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偉：人，永遠應該是技術的主人｜京華學記

李宏偉，哲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全國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識形態等相關領域的問題研究。出版《少年兒童組織與思想意識教育概論》等個人專著5部。

“有空再回來！”

一個小朋友送別即將返程的小伙伴，嘴里喊著這句話。起初，他的伙伴沒聽清——“你說什么？”“有空再回來！”“好的。”簡單的對喊，寥寥數字，卻有著驚人的穿透力。這句話，也成了2026年春節無數人的網絡共同記憶。

被這個場景觸動的有李宏偉：“它對我觸動特別大。”那個送別的瞬間，像一顆石子投入心湖，泛起漣漪，久久未曾散去。現代人是孤獨的，現代社會的大分工將人拋向高度專業化的角色里，人與人的聯結更多是功能上的協同，而非生命上的交融。李宏偉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他人和共同體的關系‘若即若離’。該離的時候可以離，但離了之后，人與人還是要多交流，哪怕只是聊聊天。”

閑談時，他笑著告訴我們，他平時也常打開手機刷視頻。那個送別場景，正是他在短視頻平臺上刷到的。對他而言，刷視頻更多是了解當下年輕人興趣與精神狀態的一種途徑。這份習慣，源于他內心的擔憂，也即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如果不能與學生的真實處境產生共鳴，課堂和理論就會陷入“失語”的境地。他為此一直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的教學與研究，從“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不是去證明馬克思‘說對了什么’，而是去研究馬克思‘還能幫我們看清什么’。”

技術變革，正成為當代人感觸最深的命題之一。李宏偉對技術替代人的工作、接管人的閑暇保持警覺：“人，永遠應該是技術的主人，而不是算法的奴隸，這就是我們在數字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終極意義。”但這并不意味著拒絕技術。他說：“我們的任務不是詛咒技術，而是要駕馭技術。”這是一條比做選擇更艱難，也更長久的文化思考之路。

暮春之際，我們在首都師范大學（校本部）見到了李宏偉。話題從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來路談起——那是一個年輕人求學階段的困惑與蛻變——隨后轉入他對哲學與真實世界關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個結合”等研究課題。

把理論放到現實磨刀石上

新京報：李老師好，2005年你本科畢業并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請問具體是中文專業嗎？此后，你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并選擇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研究方向。哲學與文學在課程體系、學科語言及思維范式上存在諸多差異，在一般的理解上，文學側重于感受，而哲學更強調抽象的思辨。當時為什么換了專業進行深造？

李宏偉：我本科是在山東煙臺大學中文系就讀的，當時我們的培養計劃遵循大文科、大人文的思路，秉持文史哲不分家的理念。在主修漢語言文學的同時，也開設中哲西哲馬哲美學等相關課程。尤其是在學習西哲的過程中，感到既好玩，又迷茫。好玩的是古人對人生對世界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迷茫的是粗淺接觸到一個新的學科領域，很多名詞概念是懵懂的。于是下課后就經常跟我們的任課教師請教問題，慢慢對哲學有了一些興趣。

要說換到馬哲賽道上，還要談到榜樣的力量。當時我們學院的師兄師姐考研有考上北大中哲的、南開中文的、人大黨史和馬哲的等。聽了他們的考研經驗分享之后，又課下跟他們交流，才最后決定考馬哲專業。經過大三下半年和大四上半年的全力備考，最后有幸被人大馬院馬哲專業錄取。

新京報：從那之后，你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道路的？

李宏偉：這期間大約經歷三次“蛻變”吧。

第一階段，我稱之為理性的“祛魅”與“苦讀”。剛讀碩士時，打擊是巨大的。因為自己屬于跨專業考研，既要主修馬哲專業課的內容，也要輔修中哲西哲等內容。初入哲學門庭，一下子被“異化”“物化”等術語繞得頭暈。我的導師一句話點醒我：“別把馬克思當神，當戰友。”我開始惡補知識、瘋啃原著，逼著自己丟掉文學式的感悟思維，建立哲學式的邏輯思維。

卡爾·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肖像照，由英國肖像攝影家約翰·梅耶爾于1875年拍攝。

