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長文：人類有情感，動物只有本能沒有情感？

當我們看到寵物狗搖著尾巴奔向主人時，會本能地認為它感到快樂；

當我們目睹大象為逝去的同伴駐足哀悼時，會忍不住猜測它正沉浸在悲傷之中；

當我們自己因喜悅而歡呼、因恐懼而戰栗時，更會篤定這份情緒是獨屬于“有思想的生命”的體驗。

但在科學的視角下，情感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或無”的問題——人看起來有情感，一部分非人動物的神經活動與行為呈現出類似人類的情緒反應，而更多非人動物則似乎“無動于衷”。

所以，情感究竟是什么？它真的是人類的專屬嗎？我們如何判斷其他生物是否擁有情感？

站在懷疑論的角度，我們對世界和自身的所有認知，都必須經過感官與大腦的加工——我們看到的色彩、聽到的聲音、感受到的情緒，本質上都是神經信號的解讀與重構。

這就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真正“進入”另一個生物的意識，無法確切知道他人或其他動物的真實感受：我們不知道身邊的人是否真的和我們擁有相同的情緒體驗，也無法確認自己所感知的“快樂”“悲傷”，是否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狀態。

就像我們無法知道，同樣是看到紅色，別人眼中的紅色與我們眼中的紅色是否完全一致；我們也無法知道，狗狗搖尾巴時的“快樂”，是否和我們收到禮物時的快樂具有相同的心理本質。

更有趣的是，這種“認知的局限性”并非暫時的困境，而是目前人類無法突破的生理與認知邊界。

我們無法繞過感官和大腦去直接接觸“真實”，也無法發明一種儀器，直接讀取另一個生物的情緒。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情感”的研究毫無意義——在科學研究與日常生活中，“看起來有”往往就足夠了。

當一只猴子因同伴的離去而拒絕進食、當一只海豚主動救助溺水的人類、當一個嬰兒因母親的擁抱而停止哭泣，這些可觀察、可記錄的行為與神經活動，就可以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線索，讓我們能夠合理推測它們的情緒狀態，也讓我們得以探索情感的起源與演化。

在討論動物情感時，有一個詞總是被反復提及——“本能”。

當人們被問及“動物的某種行為是否源于情感”時，最常見的回答往往是“那只是本能，不是真正的情感”。

但很少有人知道，生物學中所說的“本能”，其實只是動物行為學的一項假設，其核心觀點——“無需后天學習就能表現的、有一定復雜程度而非反射的先天行為”，至今尚未被科學實驗所證明。

后天學習對動物行為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深遠，也更難排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空間站羽化的蝴蝶：這些蝴蝶在地球上從未經歷過微重力環境，也沒有任何“前輩”能夠教它們如何在失重狀態下飛行，但它們在羽化后僅用數分鐘，就學會了調整翅膀的振動頻率和飛行姿態，適應了太空的特殊環境。

這個實驗充分說明，許多我們認為“天生就會”的行為，其實都包含著后天學習的成分。

在生物學研究中，許多學者為了簡化表達，會習慣性地使用“本能”這個詞，但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這只是一種便捷的表述方式，并非經過嚴格驗證的科學結論，不必過分當真。

除了對“本能”的誤解，人們對動物行為的觀察往往也不夠仔細，這也導致了許多關于動物情感的誤讀。

最典型的就是“烏鴉反哺”的傳說——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將烏鴉“反哺”視為動物有孝心、有情感的重要證據，認為成年烏鴉會主動喂養年老體衰、無法覓食的父母。

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觀察誤區。

根據動物行為學的長期研究，成年烏鴉幫助父母照料新一批后代的時間約為2到3年，在這段時間里，它們會協助父母覓食、守護巢穴、照顧幼鳥，但這并非“反哺”，而是烏鴉種群的一種社會性協作行為。

等到幼鳥能夠獨立生存后，這些成年烏鴉就會離開父母，組建自己的家庭。此外，還有一些人會將烏鴉之間分享食物、甚至巢寄生等行為誤認為是“反哺”，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誤解。

要真正理解情感的本質，我們首先需要對情緒進行科學的分類。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情緒可以分為先天情緒和后天情緒兩大類。

先天情緒與生物較為復雜的神經系統、內分泌調節以及生存需求緊密綁定，是生物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形成的“生存工具”，不需要后天學習就能表現出來；

而后天情緒則源于同種生物之間的交流、后天的學習以及社會性活動，需要在特定的環境中逐步習得，通常承擔著維系社會關系的作用。

令人驚訝的是，情緒的起源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古老。

目前，人類能夠穩定識別出“情緒”的最簡單生物，是果蠅等昆蟲——這意味著，情緒的出現比脊椎動物的出現還要早，早在無脊椎動物階段，情緒就已經開始演化。

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只有高等動物才有情緒”的固有認知，也說明情緒并非復雜大腦的“專利”，而是生物適應環境的一種基本機制。

