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的醒客 Thinker

理解德魯克，才能真正懂得管理的本義。 至少我是如此。 如果僅從管理或管理學的“法”、“術”、“器”的角度，就會錯失德魯克思想中貫穿始終、渾然一體的“道”。

何為德魯克的“管理之道”？德魯克的一生是如何養成的？不得不從他的家教開始說起。

學生：學習的一生，永不退休

德魯克的父母確屬精英階層，但并不是他們給德魯克提供的家庭教育如今普通家庭不可復制。如今免費的書籍、講座、課程，比那時豐富多了，就怕視若無睹，單去應試和刷題。

20世紀初的奧地利是歐洲沙龍社會傳統的典型代表，德魯克的父母每周都會組織家庭聚會，邀請科學家、醫生、政府官員、音樂家和作家共聚一堂，無所不談。家里的客廳就是德魯克的學校。這種氛圍的熏陶，讓德魯克一生都沒有失去對新知極為強烈的好奇心。

德魯克似乎懂得“君子不器”的中國古語，每隔三四年 ，就選一門全新的領域研究 學習。 統計學、中世紀史、東方藝術、日本繪畫等，包羅萬象，還寫過一本《畫筆之歌：日本繪畫》(Song of the Brush: Japanese Painting from the Sanso Collection) 。 甚至有一年他決定研究蘑菇，借著到鄉間小屋休假的時候，穿越鄉野采集蘑菇，帶回家切片、研究。

這樣的跨學科、跨領域的學習，德魯克持續了近六十多年，不僅成為一個博學多聞的學者，更讓他的思想極具原創性，成為兩三個世紀才出現一位的大師。

德魯克是一位思考者，但并非出于學術目的。他一輩子都在做學生，終身學習，在他的字典里，也從來沒有“退休”二字。他說：最好的學習法就是講課。這其實就是費曼學習法，以輸出帶動輸入。他講課的主題非常雜，從美國歷史到日本藝術，從統計學到宗教，遠不止是一個“搞管理的”。

管理：關于人的活動

可惜的是，學術圈總是冷落德魯克，名字從不會出現在客座講師和特聘教授名單。他似乎并不在乎此事，也對學術出版物相當輕蔑。有一次，他指責美國最著名的學術期刊，是“不懂寫作的人寫給不懂閱讀的人看的”?！督洕鷮W人》在悼念德魯克的訃告中寫道：他與那些“針對微不足道的課題撰寫長篇累牘、晦澀難懂文章的學術販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德魯克一生中兩個重大轉折點都和著名經濟學家有關，一位是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一位是“創新之父”、經濟學家熊彼特。因為他們，德魯克此后一生都對人非常重視，并充滿好奇，而非物和錢。

1930年代，德魯克參加過凱恩斯的系列研討會，他發現自己對金錢并無興趣，那成了他人生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那時太年輕，他說了一句很得罪人的話：“凱恩斯感興趣的是商品的行為，尤其是錢的行為，而我的興趣始終是人的行為?！?/p>

1950年初，德魯克跟隨父親探望已66歲的熊彼特，這位才華橫溢、桀驁不馴的“歐洲情圣”那時已臨近人生終點，五天后辭世。他告訴德魯克 ： “ 僅僅憑借自己的書和理論而流芳百世是不夠的 。 除非能改變人們的生活 ， 否則就沒有任何重大意義 。 ” 這句話深深地影響了德魯克，幾乎成為座右銘。

他對管理學的極大興趣并非出于對于商業的熱愛，而是它所涉及、服務和影響的人。德魯克對錢并不感興趣，他的財富觀暗合《圣經》中對于金錢誘惑性本質的告誡。

德魯克把管理看作是“人類的活動”，而不是一個工具或是商業運營的過程。他對人的興趣比對商業的興趣大得多，總是好奇什么讓人行動，為什么人們會有這種行動？有了這樣的視角，德魯克總能看到大多數人看不到的事物。別人尊稱他“管理大師”、“現代管理之父”，他卻自稱“社會生態學者”。他認為：商業方面的書籍講的都是戰略和職能——即成功運營公司的機制；而小說則教你人性如何——人們如何思考、如何行動，以及他們看重什么。德魯克的39本專著中，還包含了兩本小說《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年）和《行善的誘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1984年）。