第二階段，是現實的“刺痛”與“轉向”。博士畢業進入大學任教時，我曾一度陷入一種“經院哲學”的自滿，覺得掌握真理的密鑰，可以輕松給學生打開思想的謎團。但很快，現實給了我狠狠一擊。因為在課堂上講的那些條條框框，面對學生提出的現實困惑（比如當時的食品安全等問題）時，常常顯得解釋力不足。這種“失語”的狀態迫使自己開始“向下看”。利用工作之便、課下之余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放到中國的現實磨刀石上去打磨。這一階段，我才真正對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有了切身的感悟。于是，自己的學術研究開始從文本考據轉向現實問題研究。

第三階段，是文化的“尋根”與“融合”。年過四十以后，也就是最近這幾年，隨著閱歷的增加，自己早年文學背景的“后勁”上來了。我開始意識到，單純用西方的范疇解釋中國，總覺得隔靴搔癢。于是開始回歸，思考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恰逢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提出“兩個結合”的重大論斷。這不僅僅是政治命題，更是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中文給了我文化的“根”，哲學給了我理性的“魂”，現在我正試圖把這兩者打通——用中國話語，講好馬克思主義道理。

紀錄片《何以中國》（2023）畫面。

文化不是僵死的化石

新京報：“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當前的研究熱點，正如你剛才所說，隨著閱歷的增加，你個人對理論和經驗兩者剛好也有了新的感受和思考。過去這幾年，你圍繞這一主題撰寫并發表了多篇專論，如《論“兩個結合”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方法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2期）。從哲學層面來看，“結合”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它又如何在“文化生命體”的意義上實現理論創新？

李宏偉：這是一個極具深度且觸及時代脈搏的問題。總體而言，如果說“第一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側重于解決的是“路怎么走”的問題（實踐論層面），那么“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側重于“根扎在哪”和“魂如何鑄”的問題（本體論與文化哲學層面）。早在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革命、建設、改革一系列成功的最大法寶。其中，“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結果是互相成就，實質是打開創新空間。

李宏偉在首師大（北一區）文科樓。新京報記者 王遠征 攝

談及“文化生命體”，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哲學隱喻，意味著文化不是僵死的化石，而是一個有呼吸、有代謝、會生長的生命系統。在這個意義上，“第二個結合”實現理論創新的機制，其實就是一種“生命體的新陳代謝”。“第二個結合”解決了“文化主體性”的焦慮，實現了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統一。長期以來，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一種深刻的隱憂：現代化似乎等同于西方化，要么割斷傳統擁抱西方（失去根），要么固守傳統排斥現代（失去魂）。“第二個結合”解決了時代焦慮，將馬克思主義之“魂”，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之中。馬克思主義讓我們站得高（有真理的高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我們扎得深（有歷史的厚度）。高度與厚度的結合，才支撐起了我們今天這個豐滿、立體、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主體。

“從本體、本原的角度闡釋‘兩個結合’，毫無疑問，結合的本體、承載的母體是社會存在，即鮮活的社會實踐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出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一種思想理論和觀念學說，根源于社會存在。” ——李宏偉：《論“兩個結合” 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方法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2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創性貢獻研究”。

新京報：你特別論述了“兩個結合”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如何理解？

李宏偉：將“兩個結合”上升到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高度來把握，才算真正吃透了它的理論本質。一般而言，世界觀解決的是“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方法論解決的是“怎么辦”的問題。“兩個結合”正是將這兩者完美統一起來的典范。“兩個結合”絕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論斷或歷史事實的描述，它在哲學層面上具有雙重屬性：既是我們認識中國道路、理解中華文明的世界觀（怎么看），又是我們推進理論創新、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論（怎么干）。

一方面，作為世界觀而言，“兩個結合”重塑對“真理”與“文明”的認知圖景。“兩個結合”回答“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問題，提供一幅全新的認知地圖。“兩個結合”打破“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即傳統不是包袱，而是資源；外來不是異物，而是養分。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油水分離”的，而是可以“水乳交融”的。世界觀的核心指向是對自我的認知，而“兩個結合”確立“主體性”的基石，解決“我是誰”的問題。通過“兩個結合”，我們明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理論坐標，不再是西方理論的“搬運工”，也不再是傳統的“守墓人”。這種新的世界觀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它讓我們在精神上獨立自主，擁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和理論底氣。這就是世界觀層面的“安身立命”。

