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行使否決權，新加坡稱感到失望，新國大使：應取消一票否決權

2026年4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就“保障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安全”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

中國和俄羅斯投下反對票，草案因此未獲通過，緊接著4月16日，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柏罕加福公開表達失望之情，呼吁各方遵守國際法，恢復海上通道的安全。

新加坡為何對中國的否決如此敏感？這是基礎理念之爭，還是彼此生存利益的現實碰撞？

中方否決：維護和平的“安全閥”

2024年3月22日，面對美國主導的關于加沙局勢的決議草案，中國堅定投下反對票。

彼時，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指出，草案未解沖突核心矛盾，反而可能為下一步單邊軍事行動埋下伏筆。

如果貿然通過，安理會很可能被拖入某些大國主導的地緣沖突，最終讓更多無辜民眾成為犧牲品。

否決權的設計本意正是防止大國直接對壘，把世界引向大規模對抗的危險，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五常國家達成妥協，設立否決權，不僅僅是權力游戲，更是和平機制里不可替代的“保險絲”。

回看過往，中國作為五常之一，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總計僅行使過19次否決權，這個數字甚至不及美國和俄羅斯的零頭。

每一次否決，幾乎都與發展中國家利益、地區和平直接掛鉤。

以2023至2025年安理會記錄為例，美國在巴以問題上使用否決6次，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連連否決。

中國經歷地緣熱點風暴，始終克制使用這項大國工具，從全球發展的長期視角來看，這種審慎態度已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

否決的真正作用，在于為帶有爭議的決議踩下剎車，迫使各方回到談判桌，而不是把安理會變成某一方的“橡皮圖章”。

本輪霍爾木茲海峽決議爭議，本質上也遵循同樣邏輯，決議草案寫得“高大上”，但隱藏著為武力介入力度的口子，與其說是“航行自由”，不如說是為單個大國在全球事務中開綠燈。

中國一票否決，是為地區和平留出談判空間，也是對國際秩序負責。

新加坡焦慮：經濟命脈的險中求穩

為什么新加坡會對否決權如此敏感？

作為天然資源極度稀缺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幾乎把全部希望押在大航運業。

全球第二繁忙港口的新加坡港，每年處理全球大約20%的集裝箱轉運貿易，產生約7%的國內生產總值，養活17萬崗位。

馬六甲海峽就是它的“呼吸道”，霍爾木茲海峽則是南北航路的“總閥門”，兩者缺一不可。

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新加坡的產業鏈快速收縮、運輸成本暴漲。

2025年底，紅海航線因中東局勢受阻，許多航運公司被迫南下繞行非洲，運輸周期延長超過10天，燃油成本激增三成。

這波“多米諾效應”不只影響新加坡的集裝箱貿易，還連帶推高了能源進口、保險金融、化工制造等全鏈條的風險。

在這種背景下，哪怕西方提出的維和草案風險較高，新加坡也會本能支持。它關心的不是措辭有多完美，而是別讓全球供應鏈再梗阻。

對于像新加坡這樣的高度開放型經濟體，一個“不出事”的國際環境，往往比理想的“國際規則”更重要。

新加坡的失望，既是對航運生命線斷裂的焦慮，也是對自身處境的無奈認知。

站在它的立場上，保住每一艘進港油輪，就是保住了“明天的早餐”，當強國在安理會博弈時，新加坡只能盡力呼吁“保持航行暢通”，哪怕背后是勢均力敵的大國政治對沖。

取消否決權？理想主義的玻璃天花板

這場否決風波把“否決權存廢”問題又擺到臺面，2026年3月18日，第八屆國際戰略與安全論壇在北京召開，新加坡巡回大使陳慶珠公開呼吁改變安理會否決權，將其視為全球治理的“障礙”。

在不少中小國家代表看來，否決權讓“強權邏輯”主導了國際事務，只要五常利益受損，哪怕戰爭與人道災難當前，安理會也會原地踏步，難有實質約束力。

但現實比理想狠，取消否決權短期內看似“更民主”，實則帶來風險遠超想象。如果沒有這一“安全閥”，任何損害大國利益的決議都可能通過，五常隨時可能退出聯合國，整個全球安全架構將“一拍兩散”。

這種危險早在歷史上有過教訓，二戰前的國際聯盟因無法協調大國分歧，最終在一紙條約中轟然崩塌。

縱觀近年重大國際危機，各類沖突之所以無法通過強力干預解決，癥結其實并不在否決權本身。

以特朗普政府2026年對歐盟高企關稅政策為例，歐盟叫喊“自由公平貿易”，卻未能在安理會就關稅爭端推動任何強制性措施。

原因很簡單，歐盟本身就是否決權結構內的主要受益者，既反對否決權削弱自身利益，又希望在其它議題上主張多數裁決。

同一個聯合國，面對加沙、烏克蘭、伊朗等不同議題，歐盟的發言和投票口徑天差地別。涉及本國核心產業時強調“合法貿易壁壘”；遇到中東局勢又高呼“自由暢通”。

這種漂移行為已被大量安理會會議記錄證實，新加坡等中小國家呼吁“更多話語權”可以理解，但簡單廢除否決權，不但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引發一輪新型霸權與失控。

真正的治理改革，首先要把安理會代表性做大，推動更多發展中國家進入核心圈。其次，需增強安理會決議公開性與執行力，讓全球參與感更強。

最重要的，是大國自覺在全球熱點問題上加強溝通，不讓個人利益蓋過全球安全底線。

理想與現實間的“公平游戲”

中方否決引發新加坡的不滿，不僅是外交辭令的“針鋒相對”，更是地區穩定與經濟利益之間的直接碰撞。

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長期堅定履行和平責任，慎用否決，傳遞的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低共識”。新加坡的立場，囿于生存壓力，傾向于支持能讓航道迅速恢復的任何行動。

如何調和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理性”？一方面，各國理應理解新加坡對經濟命脈的本能關切，另一方面，大國絕不能讓短期經濟訴求沖垮國際和平底線。

在深度依存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一身輕”，中國始終主張通過談判壓制火藥味，推動真正解決方案誕生。

對于否決權這樣的國際機制，改革應當更加細致和有序，既要保證真正涉及總體安全的議題有緩沖余地，也要讓中小國家在全球博弈中發出真實聲音。

如果說否決權是保護世界不失控的“電閘”，那么安理會擴大代表性、優化機制，就是讓更多國家能“遠程遙控”，共同守護全球的“電網穩定”。

真正的公平，不是讓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按下按鈕，而是在規則框架內，讓大國謹慎行使權力，讓小國利益不至被淹沒。

參考信息： 央視記者觀察丨否決安理會決議草案 中方強調止戰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關鍵 —— 2026年4月8日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