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李政君︱歷史學研究的入門、歷練與學術理念?——喬治忠教授訪談錄

歷史學研究的入門、歷練

與學術理念

——喬治忠教授訪談錄

作者簡介

• 喬治忠

歷史學博士，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

• 李政君

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載于《湖北社會科學》第4期第152—160頁。

喬治忠，天津武清人。1978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習，1981年獲歷史學學士學位。同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攻讀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1984年獲碩士學位并留校工作，1986年在職攻讀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史專家楊翼驤教授。長期從事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研究，兼及歷史文獻學、中外史學比較研究。出版《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系研究》《中國史學史》《史學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史學的考析與評判》《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眾家編年體晉史》《清文前編》等多部論著，發表論文二百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新編中國史學史”等。

一、官私史學雙軌互動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基本模式

李政君：喬先生，您好！感謝您撥冗接受訪談！首先請您介紹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歷史研究道路的？后來又為何選擇了中國史學史專業？

喬治忠：我1978年參加高考并且入學于南開大學歷史系，后來又考上南開大學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師從楊翼驤先生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這些經歷包含著我個人的選擇，但主要還是取決于具體的形勢與際遇，因為形勢和際遇遠比個人意志強大得多。當然，這只是針對從業而言，不是說在學術觀點上“隨大流”。在學術觀點方面，我極其不贊成那種隨風流轉的做法，學者應該具有堅持原則的信念（當然，決不能堅持錯誤的認識），就是將“見賢思齊”和獨立思考有機結合起來。

1978年我高考（文科）成績是相當好的，每門100分的5門考試總分超過400分，在天津市全部文科與理科考生中排到前80名，選擇任何學校任何文科專業都應當是夠格的。那時候的考生，擇取高校與專業的理念與后來不同，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皆列為第一錄取檔次，沒什么區別，也不存在名聲或實惠上的差距，在各類專業上更不存在厚此薄彼的觀念。在南開大學，高考分數高的考生進入歷史學科，要比經濟學科多。我各門考試中成績最高的是歷史，達到95分，進入歷史系學習合情合理。其中還有另一番周折，暫且不說它了。

大約到大學二年級末，我決心繼續深造，準備報考楊志玖先生的隋唐史專業碩士生。1981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即1977級大學生即將畢業，暑假時全國統一招考碩士研究生。因為當時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特別順遂，報考研究生者數量甚少，教育部允許1978級學習成績好的大學生提前報考研究生。我自然不愿放棄這一機會，加緊做相關準備。然而，楊志玖先生決定此年不招隋唐史專業研究生，改為招收元史專業研究生，而且強調學習元史專業，應當精于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這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困難，我自知在學習外語方面資質很差，倉促之間，遂改為報考楊翼驤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業。這種選擇，一是出于對南開大學招生情況突然變化的無奈，二是本人曾被楊翼驤先生精彩講述的中國史學史課程所折服，從而產生了很大的學習興趣。在全年級期末考試中，中國史學史考試獲得90分以上的有三個同學，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按當時的情況，提前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是不應放棄的，即使此次考試成績不佳，半年后我們年級畢業時還有機會，權當是一次探路、練兵。對我而言，改為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已經是最佳選擇。最后，我得以被錄取為碩士研究生，開始了在楊先生指導下研習中國史學史專業的進程。

1984年底，我完成碩士學業，留在新建立的南開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后來在職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依然在楊翼驤先生指導之下研究史學史，這意味著我已經將史學史研究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樹立了堅定的學術追求。我的經歷給予我自己的啟示，就是要根據自己的基本條件，順應形勢與當時環境作出專業選擇，一旦選中，就要專心致志，堅持圍繞本專業進行研習，尤其是年齡已經偏大時，更不要隨便見異思遷，不能隨波逐流，追趕時髦。

李政君：請問您為什么選擇《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

喬治忠：說來話長，我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是《〈史記〉“太史公曰”淺析》，送楊翼驤先生審評。楊先生對此文相當贊賞，送《南開史學》推薦發表。當時《史記》研究是一項熱門課題，但還沒有專題研討“太史公曰”的論文見刊。拙文在等待發表之時，《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刊出俞樟華先生《試論〈史記〉中的“太史公曰”》一文。雖然該文與我待發之文之間絕無相互參照的可能，卻又高度“所見略同”，連論述“太史公曰”與《史記》正文具有“渾然一體，不相分離”特點的用詞也都相同。于是，我的論文只好主動撤回。這對我有相當大的觸動。自思撰寫學術論著，需要在更加深廣的領域進行發現與抉擇，要有獨到的觀察和思考，要敢于在大題、難題上發起攻堅戰，要選取他人不大可能寫出的內容和題材。這種想法的產生，促使我在讀書和學習中，總是思考如何捕捉可以開拓的新研究題材。但有時產生某種治學方面的想法，一天、半天甚至幾小時后就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就是有人所說的思想火花吧，驟然而來，倏忽熄滅，頗有失落之感。于是我準備了一個小本子，記錄讀書、學習中偶爾出現的感悟，有時還追加思索，甚至列出論述計劃或提綱。在那個小本子封面，我特意用紅筆寫上“火花”二字。研討清朝官方史學的想法，就是在小本子上簡單記錄的一條，時間為1985年11月?，F在，自存的“火花”已有三本，除第一個小本子之外，其余都換成又大又厚的筆記本。

