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者不愿意思考政治？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Leftists）

編者按:

在中國，談政治有其特殊含義：其一是政治的美學闡釋，如圣鞠斯特所想的那樣“唯有外交是真正的政治”，我們對這種美學已經(jīng)屢見不鮮了：其二是現(xiàn)實主義的政治描述學：通過不斷援引政治的現(xiàn)實結構和歷史因果關系，或多或少的在這種描述中找到政治這一復雜系統(tǒng)的合理性。據(jù)說，還有第三種政治，那是一種克服了零敲碎打的政治策略主義的目的性政治，通過對現(xiàn)實政治關系的把握來提出自己的政治任務。這種政治由于必須在現(xiàn)實中顯現(xiàn)它的“力”，自從三十年前，我們已經(jīng)很久沒有看到它現(xiàn)身了。

我相信這篇對談呼喚的并非一系列政治現(xiàn)實主義技巧（例如如何有效投訴、訴訟）。完全拒絕政治技術的后果是可怕的，就像日本社會黨因為徹底否定軍事預算案而使自民黨的軍事預算屢屢順利推行那樣，不懂得政治目的如何通過現(xiàn)實政治來實現(xiàn)的人也不可能成功實踐政治。

一種政治哲學如何能與激進共和主義聯(lián)系起來？我想中國的讀者們首先要把這個問題與法國大革命或者布朗基主義結合起來探討。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把社會主義與共和國聯(lián)系起來的最著名的嘗試：“共和國就是解放工人，消滅剝削統(tǒng)治，建立把勞動從資本的暴政下解放出來的新秩序”。我相信，布朗基把共和主義的公共性質作為一切與它對立之物的反面來鼓吹。一如君主制、專制、與階級剝削被一并歸到共和國的反面去。但是，布朗基本人又清楚地認識到，共和國完全可以用來掩飾階級壓迫關系。布朗基清楚地規(guī)定了一種完全政治激進主義的共和國——這一嘗試的悲劇性由那個關押了布朗基的國防政府來出演。

作為一種政體、一種帶有一定激進民主色彩的政體，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國家的消亡作了一定預測，共和政體也就僅僅作為一種約等于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概念使用。尤其在中國，它的含糊不清使共和國實際上成為一種——虛詞。1949年審議國名時，與會代表居然一致認為“共和”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且有意識的繼承了辛亥革命作為帝國之否定的共和之名（參看周恩來《關于中國人民政協(xié)的幾個問題》）。

不論如何，在中國，整體性的政治概念與個別政治實踐傳統(tǒng)都面臨著來自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難堪。想要消滅哲學，就不得不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它；而想要消滅政治，當然也只能“政治地”去完成。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政治上的冷淡或犬儒都只能是一種自取其辱。

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者不愿意思考政治？

對談者：一塊紅布 & deepbean

1

我們需要政治哲學嗎？

紅布：今天中國左翼青年討論理論問題，大致是兩種狀態(tài)：一種是文化批評，一種是思想介紹——多是講德勒茲、齊澤克這類歐陸哲學明星思想家，當然也有人講馬列毛或者政治經(jīng)濟學，但是大部分這類討論好像都更像亞文化圈子的興趣分享，和思考現(xiàn)實往往還有一點距離。當然也有人持續(xù)對時事發(fā)聲，這些工作都有其價值。但有一點必須說清楚：批評工作不等于思考政治。

批評可以剖析資本主義的運轉邏輯。但它回答不了另一組問題：我們相信什么、主張什么？誰是我們的支持者？我們要團結誰？這是政治的問題，不是批評的問題。

這種缺失，有大環(huán)境的原因，但也有理論上的根源。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一種取消政治的傾向：一方面熱衷于揭示現(xiàn)行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度的局限與虛偽，另一方面馬克思本人又因為警惕"烏托邦主義"而不愿詳細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更深層的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的視野指向階級沖突最終消亡的終點時，政治本身仿佛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東西，不具有獨立的價值。這種對終點的理解，悄悄影響了我們對實踐的態(tài)度——遇到具體問題，往往習慣于"歸根結底"地還原為經(jīng)濟或階級分析（并非否定這種分析本身的價值），卻不愿正面處理我們具體應該在政治上做什么。

