志著網球運動正式轉向對提高成績的藥物管制。

1993年起，職業網球協會（ATP）、女子網球協會（WTA）和國際網球聯合會(ITF)牽頭發起職業網球反興奮劑聯合行動。

2007年，國際網球聯合會 (ITF)成為職業網球反興奮劑舉措的唯一管理機構，ATP和WTA 轉向以球員為中心的管理角色。

2021年，國際網球誠信機構（ITIA）成立，負責管理網球反腐敗項目，并于 2022年1月1日起負責管理網球反興奮劑項目。

NOTE

當前網球運動的反興奮劑工作由ITIA負責管理。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成立于1999年，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下設的一個獨立部門。旨在領導全球反興奮劑運動，推動無興奮劑的體育事業。WADA的治理和資金依靠全球體育界和各國政府之間的平等合作伙伴關系。

各個國家的反興奮劑機構：世界各國積極變革，相繼建立了本國的獨立反興奮劑機構，如中國反興奮劑中心（CADA）通過不斷加強對反興奮劑工作的統一領導和計劃實施，以適應國際體壇反興奮劑斗爭新的發展形勢的需要。

NOTE

作為一個獨立的管理全球反興奮劑事務的機構，WADA制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WADC）《運動員反興奮劑政策》（TADP）等條例，需要各體育界和各國政府之間配合。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成立于1984 年，總部位于瑞士洛桑，通過國際體育仲裁委員會( ICAS ) 仲裁解決與體育相關的爭議，CAS是國際體育界的最高仲裁機構，負責處理涉及體育組織、運動員和其他體育利益相關者的爭議。

英國體育仲裁機構（Sports Resolutions UK），該機構提供獨立的仲裁和調解服務，專門處理體育領域的爭議。此外，體育界諸多運動設有獨立仲裁委員會處理相關項目爭議，這些機構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和國際公認的法規條例，確定過錯程度并給出處罰，旨在保障體育行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WADA認證的藥物檢測實驗室

“權威性檢測”主要來自經過WADA認證的，可以進行興奮劑檢測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遍布全球，負責對運動員的樣本進行檢測，并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結果。如位于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的運動醫學研究與測試實驗室（SMRLT），負責在斯瓦泰克事件中的樣本檢測工作。

NOTE

以網球運動為例，當發生某球員興奮劑檢測陽性事件，ITIA（之前是ITF）可以委托獨立仲裁機構作出裁決，ITIA也可以和WADA聯合調查，調查過程重視權威檢測結果。利益相關方有權對處罰結果訴諸CAS仲裁。

02.

PART2

網球運動員興奮劑陽性處理流程

樣本提供被檢測出某禁藥陽性

ITIA對球員下達臨時禁賽通知

球員有權在10天內提出上訴

ITIA依據規定實行調查程序

提交該案件至獨立仲裁機構調查

ITIA宣布是否認可獨立仲裁庭的裁決

WADA、成員母國反興奮劑機構、成員本人可以上訴至CAS

CAS做出裁決

在辛納事件中，ITIA將此案提交給獨立體育仲裁機構Sport Resolution進行調查，調查得出“無過錯或疏忽”的裁定，該結論被ITIA接受，但被WADA質疑，對于ITIA裁定辛納無需禁賽的決定，WADA和意大利反興奮劑機構有權上訴。

據悉，WADA決定對該裁定進行上訴，要求對辛納實施兩年的禁賽，但具體聽證會時間未確定，因此，這并不影響意大利人參加即將到來的澳網賽事。

03.

PART3

違反興奮劑條例的處罰

提問

被查出服用興奮劑會被禁賽幾年？

回答

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運動員一旦被認定為故意服用，禁賽期4年，取消興奮劑檢測陽性后的比賽成績。例如CAS對俄羅斯花滑名將瓦利耶娃違反興奮劑條例的處罰：她最終被禁賽4年，沒收所有獎金和榮譽。

提問

運動員方證明不是故意服用的可以減刑嗎？

回答

可以，《條例》指出，如果運動員方能夠證明存在特殊情況有理由縮減禁賽期，禁賽期應當在2年至4年之間，根據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的過錯程度而定。如果能證明是誤服了被污染的產品，禁賽期最短為警告和不禁賽，最長為2年。