1986年，楊翼驤先生獲得本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我去拜賀并且表示要做先生指導的首屆博士生。事先閱覽自己的“火花”筆記本，當即向楊先生提出：準備以“清朝官方史學研究”為博士論文選題。楊先生對這個選題大為贊許，同時也指出其難度甚大：一是可參考的現有成果不多，二是查閱資料頗不容易。事后我在研究與撰寫的進程中，驗證了導師的點撥，光是到北京故宮西華門內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清朝檔案，就連續好幾個星期，為了抓緊時間，中午僅在檔案館休息室吃干吃面（即當時一種烤熟了的方便面）、喝白開水，相當艱苦。其余查閱《清實錄》、清朝官修史書、清人文集等等，奔走于多處圖書館，辦手續頗費周折，真是困難重重，哪里能比得上現在利用資料這么便當！

李政君：《清朝官方史學研究》最初在中國臺灣地區出版，會不會削弱其在大陸學界的影響？研究清朝的官方史學，對于您的學術生涯有什么重要意義？

喬治忠：我的《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一書1994年在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可以說是很稱意的事情。20世紀80至90年代，改革開放正在進一步深化，各個出版社先后進行了改制，學術著述出版十分困難。同時，中國大陸與境外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日益擴大。臺北文津出版社的主管人在大陸搜羅新近博士論文，準備編輯一套叢書，我與武漢大學謝貴安、四川大學蔡崇榜等人的博士論文，都是這一階段被選錄出版的?！肚宄俜绞穼W研究》在中國臺灣地區出版，整體上并不削弱它在學界的影響力。第一，此書面世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王鍾翰先生發表書評，多有贊譽；博士論文通訊評議委員施丁先生在《光明日報》發短文推介，引起歷史學界的較大關注。第二，在本書出版之前，我已經發表相關內容的論文多篇，許多獨得見解已經被學界了解；本書出版之后，我繼續探索清朝官方史學問題，發表若干論文，與此前面世的文章構成專題研究系列，不僅產生較大影響，而且推動一些學者也投入此項研究。第三，當時中國臺灣版圖書在大陸較為流行，臺灣版的學術著述當時名聲甚好，大學的圖書館以及大一些的公共圖書館，都致力購入臺灣出版的學術著述，包括我的這本書，在全國應當有過不錯的流傳和學術影響。

《清朝官方史學研究》是我得以立足于史學界的根基。研究與寫作的進程中，我自覺歷史考證能力和理論思維能力都有大幅度提高?！扒宄俜绞穼W研究”這個課題，具有開拓性和廣闊探討空間，許多史事需要考訂。雖然我以前也考訂過唐代劉知幾撰寫《史通》的若干問題，以及章學誠纂修方志與史學創見的關系等，算是具有一定基礎。但關乎博士論文的考證，多為相當難解的問題，如考證滿文“汗的檔子”按日期順序記事始于努爾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考證“舊滿洲檔”與內國史院滿文檔案之間的接續關系，考述清太宗時期漢文檔案的編輯、收存與利用，考述清國史館的建立過程、官員結構和修史項目，考訂《康熙起居注》記載和終結時間及機制，等等。這樣的問題每突破一個，都使我的考據功力大為增長，同時令我信心倍增，繼續跟進，并且對考據的理論問題也漸漸形成較為系統的觀念。隨后，我又從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官方史學，從而繼續做出不少新穎、深入的學術開拓。

