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學者批判“泰族由中國北方往南遷移”的假說,并不意味著否認中國南部的廣西、貴州和云南等地也是泰族的發源地之一。相反,中國絕大多數的學者主張泰人起源于越人,泰族是百越族系的一個分支。
泰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據考古調查證明,泰國地方早在距今約五六十萬年前就有人類最早的祖先猿人存在。從公元前后起,泰國地區陸續出現一些小國,一直延續到13世紀中葉。此后泰國進入統一或大部統一的封建王朝時期,先后出現素可泰王朝(1238—1438)、蘭納王國(1292—1558)、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吞武里王朝(1767—1782)、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等政權。19世紀中葉后,受到西方勢力不斷侵擾的暹羅,開始進行近代化改革,同時利用西方列強間的矛盾,成為東南亞唯一一個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1932年,暹羅民黨發動政變,結束了相沿600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泰國歷史也進入現代階段。中泰兩國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西漢時期即已出現中泰交通之記載,其后兩國間人員往來,貿易互通,文化交流,未曾間斷。
云南是我國直接與東南亞毗鄰的邊疆省份,歷史上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頻繁。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后,云南被推到了對東南亞開放的前沿,客觀上促進了云南東南亞研究的繁榮與發展。由于地緣關系,早在1956年云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成立后,就有人開始專門從事東南亞的研究。1963年該所更名為云南省歷史研究所,專設東南亞研究組,開始系統地對緬甸、泰國和印度支那(18-19世紀間法國在東南亞中南半島東部的一塊殖民地)三國的歷史、民族問題進行研究。50多年來,云南學者對東南亞歷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史以及緬甸史、泰國史、越南史、老撾史等國別史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視。在東南亞國別史和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為我國東南亞史研究的一支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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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芒市大金塔
一. 素可泰王朝奠定了現代泰國的立國基礎
過去泰國史學界有一種普遍的說法,認為1238年建立的素可泰王朝是泰族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泰族作為古代百越族的一個分支,不會遲至13世紀才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黃惠焜教授曾試圖為泰族古代史填補空白,他“初步排列的環鏈是:越裳、滇越、撣、篷、文單、參半、憍賞彌、庸那迦、景龍、蘭那、素可泰、麓川,等等。時間大體上是從公元3世紀開始,至公元13世紀為止”。這是從泰族民族史的角度來說的。即使從泰國史的角度來看,庸那迦國的建立也比素可泰早。庸那迦就是以清邁為中心的八百媳婦國,又稱蘭那泰。根據《泐史》的說法,叭真的長子陶伻冷食采于蘭那,則蘭那的立國當在12世紀初。蘭那泰肯定屬于泰國史的范疇,故把素可泰當作泰族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或者說泰國史始于素可泰,都是不妥的。
但是,也不容低估素可泰王朝建立在泰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正是素可泰王朝奠定了現代泰國的立國基礎。
從蘭甘亨石碑【蘭甘亨,泰國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國王】的記載可知,素可泰王朝強盛時,其勢力最南部達到馬來半島,西部達到緬甸白古和孟加拉灣,東南達到南海,東北達到難府和湄公河西岸,北部達到喃邦府。
關于素可泰王朝歷史的記載,主要依靠中文史料。泰國本身的記載不多,且多系后人所記。所以,發掘中文史料,是深入研究素可泰王朝歷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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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素可泰遺址公園|來自Unsplash
二.駁“泰族起源于阿爾泰山、川陜地區”以及“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等觀點
既然素可泰王朝是得到官方承認的泰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政權,那么,在敘述素可泰王朝歷史的時候首先面臨的就是關于泰族起源的問題。
關于泰族的起源,學術界爭論了100多年,至今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答案。在世界眾多的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研究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起源像泰國泰族的起源那樣受到廣泛重視和討論,并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說。歸納起來有:1)由中國北部往南遷移說;2)由爪哇馬來半島等地自南往北遷移說;3)泰族既沒有從哪里來,也沒有遷往哪里去,就起源于泰國當地說。
本來,泰族起源的問題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是允許有不同觀點的。各種假說,只要言之成理,并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皆可自成一說。學者通過對各種假說的比較篩選,最終不難找出一種比較合理的、易為大家接受的說法。但是,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往往會把單純的學術問題變得復雜起來。因此,我們只有竭力排除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才能揭示事物本來的真相。
下面我們就以上第一條假說,即泰國泰族“由中國北部往南遷移說”進行分析。
最早提出泰族是由中國北部南遷假說的是西方著名的漢學家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在1885年發表《在撣族中》【撣族,一般指分布在緬甸聯邦共和國境內的泰民族】的導言中說:“撣族的發源是在中國本部內,位于四川北部與陜西南部的九龍山脈中。”杜德(Doda W.C.)于192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出版社出版的《泰族》、吳迪(Wood W.A.R.)于1926年在倫敦出版的《暹羅史》中也都宣揚泰族源自中國的假說。