與此同時，批評工作有時候會陷入一種傾向：把所有政治都理解為宰制或治理，專注于揭示和批判，卻忘記了我們同樣需要構建解放性的政治。

deepbean：這個傾向這幾年帶來了一些挺顯著的問題。有幾位新進入這個場域的意見領袖，ta們真正試圖談論政治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知識儲備其實是自由主義的。你可能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但一旦進入公共權力、政治機制的場域，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框架好像并不夠用——它幫你揭示了問題，你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同時卻抓不住"什么是對的"、"我們想要什么樣的秩序"。于是一些人又不由自主地回到民主、威權、極權這套自由主義政體類型學里去，好像只有這套東西能表達ta們對政治現(xiàn)實的不滿與批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左派在政治思考上的準備嚴重不足——當你需要為自己的立場找到支撐的時候，只能去借用自己本不認可的那套話語。

另一些滿口“紅皮目田”的人會變得更糟糕，直接實質性的倒向國家主義（當然嘴上的立場可能還是“堅定”的），開始大談要支持大清洗、要彈壓“反革命”，好像你表現(xiàn)出對異見足夠“強硬”，就是什么左派了。但是我想今天如果真的有清洗的話，第一個被清洗掉的估計是左人自己。

不過我想追問一下，你眼中的政治哲學是什么？

紅布：要處理這個問題，需要引入一個法國思想中的區(qū)分：la politique（政治行動，politics）與le politique（政治性，the political）。前者是人們聚集起來采取行動的那個"政治"；后者是一個社會想象層面的基本布置——它不僅包括具體的政治機構，其實更關鍵的是追問：這個社會以什么為合法性基礎？以什么為正義？勒福爾、阿本舒這些思想家告訴我們，政治行動（la politique）的真正目標，是改變政治性（le politique）本身——改變整個社會的基本布置，而不僅僅是改善某些人的處境。

這就是政治哲學的工作所在。它不是政治學意義上對制度運轉的分析，而是追問：我們整個社會的政治布置是什么？它如何可以被改變？

當然，今天這種思考面臨巨大困難，很多人感到?jīng)]有抓手。但歷史告訴我們，"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最初也只是知識界內部的討論，但是隨著時代環(huán)境的變化，卻慢慢變成了一個真實的政治空間與動員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哪怕身處困境，重新認真思考政治，仍然是必要的。

2

激進共和主義：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哲學？

deepbean：先正面談談你自己的立場。在開始這次對話之前，你有提到三個核心概念支撐了你對政治哲學的思考：激進民主、批判性的政治哲學、激進共和主義——這三個詞分別是什么意思，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紅布：第一個概念是激進民主，先說一下語境。激進民主的思想在國內其實已經(jīng)引進了不少，但面臨兩面夾擊：自由主義者覺得這套東西跟中國沒什么關系，ta們的語境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境，比如政黨空心化，社會團結解體之后，該怎么想象左翼政治？但是在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背景下，聊什么激進民主？另一邊，左翼則認為激進民主忽視了階級斗爭，"后馬克思主義"這個標簽本身就讓很多左翼本能地反感。很多人可能沒讀過拉克勞，但是一定知道齊澤克對拉克勞的批判。

在我看來，激進民主有兩個真正重要的貢獻：

第一是關于制憲權的思考。制憲權意味著：人民聚集起來，可以挑戰(zhàn)那些看似已經(jīng)奠基、牢不可破的現(xiàn)行政治制度與法律秩序。阿克曼在美國語境里做過類似的論證——美國雖然在形式上只有一部憲法，但內戰(zhàn)、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都實質性地改變了憲政秩序，是"我們人民"的持續(xù)行動在塑造這個秩序。這個思想當初也曾被一些國內自由主義者認真討論過，后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慢慢沉寂了。但我認為制憲權的問題仍然是真實的、值得思考的訴求。近年來流行討論"例外狀態(tài)"，這類分析有其價值，但很容易讓人陷入一種對統(tǒng)治之強大的無力感，反而忘記了我們還能做什么、還需要去努力爭取什么。激進民主的一個重要功能，恰恰是對抗這種無力感。