當然，人類對情緒的識別能力，在哺乳類動物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科學家已經明確，哺乳類動物的大腦中存在三種核心神經回路，分別負責三類不同的情緒反應，這三種回路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哺乳類動物情緒的基礎：

第一種是產生積極行為的回路，主要負責“快樂”情緒，能夠促使動物主動探索周圍的環境、尋找食物和配偶，提升生存與繁殖的概率；

第二種是產生“戰斗或逃跑”反應的回路，主要負責“恐懼”和“憤怒”兩種情緒，能夠讓動物在面對危險或威脅時，快速判斷是選擇戰斗還是逃跑，從而躲避傷害、保護自己；

第三種是產生消極行為的回路，主要負責“不安”等負面情緒，能夠讓動物在面對不確定的環境時，放緩行動節奏、停止探索或冒險，避免陷入危險。

最近幾十年，大量的實驗證據表明，哺乳類動物的憤怒、恐懼、悲傷、厭惡四種情緒，都有對應的自主神經系統反應，并且與特定的先天行為（主要是反射和反射的組合）密切相關，本質上都是為了適應生存需求而演化出來的。

相比之下，希望、失望、驕傲、疏離感等情緒，則缺少特定的神經回路，無法通過先天遺傳獲得，必須通過后天的學習和社會互動才能形成。

這些后天情緒通常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比如“羞恥”能夠幫助個體規范自身行為，維持自己在社區中的地位；“自尊”則是個體對自己在群體中地位的估計，能夠影響個體的社交行為和決策。

在討論情感的演化時，我們必須明確一個核心觀點：演化的單位不是個體，而是種群。

動物偶然突變出來的生理特征，并不需要有特殊的動機，也不需要對個體產生正面作用，只要這種特征不會對種群的存續造成嚴重影響，就有可能隨著種群的繁衍而長期存在。而情緒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理與心理機制，之所以能夠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被保留下來，核心原因就在于：適當的情緒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殖。

其中，恐懼情緒與生存的關聯最為密切——它就像一個“警報系統”，能夠幫助生物快速識別危險、規避傷害。

一個最鮮活的“現在進行時”例子，就是新冠疫情期間的現象：生物恐怖電影和喪尸電影中展現的“未知危險”“群體感染”等場景，激活了一部分西方民眾的恐懼情緒，讓他們比政府和醫院更早地意識到防護的重要性，主動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接種疫苗等防護措施。

這一現象充分說明，恐懼情緒不僅是一種“負面感受”，更是一種能夠促使個體采取積極行動、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機制。

提到憤怒，我們通常會將其與“沖動”“傷害”“負面情緒”等詞匯聯系在一起，但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憤怒并非純粹的負面情緒，而是一種為了應對威脅、爭取資源而演化出來的“戰備狀態”，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具有重要意義。

當憤怒情緒被觸發時，生物體內會發生一系列復雜的生理反應：多巴胺、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等神經遞質和激素大量分泌，骨骼肌的血流量增大，心跳加快，體溫上升，呼吸加深加快——這些反應本質上都是為了“戰斗”做準備，能夠顯著提高生物的戰斗力，幫助它們在捕食、自衛、求偶等場景中，更好地進行搏斗或偏執地追擊獵物、競爭對手，同時也能提高生物無視輕微痛苦、忍受較大痛苦的能力。

比如，一只被侵犯領地的獅子，在憤怒情緒的驅動下，能夠爆發出遠超平時的力量，擊退入侵者；一只求偶失敗的雄性鹿，也會在憤怒的驅使下，與其他雄性展開激烈爭斗，爭取交配權。

人體實驗的結果，更讓我們對憤怒有了全新的認識。

研究發現，憤怒情緒會激活人的左前額葉皮層，而這一腦區主要負責處理積極感受和決策，這意味著，憤怒能夠讓人對積極感受的反應增強——簡單來說，憤怒并非只有“負面”的一面，它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們對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

此外，實驗還表明，在快樂和憤怒的狀態下，人看到中性或略帶負面的畫面時，觀感都會比平時略好。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喜怒形于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心理健康——將憤怒情緒合理釋放出來，反而能夠避免負面情緒的積壓，讓我們更好地感知生活中的積極面。

對于動物而言，易怒的性格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易怒的性格會提高動物參與爭斗的頻率，進而增加它們在每次爭斗中受傷的概率，而受傷又會提高感染、殘疾，甚至在搏斗中被殺的風險，最終縮短個體的預期壽命；