提問

檢測到的藥物含量多少對判刑有什么影響？

回答

體內藥物劑量是裁定運動員過錯程度的重要依據。網壇諸多興奮劑陽性案例，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的最終裁決都以劑量微小這一考量縮短了禁賽期，如理查德·加斯奎特、馬林·西利奇等選手。

提問

什么是治療用藥豁免？

回答

根據《條例》，治療用藥豁免（TUE）允許運動員有醫療需求時使用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但必須滿足條款4.4和《治療用藥豁免國際標準》中規定的條件。

提問

運動員方被檢測出藥物陽性后有什么權利？

回答

《運動員反興奮劑政策》（TADP）賦予球員權利，球員可以在規定日期內向獨立法庭主席對臨時禁賽提出上訴，如果球員上訴成功，符合TADP規則，該臨時禁賽流程可以不公開披露。

04.

PART4

反興奮劑工作推行中的難點

第一、“漏風的墻”服用禁藥漏洞仍在

事實上，反興奮劑的墻并不是密不透風，體育界的興奮劑丑聞層出不窮，運動員團隊會采用一些手段來幫助自己規避興奮劑檢測，如過去常常使用的掩蓋劑、血液轉移、EPO（紅細胞生成素）增長等；隨著生物醫學領域的突破，藥代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研究讓運動員能夠精確控制藥物在體內的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過程，從而實現對藥物使用的“個性化管理”。

因此，WADA需要不斷發展新的檢測技術，使得檢測的精度更高，覆蓋面更廣，如血液樣本檢測，可以發現一些較難通過尿液檢測識別的物質，“生物護照”檢測則指的是通過長期跟蹤運動員的生理數據（如血液和尿液中的常規成分），即使某些興奮劑使用的“時間窗口”難以檢測，異常的生理變化仍可能被揭示。

第二、“保護的傘”機構組織對運動員的維護

體育屆反興奮劑的機構更加不是鐵板一塊，相反，像WADA這種獨立機構面對一些強勢的國家政府或者運動項目協會，也會遭受掣肘。2014年，俄羅斯政府和禁藥檢測單位被指控系統性地幫助俄羅斯運動員捏造藥檢報告，導致其運動員代表團被全面禁賽。另一個體育強國美國更是被WADA指責“90%的美國運動員是在《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保護之外參加比賽”。

在網壇，反興奮劑的監管可以說是“并不嚴格”，八座大滿貫得主的美國網球選手安德烈·阿加西在自傳中披露自己曾有意服用冰毒，在藥檢陽性后寫信給ATP的調查部門聲稱自己是誤服他人的飲品，ATP最終選擇相信了阿加西的借口，并未給予實質性的懲罰。直到2014年，仍有媒體在質疑ITF對反興奮劑事業的不重視，當時整個網球運動的年度興奮劑預算剛剛超過200萬美元，還不到溫布爾登冠軍的獎金。

和其他運動相比，網球在處理興奮劑問題上顯得更為寬松，似乎球員只要給出一份“言之有理”的答卷，那么他的禁賽期就會一減再減。2013年，維克托·特洛伊茨基拒絕了ITF強制性的血液檢測，理由是生病和針頭恐懼癥，ITF對他禁賽18個月，上訴后縮短至12個月。2024年，西班牙田徑選手穆罕默德·卡提爾因為未能按照規定提供三次行蹤信息，國際田聯對其實施2年的禁賽處罰。

第三、“有錢大嗮”調動資源的能力決定處罰結果

辛納和斯瓦泰克的藥檢事件引起軒然大波不僅是違規本身，而是在和過往案例的對比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有地位的選手，能以更快的手段、更小的損失，擺平“體育失格”本應擁有的懲罰。“世界第一們”有能力聘請最好的律師團隊，邀請最頂尖的專家，來為自己辯護，就像電視劇里“有錢就是了不起”的資本家。據悉，為辛納洗脫責任的律師事務所，同時也為ITIA服務，就算這個圈子特別小，也勢必會引起關于利益沖突的質疑。

