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為基層減負，基層又要服務百姓，又要服務上級，現有的情況能減下來嗎？

說為基層減負，基層又要服務百姓，又要服務上級，現有的情況能減下來嗎？

碧翰烽/文

既為百姓服務，又為上級服務，能不能減負？的確問出了幾個問題：一是基層的負擔重在哪里？二是基層應不應該有負擔？三是怎么解決基層的負擔？

一、基層的負擔，到底重在哪？

說實話，基層工作本身就難。收費、環保、信訪、安全、防火、防汛……哪一樣不是任務重、壓力大？這些事情，有不少是基層的基本職責，有的是協助或配合，但總歸要干，不然，基層政權功能體現在哪里。這叫合法合理的負擔——活兒該干，壓力該擔，難題該解決。

可問題是，除了這些該干的活兒，還有一大堆不該有的負擔，恰恰就是上頭人給添的。正是“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

比如文山會海。上面一個會，下面就要開多個會去傳達；上面發一份文件，下面就要出多份材料臺賬。比如督查檢查考核，這個部門剛走，那個部門又來，考核指標一個比一個細。還有泛化問責——出了點小問題，不管什么原因，先問責再說。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刻意留痕”。干活不留痕，等于沒干活。于是大家把大把時間花在拍照、錄視頻、填表格上，真正干實事的時間反而被擠沒了。

比如，某地“大路上的樹葉較多”，被要求做好整改，整改要有照片佐證。城管局按照要求，先拍一張路上樹葉比較多的照片，再拍一張環衛工人清掃的照片，最后再拍一張清掃后路上沒有樹葉的照片，確保整改到位。

如此留痕，到底是工作，還是作假？

二、減負擔，如何防止減責任？

現在有的地方單位一聽說“減負”，就開始縮手縮腳。該開的會不開了，該布置的工作不布置了，該檢查的也不檢查了。為什么？怕被說成“形式主義”。結果呢？有的負擔是減了，責任也跟著減了。

比如，根據最新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應當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支持和推動村民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支持和引導村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識，促進男女平等和家庭和睦，關心關愛老年人、留守兒童、殘疾人和困難村民，增強團結互助，推進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

村民委員會應當協助組織村民參與群防群治，協助處理信訪事項和協調化解矛盾糾紛，協助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和刑滿釋放人員幫教工作，協助做好突發事件應對工作。

村民委員會應當支持和引導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治理和服務。

等等，這么多的職責任務，是不是都落實到位了？有沒有以“減負”為由不想干？

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有些本該由基層負責的工作，也被基層當成了負擔？

三、三個問題，值得從百姓和上級兩個視角來好好想想！

第一個問題：目標定得科學嗎？

有的上級定指標，不看基層實際情況。既涉及到要投入大量人財物，又涉及到人際關系、歷史矛盾等復雜因素，怎么可能做得到100%？目標不切實際，基層再努力也完不成，最后只能造假。這不叫負擔，這叫折騰。

除了上級給的目標不切實際，還有個別群眾提出的訴求，比如打給12345熱線的個別無理訴求，是不是也要全盤滿足呢？

第二個問題：資源配到位了嗎？

給了任務，給了責任，能不能給人、給錢、給物資？不少基層單位，一個人對著上面七八個部門，一個編制干著三四個人的活。不是說基層不能干事，可你不能光讓馬兒跑，不給馬兒吃草吧？包括自己給自己吃草，有時候也有太多限制，怎么做？

第三個問題：問責精準嗎？

有些事情出了問題，是人力無法抗拒的；有些是小概率事件，誰也防不住。可有的時候就是一刀切問責、隨意性問責、湊數式問責。如此，誰還敢干事？誰還敢擔當？

還有一個就是輿情，有的只要出了輿情，也是一刀切問責，不考慮這是不是輿情，背后的真實情況究竟是什么。

有基層干部坦言，把這些問題想明白了，有些問題才能逐一破解。畢竟不少問題也得慢慢來，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