第二是爭勝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的概念，這是墨菲的提法。審議民主和激進民主都重視公民在公共領域的參與與對話，都相信民眾的意見可以被轉化為一種力量——而不是像哲人政治那樣，把真理交給少數(shù)智者。但審議民主的目標是達成共識，激進民主則不同：它強調民主內部永遠存在對抗，而這種對抗不是你死我活的敵我決戰(zhàn)（antagonism），而是爭勝（agonism）——我們有分歧、有沖突，但不是要消滅對方。

這背后有一個更深的判斷，是墨菲和勒福爾共同分享的：民主社會的根本特征，是權力的位置永遠是空的，無法被任何人或任何原則徹底占據(jù)和代表。現(xiàn)代民主革命的意義，在某種象征層面上就是“砍下了國王的頭顱”。可是，當一個國家陷入危機時，人們很容易渴望一個強人把人民統(tǒng)合為一，把自己融入其中，以為這樣就解決了所有問題。正如穆勒所說，民粹主義者認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民”。這是非常嚴峻的挑戰(zhàn)。激進民主的思考提醒我們，民主作為一種社會想象，意味著某種永遠“無主”的狀態(tài)——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處境有直接的啟發(fā)。

更進一步說，今天很多人為民主辯護，理由無非是發(fā)達民主國家的績效比較好，言論自由一些。這種論述太淺了。真正的問題是：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社會的存在方式，究竟意味著什么？當我們說一個社會是民主的，在政治意義上我們到底在說什么？這個問題的潛力，遠遠超過績效比較所能觸及的范圍。

第二個概念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學。這是法國思想家米格爾·阿本舒整個哲學生涯的核心工作。這個概念可以拆成兩半來理解。

先說"批判性"。阿本舒認為，我們應該吸收批判理論的正面成果——批判理論持續(xù)審視社會中各種支配形式的運作，這一點很重要。但批判理論有一個弱點：由于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大多有馬克思主義背景，他們也沾染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那種對政治本身不夠重視的傾向。過于專注于揭示現(xiàn)存資本主義體制的問題，結果對"我們應該怎么做"保持了一種沉默——你幾乎看不到阿多諾寫任何直接涉及政治性（le politique）的東西。這不是在貶低他們，而是說我們需要吸收他們的成果，同時看到這個局限。

再說"政治哲學"。阿本舒這些人首先堅持的是：政治是人類的一種集體行動，政治領域本身不依賴任何超驗的根基，它就是人類共同創(chuàng)造一個可以棲居、可以彼此共存的場所。這也是阿倫特的見解。阿倫特特別看重"新生性"這個概念——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本身就意味著一個開端，就是在開始一種積極的創(chuàng)造工作。這在我看來是對政治相當基礎的一個定義。

那批判性的政治哲學要做什么？它要對政治傳統(tǒng)進行一種批評性的重讀——從民眾的視角出發(fā)，去挖掘歷史上的政治思想中那些能夠服務于今天解放任務的資源。比如亞里士多德談政體時，把民主制理解為"貧苦大眾的統(tǒng)治"，哪怕他自己并不推崇這種政體——批判性的政治哲學會從這里出發(fā)，追問：什么樣的政治能夠讓民眾更多地參與？什么樣的統(tǒng)治是真正屬于民眾的？

我有時開玩笑說，我是一個"反向的施特勞斯派"。施派的核心是哲人統(tǒng)治，是如何保護哲學家不被暴民干擾；我翻譯過阿本舒那篇《漢娜·阿倫特反對政治哲學？》，恰恰是要反對這個。我的中心問題是：民眾在政體中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樣的政治能夠讓民眾真正參與？我也認為現(xiàn)代民主那個"權力的空位"是好的，我要拿這個東西來審視當下的政治操作，也審視歷史上的政治思想——不是為了停留在批判，而是最終能夠更好的構想解放性的政治。

第三個概念是激進共和主義。我覺得在這三個概念當中，激進共和主義是一個更加統(tǒng)攝性，原則性的東西。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是區(qū)別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第三種自由——"非支配"的自由。