至于團隊給出的“誤服興奮劑”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從理療師受傷沒戴手套按摩，到不小心吃了家人治療心臟病的藥物，眾多案例證明，只要在法庭上羅列出足夠的證據，禁賽期基本不可能給到4年。很多人相信，俄羅斯花滑運動員瓦里耶娃之所以被施加嚴厲處罰是因為她被拋棄了，沒有團隊來為她的“誤服”理由自圓其說。

讓我們再看一個“窮選手”的例子：英國選手塔拉·摩爾在2022年5月因為藥檢陽性被立即禁賽，經過19個月的禁賽后，獨立仲裁法庭認定她誤食了遭到污染的肉類，取消了對她的禁賽，她傾盡了所有積蓄來打官司，欠下了20萬英鎊的法律費用，而她聘請的律師團隊和辛納事件中的是同一個。

對比來看，不公平顯而易見，有錢有勢一切好說，沒錢沒勢甚至連清白都需要自己貸款去證明。

第四、“雙標何解”網球協會能給出一個說法嗎？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哈勒普案上，我們看到的截然不同的結果，羅馬尼亞人并非是“無名之輩”，她是兩屆大滿貫得主，單打最高世界排名第一，但是卻受到了網球史上最嚴厲的處罰，2022年，她因羅沙司他（Roxadustat）檢測陽性被禁賽四年，哈勒普對此處罰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她請到了法國藥理毒理學教授讓-克洛德·阿爾瓦雷斯，后者的證詞被CAS采納，最終裁定哈勒普的禁賽期縮短至九個月，根據“臨時停賽”可以折抵最終可能實施的禁賽期的原則，她的禁賽期于2023年7月6日結束，同時，ITIA還需要為自己在處理這件事情的錯誤買單，向哈勒普賠償2萬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幣16萬元左右）。

當2024年一年出現兩個TOP選手藥檢陽性卻幾乎沒有損失時，大家都不免為哈勒普鳴不平，哈勒普本人也很難接受這種對待，她在斯瓦泰克事件曝光后談到：“我問我自己，為什么待遇和判斷有這么大的區別，我找不到理由，我認為沒有一個合乎邏輯的答案，這只能是來自ITIA的惡意，他們盡管有證據，卻竭盡全力摧毀我。”

正如哈勒普本人所說，ITIA的行為，沒法給出一個信服的答案，當網球賽事管理者存在不足時，球員們自身的力量是重要的，德約科維奇成立PTPA（職業網球運動員協會）的初心正是如此，他對于興奮劑事件曾發表過看法：“我真的覺得我們必須進行更多調查，這意味著并不止于個案，而是我們如何把一切標準化，以便每個球員，無論他的排名、地位或個人成就如何，都能夠獲得相同的待遇。這正是我們成立PTPA的原因，PTPA 始終倡導公平的協議，為此類案件的標準化處理制定明確的協議。”

總而言之，反興奮劑不是簡單的貓抓老鼠，因為貓們本身有問題，老鼠和老鼠之間也有問題，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反興奮劑工作的推進中，所謂的權威性和公平性，值得被公眾質疑。

05.

PART5

禁藥本身

《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國際標準禁用清單》的制定和更新是WADA經過大量科學研究、數據分析和體育實踐的總結，也就是說，運動員被檢測出禁藥陽性是件需要被嚴肅對待的事情。在規則不甚嚴格的上個世紀，像合成代謝類固醇這種東西，很多運動員都會服用，而它們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失。

八十年代，西德的田徑運動員德雷塞爾在尸檢時被發現體內有101種不同藥物的痕跡，他的藥物來源于阿明·克倫珀博士，其中包括一種仍然活躍在意大利體育界的藥物——合成代謝類固醇氯司替勃，它可以有效幫助肌肉生長，沒錯，正是辛納被檢測出來的那種禁藥。

根據《HONEST SPORT》報道，2019 年至2023年間，38名意大利運動員的氯司替勃檢測呈陽性，這種藥物還具有高度傳染性，于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由，有摸了寵物吉娃娃，狗狗的主人給它噴過藥的，有女朋友做飯時手指頭割傷用過噴劑的，有不知道這個是禁藥直接給球員受傷的膝蓋上藥的，反正污染源，太容易找了。

大眾不是不相信污染和誤服的存在，我們的困惑點在于，含有氯替勃乳膏和噴霧劑是非處方藥，且上面含有“doping”的警告標志，為什么還是有這么多意大利運動員和團隊“前赴后繼”地去使用它，讓它“玷污”一個冉冉升起的明星運動員？