李政君：請您談談從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不斷拓展研究領域的進程與獨得之見。

喬治忠：由研究清朝官方史學而向上追溯，個人學識乃逐步積累，這里只能就得出較為系統認識之后的見解概略談談。第一，追根溯源，中國傳統史學乃產生于官方，規范化、制度化地按時間順序記載史事，是中國史學產生的標志。第二，戰國時期私家史學興起，發展到西漢，水平超越了官方史學，司馬遷《史記》成為私家歷史著述的高峰。東漢明帝開始組織官修紀傳體的國史，于是形成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種相互聯系的發展軌道。二者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這種對立統一的矛盾，是中國傳統史學能夠繁榮興盛且超越世界各個民族的重要原因。在東漢統治者推動下，史學宗旨回歸到先秦時期已然開辟的以史訓誡、以史為鑒的理路，壓制了司馬遷所倡導的成一家之言和突出個性精神的思路，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就此基本奠定。第三，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呈現多方探索的趨勢，而且少數民族政權受漢族傳統史學魅力的感染，主動記史、修史，史學成為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唐宋時期，官、私史學均進入繁盛狀態。第四，元明兩朝史學貌似衰退，特別是官方史學很不振作，是傳統史學的調整時期，而普及性史書的編纂漸次興起，成為潮流，給史學再度興盛準備了條件。第五，清朝的史學進一步發展，官方纂修大批史籍，私家進行細致深入的歷史考證，二者在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的矛盾中，共同組成對傳統史學的大總結，業績不可小覷。

與西方古代史學相比，中國傳統史學的突出特點是官方史學活動連續不斷地進行，官方與私家成為兩個對等地位的史學主體。這種雙軌發展模式具有很大優越性：官方記史具有制度化、規范化的特征，修史活動不間斷，記事時間系統清晰連續；而私家史學不得不進行新體裁、新思路的探索，豐富了中國傳統史書的內容和形式。中國史學遺產遠比世界其他民族繁榮多彩，即有賴于此。深入比較中國與西方史學的異同，可以得出史學發展的內在基本矛盾，是記史求真的原則與治史致用理念之間的對立統一，矛盾的焦點在于孰為第一、孰占主要地位，這種矛盾在多數情況下呈現出非對抗性。在中國古代，求真與致用的矛盾，往往被納入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之間的矛盾運行之中。

以上是我從研究清朝官方史學擴展開來后，取得的主要學術感悟，其中都滲透著對中國古代官方史學的格外重視，沒有這一理念，很難取得這種系列性的認識。應當說這些觀點已是成體系的宏觀思考，屬于史學史學科的創新見解。

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系統、最先進、最正確

李政君：能不能請您談談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在您學術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喬治忠：上小學之時，就發現家里存書不少。其中就包括平裝兩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選》（淺淡豆綠色封面）、厚重精裝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印行的“干部必讀”叢書，艾思奇、胡繩的一些撰著等。小學高年級時就開始翻閱理論著述，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盡管當時不可能讀懂其中的全部內容，但記憶相當牢固。閱讀時往往還做筆記，有時也在筆記中抒發自己的感受。

較早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收獲是頭腦里逐漸具有了辯證思維，看問題能夠從整體到局部層層分析，注意事物內在的“一分為二”，避免那種孤立、靜止、片面、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眼光。這對研究歷史當然助益多多，但本科入學后忙于補知識、打基礎，不太致力于撰寫文章。1979年底，按規定要提交一篇學年論文，算是開始了初級的歷史研究。文章題為《唐代士族、庶族的合流及科舉制在其中的作用》，點名批評了陳寅恪、韓國磐等先生的觀點，認為唐代士族與庶族處于“合流”狀態，科舉制是二者合流的基礎，唐代政爭的根源不在于士族和庶族之關系，須做另外解析。該文基本是擺事實并且以辯證思維進行分析的，試圖撥正“斗爭哲學”的絕對化傾向。文章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獲獎，被選刊于《南開史學》1981年第1期。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后來，在學術研習上，重點當然是中國古代史學史，而思考問題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之間，則慢慢轉為以史學理論為主。但注意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沒有改變，而且是隨著學識的增長，越發具有自覺性和主動性。

李政君：您是如何涉足史學理論研究的？

喬治忠：我實際涉足史學理論研究，可以從1982年上半年算起。那時我碩士研究生在讀，選取了劉澤華教授主講、專為研究生開設的“史學方法論”課程。期末要求同學們各自寫一篇理論性論文，題目、內容自擬。因為某種背景原因，我決意要寫好這篇論文。劉先生對拙文也確實大為贊賞，但估計他所欣賞的不一定是我的論點，而是行文中表現出的辯證思維。1984年底我碩士畢業留校，劉先生約我談話，鼓勵我參加他已經組織的“歷史認識論”研討小組，我很高興地應允了。

“歷史認識論”小組成員有張國剛、葉振華和我。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撰寫《論歷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與《論歷史認識的檢驗問題》?！墩摎v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認識》初稿約一萬三千字，后得劉先生推薦，幾經修改，以1萬字篇幅刊載于《紅旗》雜志1988年第11期。論文當時影響頗大，但若干年后則不盡如人意。因為《紅旗》雜志不久改為《求是》，辦刊欄目有所調整，后來的學術綜述文章以及論文目錄，大都未將《紅旗》所載文章視為學術之文。關于《論歷史認識的檢驗問題》，1988年暑假前我與劉先生約見，匯報相關思考。我們繞南開大學舊圖書館前新開湖和馬蹄湖散步約2個小時，我說了我的寫作方案，劉先生則另有一種想法，誰也沒作出讓步，事情就此暫且放下。