我對激進共和主義的興趣，最早來自閱讀埃里克·方納關于重建時期的經(jīng)典著作。在那本書里，我遇到一個問題：內戰(zhàn)前后美國反奴隸制運動的話語，顯然不能放入歐洲社會主義傳統(tǒng)來理解，但它又有極大的感召力。它的論述邏輯是：我們是共和國，公民頭上怎么可以還有一個主人？日后的激進共和派也會質疑大企業(yè)——這些東西讓小生產(chǎn)者無立足之地，金權腐化了政治。這是一種批判資本權力的思路，但和社會主義的語言很不一樣。

這讓我開始回頭審視歐洲。朋友推薦我讀布魯諾·萊波爾德的《公民馬克思》，讓我看到馬克思與共和派之間的諸多交集——《共產(chǎn)黨宣言》曾登在《紅色共和黨人報》上，憲章派的報刊也在討論"工資奴隸"問題。馬克思其實是在與激進共和派的持續(xù)對話中深化了自己的思想，二者之間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馬克思不認可當時共和主義者提出的具體政治方案——那種以小生產(chǎn)者、小資產(chǎn)階級為基礎的政治想象。但共和主義的核心原則，比如“非支配的自由”，我認為他后來基本是接受的，即便他沒有公開地論述過。在對政治本身的思考上，馬克思其實是一個非常共和主義的人，你看他談巴黎公社的時候，其實這個傾向很明顯。

（《紅色共和黨人報》刊登的英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

那這對今天有什么意義？很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剝削是匿名的、結構性的。這當然有道理，但我們是否因此過于忽略了具體的支配關系？比如工廠管理中對父權制權威的利用——"大哥"式的人物替資本進行間接管理。剝削問題和"工廠是什么政治形式"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回事。當我們把激進共和主義引進來，就可以追問：這個工作場所的管理結構，符合自由的精神嗎？這種追問，也許能夠讓那些只關心"政府不要干預個人"的普通自由主義者，開始思考ta們日常身處的支配關系。這是激進共和主義真正能夠聯(lián)結自由派與左翼的地方。

激進共和主義和激進民主一樣，都看重政治作為人的行動與參與。但激進共和主義更強調制度的持續(xù)更新——這種更新不是每一次都是制憲權那樣的歷史性時刻，而是需要在日常中不斷操練公民德性。

我知道"德性"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保守主義甚至精英主義，阿倫特當年也因為過于推崇古希臘的公民行動而被指責忽視了奴隸問題。但我想澄清一點：德性不是個人主義的東西，它一定是在實踐中被操練出來的，你不可能只是坐在那里沉思就說自己有德性。這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意味著什么？我們太容易渴望某種事件性的時刻——某個洞見、某個決斷——把這個可怕的日常一舉打斷。但人類行動的本質是不可預測的，政治不只是那些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在日常中持續(xù)操練我們對自由的追求，這本身也是政治。

我們可以這么說，培育“公民德性”，其實就是培育有責任感的政治行動者。當然這很容易被批評為培育精英，但培育精英本身并不是壞事——從左派傳統(tǒng)來看，無論對先鋒隊理論有多少爭議，沒有人真的認為組織者的認識停留在群眾認識的平均水平就足夠了。即便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會有一些脈絡會強調要有“成核點”式的人物來維持一個持續(xù)存在的空間（即便這些人往往不被無政府主義者視為“領袖”）。

總得來說，我的政治立場可以用1848年革命的口號來概括——"民主的社會共和國"。這個口號本身就是共和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并肩戰(zhàn)斗的歷史見證。它的含義有兩個層面：第一，不只是在形式上實現(xiàn)共和制；第二，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消除不平等——也就是說，它同時意味著政治民主，以及經(jīng)濟與社會權利的重塑。《共產(chǎn)黨宣言》登在《紅色共和黨人報》上，這個細節(jié)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民主參與與社會保障的結合，并不是后來才被拼湊在一起的，它們從一開始就是同一場政治運動的兩個面向。我強烈推薦《公民馬克思》這本書，作者把這段歷史講得很清楚。