氯司替勃禁藥危機席卷了意大利足球、籃球、網球，幾乎整個體育屆，意大利的陽性案例達到了全球所有統計數據的一半，部分原因是意大利是僅存的幾個仍在銷售氯司替勃的國家之一。

涉及特定藥物的興奮劑案件極有可能與地點有關，當年莎拉波娃涉及到的心臟病藥物米屈肼，當時數百例陽性案件主要集中在俄羅斯。

使用曲美他嗪最為廣泛的是波蘭的運動員，曲美他嗪在2014年1月1日被WADA列入禁用清單，WADA將它列為禁藥的理由是，曲美他嗪可以被用來作為提高耐力的心臟增強劑。根據波蘭華沙反興奮劑研究院2014年的研究，波蘭運動員曾在2008年到2013年大量使用曲美他嗪來提高自己的運動能力，而曲美他嗪正是導致斯瓦泰克藥檢陽性的元兇。

讓我們再來看看“劑量”的問題，“睪酮凝膠實驗”是美國俄勒岡一項著名的實驗，研究者基本確定了運動員可以接觸多少睪酮而不被檢測出陽性，在實際使用中，當定期將睪酮凝膠涂抹在皮膚上時，睪酮的積累有助于運動員鍛煉肌肉并提高血紅蛋白，即血液的攜氧能力。

盡管睪酮具有累積效應，但運動員的檢測結果從未呈陽性，因為他們每天只服用少量睪酮。

當然，氯司替勃乳膏是否是睪酮凝膠的平替，不好下論斷，一名被WADA認可的實驗室科學家指出：“我的看法是，使用常用治療劑量的氯司替勃乳膏幾乎不會提高運動成績，但不能排除通過其他途徑（例如注射）濫用的可能性，而且通過分析手段區分合成代謝劑進入運動員體內的方式也很困難。因此，忽視氯司替勃（作為興奮劑）可能不是一個選擇。”

我們不難發現以下事實：禁藥的使用走在反興奮劑工作的前面，那些產于東德西德的老牌禁藥還沒淘汰，新研發的藥物和手段已經在路上了。

WADA負責人尼格利最近接受了法國出版物《隊報》的采訪，他談到了未來可能改變的規則，以避免球員因輕微污染而逃脫懲罰。

“今天存在污染問題，”他說，“這并不意味著陽性事件比過去更多，事實是實驗室在檢測極少量物質方面更有效率。這些藥物含量非常少，以至于你做一些無害的事情就會受到污染。事實是，我們聽到了很多故事，我理解公眾的看法，他們可能會認為我們什么都服用了。如果有閾值，我們就不會看到這么多這樣的案件。我們需要了解的是，我們是否準備好接受微劑量藥物的存在，以及到什么程度停止。我們將專門為這種想法創建一個工作表。”

如果新規則被實施，體育屆的反興奮劑工作將迎來更多變數。理論上，“零容忍”應該是WADA、各國反興奮劑機構、以及體育屆組織機構的目標，口子一旦開了，就存在漏洞越扯越大的可能性。

畢竟在尋求成績突破的時候，藥物的誘惑太強大了，增強肌肉，促進紅細胞增長，提高耐力，加速血液循環，提高專注度，刺激中樞神經，幫助身體恢復……禁藥服用就像一口深不見底的深淵，一旦踏入，就跌入了違背體育道德的困境，長期服用對身體也會帶來不可逆的傷害。

我們為什么要反興奮劑？反興奮劑的目的是維護體育競技的公平性和體育精神的完整性。雖然使用興奮劑可能帶來短期的競技優勢，但它所帶來的健康風險和道德問題遠遠超過任何獎牌或成績的價值。

時至今日，反興奮劑的工作仍然是個復雜的問題，所有興奮劑陽性案例都伴隨著扯皮和質疑，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博弈，涉及各大運動項目機構組織、各國政府、還有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樣運轉依靠體育界本身的國際獨立機構，有蛋糕分的地方哪有水不深的。

作為一個普通的體育迷，還是希望能看到一場干凈的比賽，給出一個能令人信服的處理結果，事件的后續如何，只能由時間告訴我們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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