1988年暑假過后，到導師楊先生家拜謁。楊先生作了較長時間談話，對我諄諄開導。對于這次談話，楊先生作了充分準備，手持64開紙片。我雖然看不到紙片上寫了什么，但那無疑是籌劃好要談的內容提示。談話內容有幾個方面：1.詢問我學習哲學理論的情況，從什么時候開始，看過哪些相關著述；2.交流了一些對歷史觀念上具體問題的看法，楊先生的理論水平很高，對歷史唯物論理解相當深入；3.指出做這種理論研究很不容易，而且受整個社會思想潮流與領導層意志的制約，不是自己認為對的就一定能堅持，因此，不要過早投入，必須謹防風險；4.指示我應該盡快完成博士論文，不要分散精力。我覺得導師的指示完全正確，對我充滿了愛護與信任。自此，我把精力轉移到博士學位論文的撰述上，但仍然繼續關注學界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之狀況，沒有放棄。

李政君：迄今為止，您已經發表了多篇史學理論方面的論文，頗具獨到的思考，能否擇要介紹一下其中主要的見解。

喬治忠：自20世紀90年代迄今，如果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的文章計算在內，我發表的史學理論文章應不少于20篇。這里不能一一敘述，謹擇要提示比較重要的學術觀點。

《論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思想體系》（載《南開學報》1995年第5期，與楊翼驤先生合作）是我又一次撰寫理論思維文章的開始。該文將中國古代在史學理論方面的分散性論述，以歸納分類方式整合為八個方面，展示了傳統史學并不缺乏史學理論方面的內容?！妒穼W的發展應當強化學術性》（載《南開學報》2002年第6期）和《中國史學發展前景之我見》（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提出史學具有學術性、知識性、可應用性，而以學術性為主導，史學宗旨是求真、求是和求新，史學知識在現實社會的應用已經不在歷史學的范圍之內?！墩搶W術史視野下的史學史研究》（載《南開學報》2004年第2期）提倡以史學史研究為龍頭建設完整的“歷史科學學術史”，使之成為史學評價體系的綱領，糾正以行政方式評價學術成果的偏頗體制。

晚些時候的幾篇論文，學術創新和學術價值更值得關注?！吨袊穼W史學科體系的思考》（載《學術月刊》2012年第1期）將多年以前形成的觀點進一步修訂，使之基本完善，再次強調中國史學史學科具有三大任務、八項內容，論述了中國史學史發展應當劃分為幾大階段及其依據。這是我撰著《中國史學史》的基本綱領，是我對中國史學史這一學科體系的總體認識。《用中國話語發展當代史學理論》（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12日第1版）是一篇短文，但文中提出的許多理念，成為后來一些重要論文的思想基礎?！对囌撌穼W理論學術體系的建設》（載《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強調“史學認識論”乃是史學理論的核心內容，同時認為“史學本體論”也十分重要，“發現史學發展的動力和社會運行機制，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是史學理論達于成熟化的標志，不解決這一史學本體論的高端問題，史學理論體系的建設就不算成功”?！墩撌穼W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關系》（載《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原則，以系統性史學史研究的可靠成果為基礎?！墩摎v史認識的檢驗標準》（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提出“史學界共同進行的歷史學學術實踐，是檢驗歷史認識的唯一標準”。

李政君：2021年，您在《史學理論研究》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2023年，又在《河北學刊》發表了《中國歷史學“無奴派”思潮的理論剖析與當下審視》。請問近年來您在唯物史觀相關問題上不斷發力的原因是什么？能否請您再簡要介紹一下兩文的核心觀點及寫作背景，以便于學界更好地了解您的觀點。

喬治忠：關于五種社會形態遞進發展的歷史規律問題，1957年黃現璠通過對廣西壯族的社會史調查提出異議，李鴻哲依照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提出不同見解。但這些質疑和見解沒有引出正常的學術討論，卻遭到行政方式的強力壓制，二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黃現璠在“右派”帽子重壓下繼續做“無奴”研究，積累資料和理念，1979年連續發表論文，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不存在奴隸制社會，并且將這一觀點延伸到世界史，認為奴隸制社會只在古希臘、古羅馬小范圍存在過。同時，他承接李鴻哲的思路，在理論上認為五種社會形態演進說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黃現璠的論文得到不少人響應，許多同樣觀點的論文接踵而出，聲勢日益擴大。史學界一部分新進人士積極加入“無奴派”，一些老一輩學者也支持“無奴派”。更多的人則目迷五色，看不清孰是孰非，陷入沉默和回避。極少數堅持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學說者，論辯乏力，明顯處于劣勢，此乃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史學界一大偏頗狀況。假若總是無人對“無奴派”錯誤理念予以批駁，那就更成為中國史學界的負面現象。