非營利組織：拯救社會的路徑

年輕的德魯克在讀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之后，看穿了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救世主”正在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試圖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政府，于是這個猶太人在屠殺前夜明智地逃離了納粹的大清洗。

“警惕末日救世主” ，德魯克警告世人，“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20世紀那樣誕生過如此多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也從未有過任何政治領袖比20世紀的領導者所造成的損失更大：希特勒、墨索里尼等。”

德魯克后來領悟到： 除非社會的各個部門都能有效運轉，否則暴政將趁虛而入。最好的預防毀滅性結局的措施，就是“管理”。如何構建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避免極權主義的出現，管理是唯一的道路。 他寫道： “讓我們的機構負責任地、自發地、富有成就感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是可以在由多元化的機構組成的社會里捍衛自由和尊嚴的唯一途徑。 ”

在美國經濟繁榮時期，德魯克開始嚴重懷疑商業，甚至資本主義本身，他不再將公司視為營造社區的理想場所。德魯克鄙視大企業貪婪地積聚巨額利潤，他并非反對公司盈利，而是反對這些公司動輒裁員數千人，高層卻攫取著巨額薪酬。

在《巨變時代的管理》中他寫道：一家公司不能創造出其資本成本等額的利潤，對社會來說就是不負責任的。....對高額利潤的崇拜很可能會破壞甚至毀滅一家公司。他認為，一家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薪酬不應高于普通員工薪酬的20倍。一個組織一旦開始以內部人利益為重，而不是以顧客利益為目標，便走上了自我毀滅之路。

他的批評不僅直指大公司，政府部門也越來越以內部人利益為重，而不是服務顧客——公眾。他非?？春蒙鐣块T的發展前景，認為這是一個可能拯救社會的載體。他對非營利組織的興趣，源于他堅信文化中最顯著的需求，就是讓我們的人生對自己和他人有用處。德魯克寫道：人類需求回歸精神價值，因此需要慈悲憐憫。這需要“你我本是一體”的深層體驗，也是一切更高層面宗教的共識。

他曾說，這個世界最有成效的組織應是非營利組織，如果管理得當，這些組織可以成為滿足人類需求并緩解人類痛苦的最佳途徑。同時，這些組織可以滿足志愿者強烈渴望獲得個人成就感和履行公民義務的需求。一個健康的社會，依賴很多具有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社區，就像一個健康的軀體需要健康的器官一樣。

德魯克做的每一件事，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源自他矢志不渝地相信人類最終會迎來一個運轉正常的社會。

很多思想者都是悲觀主義者。有人說“悲觀者永遠正確，樂觀者永遠成功”，這并不適用于德魯克。德魯克從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卻總是正確。《基業常青》、《卓越基因》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說：德魯克最重要的貢獻，并不在于他的某個見解，而是他的整個思想體系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價值；整個體系究其根本近乎完全正確。德魯克有一種異乎常人的社會洞察力，被隨后的歷史一再反復證明。

最后，讓我們重溫經典的“德魯克三問”：

我們的顧客是誰？顧客認為的價值是什么？我們的業務是什么？

面對這三問，德魯克用濃重的奧地利口音說：這就是我的人生。

當我們走到人生中場，你有沒有對自己的一生問過這三個問題？ 不斷地追問，就能幫我們梳理出正確的人生目標，描繪出生命歷程的輪廓，停下一些枉費的工夫，為真正值得做的事注入勇。如此，無論處于怎樣的亂世，你都將擁有清醒而豐盛的生命。

1. 《德魯克和我》，鮑勃.班德福/著，王洋/譯，王欣/審校，機械工業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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