3

為什么激進共和主義值得被關注？

deepbean：我有一種感覺，你今天強調激進共和主義，是想一定程度上彌合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其實這個工作很多人都做過。所以我想請你評估一下那些在生態(tài)位上會和你構成競爭關系的思路。就舉三種吧：一個是秦暉談“共同的底線”、一個是老毛派袁庾華的觀點，還有就是更晚近的所謂“左翼自由主義”。你怎么看這三種觀點？你的觀點和它們是什么關系？

紅布：秦暉的"共同底線"這個提法本身沒什么問題（當然今天的“底線”在哪里，可能已經(jīng)值得商榷了），尺蠖效應的觀察也很重要——在那個年代，左右兩套話語最終都可能服務于國家權力的擴張，這個反思有價值。但秦暉這些年過于執(zhí)著于"大共同體、小共同體"的歷史理論，一定要用這種理論詮釋一切現(xiàn)象，忘記針對現(xiàn)狀做出調整，不免有點本末倒置了。說到小共同體論，說到底還是那一代自由主義者的思維定式：強調小共同體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侵犯，骨子里仍然是消極自由的邏輯，跟"公民的主動行動"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且這套框架今天已經(jīng)解釋不了很多現(xiàn)實。比如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上女權主義者與"國男"之間的沖突，你很難說其中某一方必然是國家機器的鷹犬——用"大共同體侵犯小共同體"這個公式根本套不進去。今天的支配關系已經(jīng)遠比這復雜，"限制公共權力"不再是唯一的核心問題，也不再足以構成共同的底線。

激進共和主義的不同在于，它要求公民不光是防衛(wèi)性地抵抗國家機器的專斷，而是主動地通過政治行動來塑造制度本身。而且激進共和主義可以延伸到經(jīng)濟領域——一些主張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思想家已經(jīng)指出，職場本身也是一個政治空間：誰在統(tǒng)治這里？這里存在什么樣的支配關系？這些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所說的純粹經(jīng)濟效率問題。這種通過公共參與來改變制度的信心，是一般自由主義者相對欠缺的。

然后是袁庾華。老袁的很多思想其實挺讓人驚喜的。比如他說過：“與其寄希望于所謂"健康力量"，不如寄希望于群眾，去積極宣傳、組織群眾；如果總是引導人民把幻想寄托在一兩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物身上，那只能是有意的欺騙，也是徹底的反馬列毛主義立場。”

他還主張：“當然，大民主的斗爭形式需要在斗爭實踐中規(guī)范、提高，還要善于和各種形式民主相結合，相互取長補短。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結合，參與式民主和代議制民主的結合，民主的社會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結合，中國一定能夠探索出一種較為完善的民主形式，并以此從根本改造中國，也為人類走向理想社會開辟一條更好的道路。”

雖然老袁的思考沒那么成體系，但是他的思路，其實已經(jīng)屬于激進民主的范疇了，老袁的基本立場我大致認同。激進共和主義的意義，更多的是提供一種政治語言，讓這樣的思考可以被更清晰的展現(xiàn)出來。我們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吳一慶老師和老袁其實也有類似的見解，當然他對前三十年的評價要更為批判性一些。

老袁這條思路，有一點需要注意。今天在B站上，對前三十年存在一種無害化、民粹化的處理方式。以前，在中國革命普遍被妖魔化的時候，左翼可能只需要論證自己與自由派有何不同就夠了。但今天形勢已經(jīng)不一樣了。我甚至認為，對前三十年的歷史需要更多的反思，需要一種視角的轉換——今天中國革命事實上被它的支持者和批評者都處理成了某種"理想型"，卻很少有人真正把握其中的內在矛盾——到底是什么樣的矛盾塑造了當時的局面，那些我們支持或者反對的現(xiàn)實，究竟是怎么發(fā)生的？有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從中學到具體的經(jīng)驗，而不只是繼承一種姿態(tài)。

然后是左翼自由主義：我覺得這批人的問題一個是思想資源過于依賴規(guī)范性的英美政治哲學，這并不是一個很好的可以跟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接的東西（當然，也許分析馬克思主義可以，但國內的泛左翼很少接受分析馬克思主義思路）。我甚至覺得ta們當時更多的是試圖跟左翼爭奪影響力——“自由主義也可以理解左翼的議題”，其實并沒有認真的處理國內左翼和自由主義者如何結合的問題。