我從“無奴派”思潮興起之時，就很關注這些問題的討論，閱讀了不少相關論文，也查對了經典著作的論述。但遵從導師的意見，暫且隱含不言。至2015年《理論與史學》創刊，主辦者向我討要一篇論述歷史規律的論文，無法推托，很倉促間撰寫成稿，題為《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再思考》（載《理論與史學》第1輯，2015年）?！恶R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載《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4期）一文也是刊物征稿，是在前一文基礎上的加工和發展。如果沒有刊物的征稿，我也會擇機論述這些問題，但可能還會延遲拖后。撰寫《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時，我感覺如果不批評“無奴派”似乎不足以達到維護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學說的理想效果，于是很想寫入這項內容。但篇幅實在難以控制，遂予以抽出，另寫專篇。最后以《中國歷史學“無奴派”思潮的理論剖析與當下審視》為題，發表于《河北學刊》2023年第1期。此文論證了“無奴派”思潮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種種“無奴派”理論上的謬誤進行了反駁。但整個世界的歷史發展，是否真的是包括奴隸社會在內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這還需要在新時代進行新的論證，才能厘清思想，樹立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做好這項工作，“無奴派”觀念自然就會瓦解，不過，這個任務相當艱巨。我有投入這項研究的思考，就看形勢與際遇能否提供必要的條件了。

如果要說上述兩三篇文章的核心觀點，那就是應當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發展規律，但不能機械地、絕對化地理解歷史規律問題。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否定歷史規律，就是給“規律”一個絕對化的定義，主張只要有一個事例疑似不符合，整個規律就不能成立。這種思路是要求每一個原始的山野村寨都自然地經歷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哪有這樣的道理？馬克思主義講求的歷史規律，是在整個世界總體的意義上著眼，是辯證地看待問題?？偟臍v史規律，不能承諾所有地區至每個村寨的歷史都具有一模一樣的發展順序，此乃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對立統一。這關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釋和發展，特別具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李政君：請問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有何認識或評價？您認為學界相關研究有哪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喬治忠：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近年來日益繁興，進展極好，特別是對于相關人物活動情況及其觀點的清理，明顯細化和深化。這是進一步做好學術性研究的基礎，值得肯定。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乃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化發動與個人研究并行不悖的結果，自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傳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此種類似于“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互動的機制就已形成。因此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中，對于各級黨組織的作為不可輕忽。

我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問題探實》（載《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的若干理念問題》（載《學術研究》2020年第11期）等文中，已經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提出幾項建議：一是要認真考訂史實；二是要加強理論思維，得出具有高端理論水平的研究成果；三是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置于整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和全部史學發展環境中研究。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得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不少專題研究論文主干停留在“敘事”的狀態，僅僅堆積一些事件、人物等，這不能反映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本質內容。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什么能夠在舊中國立足和不斷壯大？為什么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背景下卻迅速發展？有哪些獨到特點和優點？與中國傳統史學有哪些矛盾和契合點？諸如此類問題，都應當在研究中予以解決，缺乏精深的理論思維，就不能完成這種學術任務。

李政君：您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包括中國史學史學科在內的歷史學學科建設有哪些需要進一步關注或重視的問題？

喬治忠：歷史學的學科建設是一個綜合性系統工程，包括歷史教學、史學研究、學科專業分類、評價系統、評論機制、獎助體制等，調整起來十分不易，難以做到完美。對于歷史學科應當如何改進，學術管理者、專家學者也是見仁見智，意見難以統一。我個人多少有些感觸，說出來僅供參考而已。

第一，將堅持唯物史觀落在實處，這是搞好歷史學研究的學術進路。形形色色的史學理論，有西方傳來的，有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折騰一陣子，歸根結底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為系統、最為先進、最為正確。現在國內公開反對唯物史觀的學者微乎其微，但史學界學人是否真正理解了唯物史觀？是否真心贊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情況并不那么樂觀。這一問題應當以學術的方式著手解決，要點是鼓勵和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以辯證思維破解唯物史觀面臨的挑戰。第二，在史學界樹立以學術性為主導的史學觀念。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和闡釋的深化，還是回應與破解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詰難，都要堅持學術性第一的原則，從學理上立論、從學理上駁論，才最有力度，靠學術性的高深、邏輯性的縝密，才最能服人。第三，史學界應當提倡學術性論辯。正確的認識需要在論辯和討論中確立，學術論辯與曾經有過的壓制性大批判及扣帽子方式的攻擊完全不同，目的只是講明道理。整個學術群體都應該視學術論辯為歷史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治學方式。第四，抓好當前大學歷史學科的教學與規劃，歷史課程再不能因循僅僅重視具體知識而輕視理論的故轍。大學的歷史課程，除教授基本的知識之外，還應當向理論性、專業性方向轉型。唯物史觀的學習，不要滿堂灌輸，可以提供讀書資料，提供不同主張的論文讓同學閱讀和鑒別，利用唯物史觀加以批評。大學歷史教學是將來歷史學持續發展的基礎，不要低估大學生的理解能力、認識水平，不要將之當成中學生，進行固定說法的灌輸。