另一方面，作為方法論而言，“兩個結合”提供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突破的“操作手冊”。它引導人們在面對具體問題時，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運用什么樣的路徑去解決問題。要堅持“魂脈”與“根脈”雙向貫通激活，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積極推進情境化創新，把理論放入具體的中國語境和深厚的歷史語境中去考量。要強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機制，不斷推進試錯、調適、重構、迭代的理論升華。

從“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

新京報：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現有的研究范式與學術生產方式或已觸及瓶頸，有觀點建議要以“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在當年的學習和后來的研究中，你是否感受到過這種焦慮？

李宏偉：這是一個非常犀利，但也非常中肯的問題。這些年，自己也深切感受到這種學科焦慮。你說的以“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需要切實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創新，不是“脫離經典”否定文本研究，而是以問題為導向深化文本研究。

李宏偉為研究生準備的方法論課。新京報記者 王遠征 攝

求根溯源，焦慮主要來自以下四個層面的“失重感”：

第一，是“堅守初心”的焦慮：我們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著作等“身”與著作等“心”是不是正比關系？有沒有急功近利、逃避現實？是不是真正把論文寫在大地上，還是只寫在項目申報書中？今年恰逢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作為科研工作者，我們需要積極樹立良好學術道德，自覺遵守學術規范，講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

第二，是“話語內卷”的焦慮：我們在自說自話嗎？用傳統的理論范式在解釋當今世界時，會出現明顯的“時差”。當年馬克思面對的是蒸汽機和電報，列寧面對的是電氣化，而當前我們面對的是人工智能、算法霸權、生物技術革命以及逆全球化的復雜格局。更為甚者，很多研究變成自說自話的“經院哲學”，變成只有極少數同行才看的“學術黑話”。我們發表了大量論文，引用率很高，但很多是在既有的范式里打轉：用馬克思的術語解釋馬克思，用西方的概念裁剪中國的現實，或者陷入純粹的文本考據。這種“有學術無思想、有產量無影響”“論文只有編輯和作者看”的現狀，確實讓人深深焦慮。

電影《青年馬克思》（Le jeune Karl Marx，2017）劇照。

第三，是“跨學科壁壘”的焦慮：我們的工具箱夠不夠用？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的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神經科學、復雜系統理論。而我們的傳統研究范式，有時還停留在19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框架或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邏輯中。如果不主動吸納自然科學和社會學的新成果，不解決知識更新速度滯后于現實變革速度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就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變成博物館里的展品，而不是實驗室里的活體。

第四，是“代際傳承”的焦慮：如何跟“數字原住民”對話？馬克思曾強調，只有徹底的、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論才能掌握群眾，“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現在的青年學生是看著短視頻長大的。他們反感宏大敘事，排斥教條式的灌輸。如果我們還沿用“原理+例子”的老套路，或者只會用晦澀的學術術語，根本無法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我曾見過學生在課堂上眼神游離，卻在課后熱衷于討論存在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潮。這讓我警醒：如果我們的研究范式不能轉化為青年人有共鳴的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就會失去未來。這種“失去年輕一代”的恐懼，比任何學術指標的壓力都更沉重。

《少年兒童組織與思想意識教育概論》

編著：李宏偉

版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5月

新京報：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者、研究者，你認為在日常的教研工作中應當如何努力？在你所做的嘗試中，有哪些經驗？

李宏偉：焦慮之后，是破局的沖動。所謂的發展“瓶頸”，恰恰是范式革命的前夜。

一是積極推動“有組織的科研”與跨界融合。以我們首師大為例，近年來我們積極踐行“第一班主任”制度，主動邀請專家教授、企業家、政府官員到校與師生面對面研討、交流；擁抱“新文科”，主動引入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的方法，嘗試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驗證某些社會學假設，用認知科學的成果豐富對人的本質的理解。