但最要命的，也許就是這批人忽略了“政治”的重要性。當然，這個脈絡當中不是沒有人對此有過反思，但是收效不太好。我認為激進共和主義的思路和他們還是非常不一樣的。

4

共和主義落地過嗎？——薩帕特羅的得與失

deepbean：在我印象里，“共和主義”在當代政治語言當中其實并不太受關注。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能想象在當代政治當中，共和主義是什么樣的？共和主義的政治哲學，對21世紀的政治版圖有過什么影響嗎？

紅布：2004-2011年擔任西班牙首相的薩帕特羅是迄今為止，主要國家的政治人物中，唯一明確表達自己是共和主義者的領導人。

要理解他為什么走上這條路，得先說說他面對的處境。他接手工人社會黨時，黨正處于相當不利的局面。對面右翼的人民黨同時打兩張牌：一張是天主教傳統(tǒng)價值觀，指責左翼是破壞西班牙傳統(tǒng)的力量；另一張是近乎撒切爾式的新自由主義。

薩帕特羅當上工人社會黨第一書記時，外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不是要走布萊爾新工黨的路？那個年代，“第三條道路”好像是社民黨的標準配方——德國、法國的社民政黨都在向那個方向漂移。但薩帕特羅明確拒絕了這條路，原因有兩個：第一，他的前任政府把西班牙拖進了伊拉克戰(zhàn)爭，而他是堅決反對的，這意味著他根本不可能和布萊爾站在一起；第二，在他看來，第三條道路已經(jīng)沒有任何中心思想，是一種過于實用主義的操作，支持伊拉克戰(zhàn)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薩帕特羅的雄心不只是贏得下一場選舉，而是真正重塑西班牙的進步政治。他明確提出要推動"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民主化，之后還需要第二次轉型。西班牙的左翼在民主化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但即便如此，保守派對工人社會黨的敵意始終相當強烈，類似于美國右翼名嘴拉什林博這樣的人當年公開表示"我希望奧巴馬失敗"那種態(tài)度——奧巴馬本人其實根本沒有多激進。面對這種處境，薩帕特羅需要一套能夠穩(wěn)定定義"什么是這個國家的改革"的政治語言，共和主義承擔了這個功能。

他的執(zhí)政風格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非常強調價值觀。他推動的每一項主要法案，背后都有一套明確的共和主義理據(jù)。下面列舉了他任期內的幾個重要法案。

薩帕特羅政權最大的弱點可能就是他的經(jīng)濟領域，因為他并沒有成功的在經(jīng)濟政策上做出什么結構性的改變。他社會經(jīng)濟政策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依賴性法案》 (Ley de Dependencia)，旨在建立國家護理系統(tǒng)，為無法自理的老年人或殘疾人提供政府資助的護理服務或津貼。這也可以理解給這些家庭中負責照護的人減負，這樣他們就可以更多積極參與公民的活動了。但是，這項政策在鑒定受益者資格方面遇到了很大麻煩，效率并不高，實際覆蓋的人數(shù)有限。

就拿一種激進共和主義的價值觀來說，其實有很多支持共和主義復興的學者主張將“非支配”這個理念延伸到工作場所的民主。顯然薩帕特羅在這方面并沒有推動什么。當然，我會說在08年經(jīng)濟危機之后，當時歐洲沒有任何政府能夠阻擋得了歐盟緊縮政策的壓力。但作為一個進步派的政府，當他在2010年的時候也在推行緊縮政策預算的時候，這對它的傷害尤其大。不過，我們知道接下來上臺的右翼政府在緊縮政策執(zhí)行是更加殘酷，而且尤其是把刀砍向了健保體系，貽害至今。

雖然有后面的政府襯托，但我必須承認薩帕特羅是以某種比較失敗的方式收場的——這也是為什么后來對右翼執(zhí)政的不滿讓西班牙誕生了民粹主義左翼的力量，而不是對薩帕特羅的懷念。我們接下來看到，民粹左翼力量似乎一度幾乎要取代工人社會黨的地位。

5

激進共和主義對個人意味著什么？

deepbean：以上這些討論都很有趣，但是接下來可能要問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對個人來說，激進共和主義意味著什么？我記得你在別處說過：