從學術的角度說,這批早期的西方學者,發現泰族與中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有著密切的歷史文化淵源,在語言、風俗、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因而斷定他們有共同的族源,這無疑是一大貢獻。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批早期西方學者的研究工作,不可能脫離他們所處的那個歷史環境。換句話說,那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進行侵略和滲透的時期。而此時的泰國正處于英法兩國的爭奪之中。為了推行其殖民統治,首先就必須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等進行了解和研究,于是這些西方學者中的漢學家、東方學家便應運而生。他們的研究工作,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了本國政治利益的左右,他們的理論客觀上適應了殖民主義擴張的需要。比如說,既然泰族是由中國遷來的,那么泰族打回老家去,收復故土便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恰恰暴露了英法帝國主義在占領東南亞以后,進一步覬覦中國云南的陰謀和野心。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者占領泰國時期,日本為了推行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便授意和默許親日媚日的泰國鑾披汶·頌堪政府宣揚大泰民族主義。泰族起源于中國的假說,迎合了大泰民族主義的需要,一時甚囂塵上。他們捕風捉影地說,泰族起源于中國川陜地區,甚至遠到新疆的阿爾泰山,因為受到漢族的壓迫而南遷。他們甚至把三國時代被諸葛亮七擒七縱的孟獲,說成是泰族的首領,把唐宋時期以云南大理為中心,由烏蠻和白蠻建立的南詔政權【南詔國(738年—902年),是八世紀崛起于云南一帶的古代少數民族政權】,說成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把大理稱為儂塞,說成是泰族故鄉。鑾披汶·頌堪政府還通過泰國藝術廳廳長鑾威集瓦干等人篡改泰國歷史,把泰國史說成是泰族史,鼓吹“泛泰民族主義”,把居住在中國、越南、老撾、緬甸和印度境內的泰族及有關民族,統統置于泰國的領導之下,“喚起泰國團結合作,領導泰族走向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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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南詔地理位置圖
中國的學者,對所謂“泰族起源于阿爾泰山、川陜地區”以及“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等觀點,一直持批判的態度。陳呂范教授撰文多篇,用大量確鑿的史實證明阿爾泰山自古以來便是薩迦、匈奴、突厥、回紇、契丹和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動舞臺,泰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而四川的蜀文化有其自身非常鮮明的特點,與泰族文化大相徑庭。在《所謂“泰族七次南遷說”剖析》一文中,陳呂范教授對杜德(Doda W.C.)所編造的“泰族被漢族壓迫七次南遷”的說法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并在《南詔不是泰族建立的國家》一文中,征引大量大理出土的南詔文物資料說明南詔的統治者系白族和彝族。陳呂范教授的文章被翻譯成泰文發表,在泰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目前,泰國國內相信第一種假說,即“泰族由中國北方往南遷移”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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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巍山南詔博物館圖集
三. 泰族是百越族系的一個分支
中國學者批判“泰族由中國北方往南遷移”的假說,并不意味著否認中國南部的廣西、貴州和云南等地也是泰族的發源地之一。相反,中國絕大多數的學者主張泰人起源于越人,泰族是百越族系的一個分支。
黃惠焜教授在《從越人到泰人》一書中指出:“古代中國的黃河流域地區,是華夏民族的發源地。古代中國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瀾滄江流域地區,則是越人誕生的搖籃。越人文化相同,語言相通,支系繁雜,被稱為‘百越’。著名的《漢書·臣瓚注》說:‘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會稽在今浙江省紹興,加上云南省整個南部沿邊地區便構成為半月形的廣闊弧形地帶,這便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區。”
百越是越人的統稱,根據中國史書的記載,還可分為於越、楊越、南越、閩越、駱越、山越、滇越等。他們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如斷發紋身、打牙鑿齒、傍水而居、習于舟楫、役象乘象、干欄建筑、種植水稻,以及有肩石斧、有段石錛、使用銅鼓,等等。
我們把泰國的泰族跟與其有淵源關系的若干民族進行比較,不難看出泰族由百越演變而來的痕跡。
與泰國泰族最接近的莫如中國云南西雙版納的傣族。在12世紀的時候,清邁的蘭那泰與西雙版納景昽金殿國的傣族互通婚姻,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習俗,簡直就是一家人。江應樑教授在《百夷傳校注》的序言中說:“從德宏到西雙版納一帶的傣族,兼及今國境外的撣、泰諸族,在明代都概稱為百夷。”如果進一步探索百夷(擺夷)的族屬淵源,中國學術界幾乎一致認為屬于百越中的滇越,即《史記》所說的乘象國。
假如我們承認泰族源于百越這一事實,那么關于泰族起源地區的問題也就不難解決。因為中國南部、泰國北部、越南北部、緬甸北部,甚至印度的阿薩姆邦,這一廣袤的地區,皆是古代百越民族的活動范圍。我們只要打破現行的國家邊界的界限,便可以把這些地區視為泰族的發源地。因此,泰族的一部分可能由中國南部遷徙而來,一部分可能就是當地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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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百越族分布圖
【參考資料】:
1. 《泰國通史(珍藏本)》,段立生(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3月4日;
2. 《清代中泰關系》,王巨新(著),中華書局,2018年7月;
3. 《<劍橋東南亞史>評述與中國東南亞史研究》,李晨陽、祝湘輝主編,世圖廣東公司,2010年12月。
【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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