二是從“文本中心”轉向“問題中心”：在指導學生畢業論文、社會實踐時，引導學生直接介入社會熱點。質言之，不是去證明馬克思“說對了什么”，而是去研究馬克思“還能幫我們看清什么”。

三是積極重構話語表達：在課堂上開始嘗試“去教條化”，用年輕人的語言講深刻的道理。不再回避敏感問題，而是帶著學生一起用馬克思的方法去“解剖”這些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深刻指出：“要落到把思政課講得更有親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上來，實現知、情、意、行的統一，叫人口服心服。”

我們的任務不是詛咒技術，而是要駕馭技術

新京報：當下，新技術正在深刻重塑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以工作為例，在AI與自動化的加速迭代中，人們或多或少都在擔心“掉隊”，甚至被替代。正因如此，每一次技術新動向都會在網上引發熱議——最近的“養龍蝦”便是一例。在你看來，當下的數字技術（如AI、大數據等）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是否也在制造新的異化形式？

李宏偉：你提到的“養龍蝦”這個看似戲謔的網絡熱點，其實它折射出的是現代人在數字技術狂飆突進下的“存在性焦慮”。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傳承者，深感當下的數字技術（AI、大數據、算法）在極大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確實正在制造新的、更隱蔽的，也更深刻的異化形式。

這些新的異化，可以稱之為“數字異化”或“算法異化”。

一方面，勞動過程日益成為“透明化牢籠”。以前，工人在流水線上被工頭監視；現在，算法成為隱形的監工，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白領困在釘釘和飛書里。我們生產出數據，數據卻成為監控和規訓我們的“數字牢籠”。人們越是活躍地參與數字生活，就越是成為算法的“燃料”。更可怕的是，技術讓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消失了，智能終端讓人們隨時隨地處于“待命”狀態。以前的“他人剝削”變成“自我剝削”，每個人都積極主動把自己變成需要優化的項目。這種異化讓我們誤以為自己在追求自由和效率，實際上已成為數字資本的附庸。

另一方面，人的主體性變得日益“數據化”與“客體化”。在信息繭房和短視頻的轟炸下，我們看似擁有無限的選擇權，實則被算法投喂所圈養。人的主體性正在喪失，情感被流量裹挾，思維被標簽定義。我們不再是完整的、有創造力的人，而變成了一個個被數據畫像定義的“用戶標簽”。在大數據和AI面前，人被還原為一串串數據。主體的喜好、行為，甚至情緒，都變成被計算、被預測、被操縱的“用戶畫像”。當人們使用AI工具時，我們的思維邏輯正在被工具反向塑造。人不再是技術的主人，反而成為訓練算法的“數據礦藏”和“標注員”。

《管理效率的哲學研究》

作者：李宏偉

版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3年12月

新京報：馬克思的哪些哲學遺產可以為我們提供應對的參考？

李宏偉：面對這些新問題，我們仍然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庫中，找到破解之道。

首先，可以透過“技術中立論”的迷霧，批判“資本邏輯”對技術的綁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指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今天同樣如此。AI本身是生產力飛躍的工具，但在現有的生產關系下，它首先被用于削減成本、監控勞動、制造消費陷阱。馬克思告訴我們，解決問題的出路不在于砸碎機器，也不在于逃避現實，而在于改變技術的使用邏輯。于是，我們必須追問：AI創造的財富流向了誰？算法的權力由誰監管？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給我們的底氣——問題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誰在主宰技術。如果算法的目標僅僅是資本增值（如最大化用戶停留時間、最大化配送效率），那么異化就不可避免。對此，我們需要推動“算法向善”的制度變革，要求算法的透明化、可解釋性，并探索數據公有制或數據分紅機制，讓勞動者共享數字紅利，而不是被數據剝削。

《資本論》，馬克思手稿局部。

其次，重啟“活勞動”的主體地位。馬克思曾把勞動區分為“活勞動”（人的創造性活動）與“死勞動”（積累的資本、機器等）。當前的趨勢是，過去積累的海量數據（死勞動）正在通過AI試圖全面控制甚至替代人的活勞動。馬克思主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為人，根本就在于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即使AI能寫出文章、畫出圖畫、生成視頻，也不能代替人們對具體勞動的參與，具體勞動孕育著人類對“活人感”的占有，對“確定性”的尋求。我們要堅守人的存在性與不可替代性，那些包含情感交互、價值判斷、復雜倫理抉擇的勞動，是機器無法完全覆蓋的。也是我們對抗“無用感”等焦慮的核心載體。