“我不是質疑這種自居“某某主義者”的行為是否真誠。對我來說，關鍵是你是否準備好以你自居的主義來審視你所處的環(huán)境，你是否具備了回應你所居位置上所面臨問題的策略與要求。”

那么，我們今天談論激進共和主義，我原則上覺得很棒。但是我想知道，基于這種立場，我們可以如何設想某種“自我策略”？

紅布：關于這個問題，我先談談我在北美參與進步派活動的親身體會。我在溫哥華參與過的活動，大部分都是聲援性質的——圍繞巴勒斯坦、可負擔住房、安全注射屋、唐人街反士紳化（對城市原有社區(qū)的中產(chǎn)階級化改造）等具體議題聚集。進步派選民數(shù)量不少，但愿意持續(xù)參與的人其實很少。這些努力當然有重要意義，但我有時會有一個疑問：這些打卡式的聲援，與我們想要的那種更大的社會變革之間，似乎有一些距離。我總感覺缺少一種宏大敘事——我不是指諸如"去殖民"那樣的左翼目標，而是一種能夠回答"我們希望加拿大社會是什么樣子"的政治想象。激進共和主義的復興，我認為能夠在這里提供一種資源。

舉個具體的例子。我一直在努力動員周圍的華人去投票，但光說"民主社會要珍惜投票權"，聽起來是沒有力量的。激進共和主義能提供一個更強的論證：如果你不積極參與，你就是把自己的那份責任委托出去了，而那個被委托出去的權力，完全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支配你。委托本身就意味著潛在的支配風險。

這種邏輯甚至適用于最微小的日常場景。我住的公寓有業(yè)主會議，大多數(shù)人不來，但真正來參與的人往往極其認真——ta們會追問保險費用為什么上漲、為什么還在續(xù)簽某個合同，要求代表做出解釋。這種在非正式政治空間里的積極問責，我覺得正是公民德性的操練。

再說一個更大的議題：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權力。在北美和普通居民聊起大型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批判有時候相當激進——切入點不是"平臺資本主義"那種左翼話語，而是：你憑什么在不經(jīng)我允許的情況下掌握這么多數(shù)據(jù)，然后為所欲為，連政府都拿你沒辦法？這種對透明性的關注，其實已經(jīng)是激進共和主義的問題意識了。

這里我要說一個可能讓部分自由主義者不舒服的觀點。消極自由的邏輯是：只要此刻沒有人干涉我，我就是自由的。但激進共和主義指出這是不夠的。一個企業(yè)掌握了你所有的數(shù)據(jù)，即便它此刻沒有用來做任何壞事，這種可以隨時任意動用的權力本身，就已經(jīng)構成了對你自由的威脅。不是因為它正在傷害你，而是因為它有能力在任何時候傷害你，而你對此毫無辦法。就算不提那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諸如幫助以色列監(jiān)視巴勒斯坦人這種惡，我們也應該質疑：為什么這樣的權力可以凌駕于我們之上？這種追問是超越消極自由觀念的。

deepbean：好，這是北美的經(jīng)驗。在簡中世界的語境下，你覺得我們怎么去安放自己的共和主義立場？

紅布：回到簡中語境。今天有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鍵政梗越來越出圈，二次元、亞文化圈子里突然冒出各種政治內容，比十年前熱鬧得多。但我同時覺得，這些討論越來越輕浮——它們在模因化，在失去具體性。圍繞一個熱點，底下的評論往往是可預測的定型回答，早已被各個鍵政派別預先界定好了。

問題的根源在于：大家其實沒有把自己的立場當回事。你可以貼滿標簽——激進左翼、托派等等——但在玩這些梗的時候，這個標簽不過是一種亞文化身份，隨時可以換。真正持有一個立場，意味著用這個立場去審視具體的政策和事件，意味著承擔某種責任。這和鍵政游戲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我們能做什么？我認為一個很基礎的轉向是：對政策本身產(chǎn)生興趣。這個時候很多人會說，我關心政策又有什么用，我又影響不了決策。但我認為，哪怕你不直接參與政策博弈，認真研究政策本身就有意義。比如勞動法——大家都知道現(xiàn)在的勞動法明顯偏向資方，但那套仲裁機制到底怎么運作的？真的努力了解之后，我們就不會對利維坦的權力產(chǎn)生過于強大或過于弱小的幻想。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活動者，但如果連研究政策的興趣都沒有，一切都無從談起。