三、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史、歷史文獻學、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體悟

李政君：您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史特別是對一些史家有過評論，促使您關注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這些問題具有什么普遍性的學術意義？

喬治忠：最初評論近現代的史家，一方面源于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準備論文的需要；另一方面因為我指導的博士生中，論文選題不乏涉及近現代史家的，作為導師在具體的學術論題上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注重隨時隨地對一些近現代史家予以分析和評議。這些有助于增加我在近現代史學史方面的知識積累，但還沒有形成很大的學術激勵。

2010年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王國維全集》出版發布和學術研討會（即“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辦人在了解我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的情況下，仍希望我一定到會，可以不寫論文。但沒有論文去蹭會，實失顏面，遂決定討論一下“二重證據法”問題，當時也沒有指望有多大的學術新見解。然而一接觸王國維有關論述，便發現其中直接違背邏輯的問題嚴重。于是，我通過深入審斷寫成《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蘊義與影響的再審視》（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對王氏學術理念予以嚴格批評，指出“二重證據法”乃是反科學的方法。大會閉幕式上宣講論文時，引起多人爭辯?？芍獙τ谕鯂S的一味贊揚已深入人心，積重難返，這提示我還會有類似近現代史家享受著不該擁有的吹捧。雖無法一一辯論，但遇典型，必當駁正。因此有后來對雷海宗的批評文章。但雷氏又與王國維不同，王國維在具體文獻與史事考證中頗多創樹，而在宏觀歷史認識上常出舛誤；雷海宗則在學術上乏善可陳，宏大歷史觀念論斷、具體難題考證，他樣樣染指，皆一塌糊涂，徒增笑柄，卻被一些人捧成大師。

我也評論過顧頡剛，對他的疑古精神充分肯定，而對曾經詰難顧頡剛的張蔭麟則嚴加批評，駁斥其論點論據中的詭辯性邏輯，同時指出其論述方法的整體性錯誤，也揭示了他后來改正看法的表現，這一點發他人所未發。至于附帶性批評錢穆、陳寅恪，并未否定其學術成就，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為過度的捧場風氣糾偏，是完全必要的。我評論的近現代史家，人數不多，但其中多屬以往評議不妥的典型，具有學術示范意義。我這種學術關注，真正發端于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審視。

近現代的史家，其親屬、故舊、師承、學脈關系在社會上仍未淡化，甚至存在某些被媒體、輿論所強化的情況，一些學人的學術成果相當平庸，卻借著某種師承來標榜。因此，對一些近代史家群起熱捧的現象，不足為奇。更有部分學界人士，吹捧以往的史家實為“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借舊事發泄自己的某種情緒，宣示錯誤的歷史觀念，這值得充分注意，不可熟視無睹。學術評論是維護學術界理念公正的機制，需要貫徹實事求是的準則，不能任憑錯誤、偏頗的評價流行不斷。過一個時段，就應當清理一次學術史，激濁揚清，讓學術的發展不至于過度偏離健康發展的道路。

李政君：中國史學史與歷史文獻學是相鄰學科，請您講講您在歷史文獻學方面的研究情況和感悟。

喬治忠：歷史文獻研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時不易與史學史研究相區別，例如考證一部史書，屬于文獻學還是屬于史學史呢？我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干了不少比較瑣碎的事情。碩士畢業后留在南開古籍所，頭一項工作是整理、編輯和注釋《眾家編年體晉史》。注釋古籍可謂既費力又不討好，常常面對一個難解的典故或人物、地點，幾個小時甚或一天都查找不到資料。我曾在楊先生面前抱怨，楊先生正色指教說：無論你立志做什么，首先要做好工作單位下達的任務，這是基本的職業精神。再者，注釋古籍感到吃力，是大學者也難免的，但這可是非常鍛煉能力、增長學問的好事。于是我咬緊牙關努力，在注釋方面決不敷衍，避免了許多古籍的注釋躲避難點的現象，獲得好評。