再次，堅定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愿景。馬克思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技術的發展本應是為了把人從繁重的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讓人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藝術、科學、社交等自由活動。如果我們因為AI技術的發展而感到恐慌，那是因為社會分配機制和勞動制度還沒有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社會政策應從“充分就業”轉向“充分發展”，探討全民基本收入（UBI）、縮短工時，利用技術帶來的生產力飛躍，去追求馬克思所說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批判”的自由生活，讓人類真正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回到你提到的“養龍蝦”和“掉隊”的焦慮。這種焦慮的本質，不是技術太先進，而是我們的社會關系、分配制度、價值觀念還沒有跟上技術發展的步伐。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我認為我們不必悲觀。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最大遺產，不是具體的結論，而是一種信念：技術本身具有解放的潛能，但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變革，這種潛能才能轉化為現實。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我們的任務不是詛咒技術，而是要駕馭技術。

人，永遠應該是技術的主人，而不是算法的奴隸，這就是我們在數字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終極意義。

新京報：我們或許隨口就能說上幾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命題，如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當然，這種理解還停留在考卷的表述里，還未沉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部。那么，如果請你向讀者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你會從哪兒說起？

李宏偉：如果讓我向讀者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我會從馬克思17歲時的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開始，尤其是會引導大家銘記結尾那振聾發聵的誓言：“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推崇這段內容，是因為這段話里藏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滾燙的初心：它從來不是冰冷的邏輯推演，而是一顆年輕心靈對“人如何活得有尊嚴”的深切追問。它告訴我們：哲學的起點，是人；哲學的歸宿，也是人。

學生時期的馬克思肖像（1836年）。

馬克思是理想主義者，矢志共產主義美好愿景；馬克思也是人道主義者，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主義不是要求讀者“背誦真理”，而是邀請大家“活出追問”。從關心身邊一個同事的處境開始，從質疑一條推送背后的邏輯開始，從為社區一棵老樹的存留發聲開始……此時你已經在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訴求。每一次對不公的凝視、對美好的追尋、對“人何以為人”的溫柔守護，都是真正“沉入”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模樣。馬克思主義的終極使命，就是讓每個人都能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讓我們在勞動和生活中，重新找回作為“人”的尊嚴與自由。這就是那個沒有寫在考卷上，卻寫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馬克思主義。它不僅解釋了世界何以如此，更許諾了一個世界應當如何的未來。

——同題問答——

新京報：如果能超越時間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學術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項研究項目？

李宏偉：我希望能與魯迅先生一起共事，完成一項研究項目。之所以選擇魯迅，既出于對文學愛好，也源于一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深切共鳴。

行走中的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先生。

馬克思的偉大在于他用政治經濟學這把手術刀，剖析了資本主義的“病理”。而魯迅，則是用文學和思想的手術刀，深刻解剖中國傳統社會和國民性的“病灶”。如果能讓馬克思的“結構分析”與魯迅的“靈魂透視”相結合，我們或許能畫出一張更精準的中國社會精神圖譜。

馬克思一生都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包圍中尋求突圍。魯迅先生也是如此，他深知“鐵屋子”難以打破，深知舊勢力的頑固，但他依然要做那個“真的猛士”。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孤勇，這種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辯證法精神，是我們靈魂深處最契合的連接點。與他共事，會讓我在面對當下的學術焦慮和現實困境時，獲得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支撐。

此外，對于“第二個結合”，魯迅是最好的對話者。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最深刻的批判，但他骨子里又流淌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剛硬與悲憫。他是在“反傳統”中確立現代中國的精神脊梁。當下的我們，正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魯迅是最好的向導。他既能一眼看穿“吃人”的禮教，又能挖掘出“中國的脊梁”。與他共事，能幫助我們在“兩個結合”的過程中，避免陷入盲目復古或全盤西化的誤區，找到真正屬于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歸宿。