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知乎那套不斷生產(chǎn)新話術、然后集贊打另一撥人的游戲，除了那個小圈子，還有誰能聽懂？你給你爸媽講"日耳蠻學"，他們會說：“你在講什么？”一個真正關心政治的公民，應該能夠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語言談論公共問題。

deepbean：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參與？是知乎上那些“男大學生”天天擺弄意識形態(tài)概念、黨同伐異？還是小紅書用戶教人怎么舉報、遇到公共事件，大家一起接力頂熱度？當然這種二元對立可能有些言過其實，我對小紅書的態(tài)度也沒那么正面。但我覺得這是個很值得拿出來討論的對比。以下這點很重要：今天真正對公共議題、對社會運作有實質影響的討論和行動，可能根本不在知乎這種鍵政平臺發(fā)生，而且其實離這個圈子的各種討論非常非常遙遠。

當然，今天嚴肅討論公共政策的空間本身也在收窄，而知乎這種大家熱情高漲談論政治的空間又已經(jīng)被這種鍵政風氣帶歪了。在這種處境下，不管是從激進共和主義的角度，還是從更寬泛的左派立場來說，如何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都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紅布：我想補充一點。今天很多人在談論各種主義，姿態(tài)卻相當滑稽。比如我們之前說的施派有一套自己的邏輯：真正的政治哲學家要處理政體背后那個深層的邏輯，而這個東西最好不要讓大眾知道——哲人統(tǒng)治，精英掌握真理，民眾被管理。這種姿態(tài)當然是大家都會反對的。但我覺得，今天很多鍵政者在談論各種主義的時候，其實在無意識地復刻一種施派式的自我定位——問題是，你既不是國師，也談不上知識分子，但你的發(fā)言方式好像你在評判整個政體的走向，好像你掌握著別人不知道的那把鑰匙。施派至少還是認真的想做國師，而現(xiàn)在很多人連這點認真都沒有。核心問題還是那個：你在這里面只是個點評者嗎？你點評完了，你是誰？準備對誰說話？

這讓我想到激進共和主義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地方，就是個人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系。左翼這邊通常的期待是：有朝一日我們“進入”勞動者那邊，動員他們，大家團結起來推動變革。這是一種期望，但中間那個環(huán)節(jié)往往是缺失的——個人應該做什么？

今天年輕人面對這個問題，普遍的回答是給自己貼一個標簽，擺一種姿態(tài)。好像除了等待那個集體行動的時刻到來，個人就只剩下姿態(tài)可以選擇。

但激進共和主義的德性論給出了另一種思路。我前面說過，德性永遠不是個人主義的——它一定是在其他公民面前操練出來的，它本身就預設了一種共同體的存在。這意味著在“大的不來”的處境下，個人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去洞悉你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支配關系，認真研究它，而不是用抽象的標簽去替代這種認識。

舉個也許有點近的例子：家庭沖突。它不是簡單的"父母皆禍害"，里面有經(jīng)濟權力的分配，有時候用愛的語言，有時候直接訴諸"我是你爸"這種更直接父權制的語言——這些都是具體的支配機制，這需要一種政治思考！經(jīng)過分析，也許就可以走到一種沖突“可控”的地步——改變家人幾十年養(yǎng)成的世界觀很難，但假如分析清楚家人采取的不同策略，就可以明白實際威脅的東西在哪里，劃好界限，并且針對那些話語明白哪些回應是不太有效的。如果你真的想擺脫支配，你最終一定要認真研究支配本身是怎么運作的，而不是停留在一種抽象的解放期待上。

說嚴厲一點：如果你期待的是將來有更多人站出來替你完成你現(xiàn)在應該做的事，而大家都這么想，那什么都不會改變。這是今天必須正視的問題。

稿件來自于愚人公社

編者按由NLS編輯部呈現(xiàn)

newleftistseditorialoffic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