歷史文獻學工作也可以有較為宏觀的議題，特別是與史學史研究相關聯，可以顯示出一定的學術意義。我發表過《清太宗朝漢文檔案文獻考析》（載《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歷史研究電子資源運用的興利除弊》（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等論文，內中例證多為本人梳理出的瑣碎資料，最后組合論述，解決較大的論題，頗有成就感。我曾經為研究生開設“歷史考據學通論”課程，應當把講稿充實修訂，謀求出版。我撰有《對“史料學”、歷史文獻學與史學史關系的探析》（載《學術研究》2009年第9期）、《建立鑒定與整理新發現歷史文獻的學術規范》（載《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3年第11期）兩篇重要的文章。前文認為“史料學”不具備稱之為“學”的資格，以單一“史料”的眼光看待歷史文獻，會造成很大偏差。歷史文獻學與史學史有交叉的內容，但史學史的學科之系統性、理論性高于歷史文獻學。后一文批評整理文獻的學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改變文獻的原始面貌，造成對研究者的誤導，呼吁當今考古學界、史學界要建立統一的學術規范，不能允許最先掌握新歷史資料之人，按己意改變其原初狀態。

李政君：您在中外史學比較方面做過不少研究，請問您認為此類研究的學術意義是什么？

喬治忠：第一，中外史學比較可以深化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甚至打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視野、新天地。例如，西方史學的起源問題被敘述得相當清晰，日本史學的起始也大體有了共識，中國傳統史學雖最為繁榮，但其起源時間問題在學術界缺少關注。從中外史學比較的探索中，我意識到中國史學的產生雖然只是個端點，但這個“點”亮度甚大，如果缺失，會形成史學發展上小半截子的昏暗。于是苦苦考析，終于得出結論，即中國史學的產生，與中國古代連續性紀年的形成緊密聯結。中國歷史上具備確切的連續性紀年，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的，這正是“共和行政”的元年，而連續、確切的紀年，乃是因為出現按時間順序連續記載史事的結果，在當時歷法不完善的條件下，連續地按時間順序記事，乃是確切的連續紀年體系產生的條件。按時間順序連續地記載史事，也就產生了官方的編年體歷史記載，這都發生在共和行政初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的掌權者，很清楚他的執政僅僅是個過渡，于是要隨時記載史事以備查究，政治上的這種需要，催化了連續性記事和形成連續性紀年的同時開始。將中國傳統史學產生的時間精確到具體的公元前841年，使我具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第二，只有在中外史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概括歷史學發展的機制，從而深入進行史學理論的探索。比較研究中外史學，可以直接看到史學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發展，于是史學發展的社會運行機制問題就浮現出來，并成為中國史學史所需研討的重要內容。史學發展的社會運行機制，同時是十分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史學理論的研究，當然與歷史觀有密切關聯，需要有正確的辯證思維方法，但這還不夠，更重要的是必須以史學發展的史實為基礎，這意味著要對中外史學史皆具扼要而系統的認知。實際上，史學理論的核心應當是對中外史學異同的比較和概括，而非哲理推衍。缺乏以史學史上客觀史實為基礎的史學理論，是空洞、主觀的理論，必定包含重大謬誤。西方近現代相對主義史學思潮，就是這類主觀主義、空洞無稽的理論。

第三，中外史學比較研究，有助于梳理全球歷史學的整體觀念，深化對歷史學之發生、發展問題的闡釋。這要求中外史學比較應當深入到本質問題，而不要止于羅列現象上的異同。我的《中國與西方古代史學的異同及其理論啟示》（載《學術研究》2007年第11期）一文，在多層次思考的基礎上，直接指向中西史學異同的根本性問題，提出中外史學共同存在記史求真與治史致用之間的矛盾，這是歷史學發展中的基本矛盾。因此，是否具備記史求真的意識，是史學能否產生和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之一，這決定了原發性史學只能產生在少數地區和少數國度，即上古的中國和古希臘。其他地區現存的歷史學都得自外傳，是次生性的史學，例如日本和韓國的史學，就是從中國傳入的。

中西史學的比較，可以在不同起源的兩種史學中發現共同特點，有助于探索史學發展的社會機制，而進行中日、中韓（朝）之間傳統史學的比較研究也十分必要，因為日本、朝鮮半島的史學是從古代中國輸入的，在本民族和本國的社會條件下，既承襲了中國史學的許多傳統，也演化出各自的特色。進行這種同中求異的比較研究，了解日本、朝鮮等國對中國史學傳統接受了什么、舍棄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出于什么社會原因進行這種取舍和改造，對于認識中國史學的特點、探索史學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運行機制，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中西史學比較應與中日、中韓（朝）史學的比較研究結合起來，二者不可偏廢。如有條件，中國與越南古代史學的比較研究也應當進行。