新京報：你如何理解城市與學術的關系？北京這座城市和你的學術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

李宏偉：學術不只是書齋里的玄想，它本質上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與反思。而城市，正是現代社會存在最典型、最濃縮的形態。具體到北京與我的學術研究，這種關系更為深刻且獨特。我已在北京學習工作生活二十余年。對于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而言，北京不僅僅是一座居住地，它更像是一個“天然的辯證法實驗室”。

第一，北京賦予我極強的“歷史感”和“厚重感”。在別的城市，歷史可能只是博物館里的陳列；但在北京，歷史是觸手可及的日常生活。當我穿過古老的胡同，抬頭卻能看見遠處巍峨的現代化摩天大樓；當我站在圓明園的廢墟旁，思考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與如今的復興。這種時空的劇烈折疊，讓我對“古今中外”這四個字有了切膚之痛。這種歷史的厚度，讓我在研究“兩個結合”、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時，絕不僅僅是在做邏輯推演，而是在面對實實在在的文化生命體。北京這座城市本身，就是“第二個結合”最生動的樣本。

第二，北京的“政治中心”屬性，讓我時刻保持理論的“在場感”。這里是黨和國家出臺大政方針的前沿，是各種思想交流碰撞的高地。身處其中，我能第一時間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第三，北京獨有的“大氣”與“包容”，重塑我的學術格局。北京這座城市，既有皇城的威嚴與秩序，又有市井的煙火與雜亂；既有頂尖高校的精英話語，又有“北漂”群體的生存焦慮。這種復雜的生態，讓我學會在研究中避免“單向度”的思維。當我思考“異化”或“人民主體”時，腦子里浮現的不僅是書本概念，還有北京街頭忙碌的外賣小哥、高樓里加班的白領、公園里唱戲的大爺。北京就像一個巨大的熔爐，它教會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要有吞吐山河的氣度，要能裝得下這世間萬象，要能容得下最廣泛的現實關切。

——李宏偉書單——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作者：[德] 卡爾·馬克思

譯者：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這是馬克思年輕時的未完成稿，也是他思想形成的“秘密誕生地”。這是馬克思最“有人情味”的著作，是理解“異化”與“人的解放”的源頭。如果說《資本論》展示馬克思作為科學家的冷峻，那么《手稿》則展示他作為人道主義者的熾熱。書中不僅談經濟，更談感性、談審美、談愛。馬克思描繪共產主義不僅是制度的變革，更是“人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人的復歸”。

《實踐論》

作者：毛澤東

版本：人民出版社 1992年1月

如果說馬克思提供世界觀，那么毛澤東則在中國語境下提供最地道的方法論。這篇長文雖然寫于延安時期，但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是奠基性的。它不僅回答了“知”與“行”的關系，更教會我們如何在中國的大地上思考。書中的核心觀點——“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理解“兩個結合”、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一把鑰匙。它告訴我們，真理不是書齋里的冥想，而是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生成的。

《單向度的人》

作者：[美] 赫伯特·馬爾庫塞

譯者：劉繼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2016年12月

這本書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代表作。如果說馬克思關注的是“饑餓和貧困”，那么馬爾庫塞關注的則是“富足中的不自由”。當你困惑于“為什么物質生活越來越好，精神世界卻越來越焦慮”時，這本書會給你帶來醍醐灌頂的震撼。馬爾庫塞在書中犀利地指出，在發達工業社會（現在的消費社會），技術和物質生產極其豐富，但人卻變成了“單向度的人”——我們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失去了想象另一種生活的維度，安逸地成了工業體系的附庸。這對于我們反思當下的消費主義、算法控制、技術異化，有著極強的現實穿透力。

總之，讀《1844年手稿》，是為了找回人學的溫情；讀《實踐論》，是為了確立行動的智慧；讀《單向度的人》，是為了保持批判的清醒。這三本書，構成了一個“過去—現在—未來”的思想坐標，希望能為讀者的哲學之旅點亮一盞明燈。

*受訪者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創性貢獻研究”承擔人。

記者/羅東

攝影/王遠征

編輯/羅東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