李政君：您覺得自己在中外史學比較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學術突破？

喬治忠：我主要對中日古代史學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例如：其一，日本史學是從中國傳入的次生性史學，但一開始就接受了中國比較成熟的歷史觀、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史書體例等，也實際做了適應本國需要的改造，所以起點較高，且具民族特色。其二，日本模仿中國史學，也從官方開始，因此重點在于致用，求真意識弱于中國，所以日本史學的連續性發展不如中國。但日本仍能夠保持史學的賡續，是因為每個時期都有中國史學的傳入，激發日本史學一再興起。朝鮮半島的古代史學，與此類似。其三，中國史學與日本史學在近代的轉型，都不徹底，但情況不同：中國只是強調了“民史”，仍賡續了陳舊的古史觀念和史學“經世”思想；日本停止了官方修史，官方僅僅編輯資料，但沒有清除“皇國史觀”。其四，日本與中國的疑古思潮，因國情的不同與世界性政局的影響，結果大不相同，日本的“津田史學”（即津田左右吉的史學觀念）終于勝出，疑古史學得到肯定；中國的“古史辨派”則遭到主流派系的貶低與壓制，唯其精要的學術主張無法抹殺。其五，日本引以為傲的天皇“萬世一系”體制和很早具備全國一統的局面，與其地理狀況不相符合，實際得益于中國傳統正統論、“大一統”觀念、儒學政治歷史觀的傳入及改造。

中日史學比較研究，還有可以開發的天地，值得學術界進一步深入探索。我認為中國史學對于日本、朝鮮的影響，應當擇要納入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范圍。

李政君：可否請您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和體會，給青年學子提供一些治學建議？

喬治忠：我對進入歷史學研究專業隊伍的年輕學者，有如下幾條建議：第一，一定要加強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學習，加強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學習與歷練，使自己具備辯證思維能力。所謂“辯證思維”，就是將唯物辯證法運用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考察、思索、研究、討論之中，首要一點是必須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深入分析事物的內在矛盾，揭示其本質和發展演化的動因；其次要在整體的普遍聯系中加以考察，層層剖析，既要求全面性又要求具體性；再次是作出推理與判斷時，不要脫離已有的和進行中的社會實踐。第二，樹立為學術事業勇往直前、果敢獻身的精神。這不是大話、空話，如果真正喜愛學術事業，為此獻身的精神就不會成為難題。“獻身”不是隨便舍棄生命、舍棄一切，而是為了實現學術目標可以舍棄安逸、舍棄娛樂，將學術鉆研作為最大的追求，樂此不疲。具備了獻身精神，就能夠自覺投入求真、求是的學術探索。第三，在把握治學宗旨的前提下，應當不斷改善知識結構，擴大治學視野。在具備先進學術理念的條件下，豐厚的知識總會轉化為出色的智慧和能力，當然這需要運用辯證思維將知識點聯系起來。第四，勤于寫作，不可懶惰。寫作對思維能力和表達技巧的鍛煉，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學者的文章、著述，也是立足于學界的根據。初入學林的年輕學者，適當多參加專業性學術會議，但需要用心寫好參會論文，如屢屢提交平庸的論文，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第五，要勇于論辯，喜愛討論。討論和論辯，對思維、對智力的推動，無可比擬。當然，學術論辯只能貫徹學術求真、求是的宗旨，在辯論真偽、是非之中，不排除犀利的語言與文風，但絕對不可不講學理而肆意進行攻擊。第六，養成問題意識與把握學科觀念，對于史學界整體、歷史學科集體和學者個人來說，都是取得新發展、新成果的助推能動力。自覺養成問題意識極其重要，要深入理解他人論述的內容、發現相關的缺點和未發掘、未解決的問題。在學習中受到啟示而發現問題，是最應當提倡的學習素質，經過歷練，就可以養成學術上的問題意識。與問題意識相對應，治學中還要把握學科觀念，應當明了自己正在什么學科內研究問題。問題意識與學科觀念，具有互相推動、互相制約的辯證關系。有的前沿問題可能沖破舊有的學科體系，促成新學科的萌發或跨學科的研究，而新萌發學科也會具有學科體系和研究規范，跨學科也不是跨出所有學科，所以任何情況下，學科觀念總還是對具體的學術問題施以學理性質的控馭。

史學史學科具有超越其他專門史的特殊性，它從整個歷史學中縱向分立出來，并且對整個歷史學予以描述、審視和總結，大有駕臨歷史學之上的氣勢。史學史學科既然要審視所有古往今來的史學活動、史學成果和歷史論斷，就不能現成地接受任何名家、任何其他專業的觀點，而應當予以審核。

以上就是我個人在研究史學史實踐中的感悟，僅供年輕學者參考。這個問題就說到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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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對｜賈曉林

審 核｜王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