但另一方面，易怒的性格也能提高動物在實力相差不大的情況下，獲得食物、領地、交配權以及社會性動物群體中社會地位的概率。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只要易怒性格給繁殖成功率帶來的正面影響，超過其對個體壽命的負面影響，這種性格特征就會在種群中逐漸傳播開來。

這種“利弊平衡”，在進行育幼的動物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對于育幼期的動物來說，容易狂怒的性格，會略微提高自身和幼體在意外搏斗中死亡的概率，但同時，這種強烈的攻擊性也能有效威懾捕食者，降低捕食者造成幼體死亡的概率。

只要后者給幼獸成活率帶來的影響更大，那么“育幼期容易狂怒”的性格，就會被自然選擇保留下來，并在種群中傳播。

而催產素在雌性哺乳動物體內的功能，有相當一部分就是調節這種行為——帶著小熊的母熊，就是這種“育幼憤怒”的典型代表：平時溫順的母熊，在面對可能威脅到小熊的任何風險時，都會爆發出極強的攻擊性，哪怕面對比自己強大的對手，也會毫不猶豫地發起反擊。

而恐懼，是我們最熟悉也最本能的情緒之一。

從生物學的定義來看，恐懼是生物面對有害事物、危險事態，或難以把握具體狀況的未知時，為了生存而準備進行防御或逃跑的一系列神經調節、激素調節、身體反應及相關情緒。

恐懼的觸發通常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比如突然的響動、突然出現的陌生人、有毒或外表惡心（可能攜帶病原體）的動物、大型食肉動物等，而且在難以做出有效應對的時候，恐懼情緒會變得尤為強烈。

對于人類而言，恐懼的對象遠比其他動物更為復雜。

其他動物的恐懼，大多局限于“直接威脅生存”的事物，而人類的恐懼，還會延伸到精神層面——任何動搖我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東西，都可以成為恐懼的對象。

死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不僅是生物學上需要逃避的對象，還包含著重大的未知和反價值，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人類最深層的恐懼之一。

此外，失敗、孤獨、被拋棄、自我價值的否定等，都能引發人類強烈的恐懼情緒。

生物學研究已經證明，許多動物都能表現出恐懼情緒，但它們的恐懼機制與人類存在明顯差異：動物的恐懼，往往依賴于特定的神經回路，主要負責處理與生存直接相關的恐懼反射；而人類的恐懼，則主要由大腦皮層處理警告信號，因此，人類恐懼的原因和程度，常常取決于個體的性格、經歷和認知水平。

這種差異，在許多具體場景中都能體現出來。比如，大部分人和黑猩猩看到毒蛇時，都會本能地感到恐懼，但看到蟑螂時，卻不會有明顯的恐懼反應；但少數人，由于對干凈的極度喜好，或對病原體的過度恐懼，會對蟑螂表現出強烈的恐懼，甚至達到“談蟑色變”的程度。

再比如，死狀可怕的人類遺體、正在腐爛的喪尸、手持利刃的人類歹徒等涉及人類死亡的形象，能夠瞬間觸發人類的恐怖情緒，但非人生物往往對此無動于衷，有的甚至會開始分泌唾液，將其視為食物。更有趣的是，許多非人生物對同類的遺體也沒有恐懼情緒，比如螞蟻會將同類的遺體搬回巢穴，當作食物或建筑材料；禿鷲會啄食同類的尸體，毫無“哀悼”之意。

還有一部分人，會對高層建筑、搖晃的吊橋、密閉空間等特定場景產生特別強烈的恐懼情緒，這種恐懼遠超一般人和非人生物，甚至會影響到日常生活——這種情況，在醫學上被稱為“恐懼癥”，需要通過認知行為療法、暴露療法等心理治療手段來緩解。

比如，對高層建筑有恐懼的人，會無法乘坐高層電梯、無法站在高樓的窗邊，甚至看到高樓的圖片都會感到心慌、呼吸困難；而通過認知行為療法，幫助他們改變對高層建筑的負面認知，逐步暴露在恐懼場景中，就能慢慢緩解這種恐懼。

當人類的恐懼情緒被觸發后，身體會迅速進入“應急狀態”，這一系列反應都由大腦精準調控：大腦會指揮腎上腺和特定的神經釋放腎上腺素，導致心跳加快、血壓和血糖上升（這背后是肝糖原的快速分解，為身體提供能量）、肺部擴張、呼吸加深加快、脾臟收縮，同時，肌肉（尤其是用來逃走的下肢肌肉）的供血量會增大，而消化道的供血量會減少——這是為了將身體的能量集中到“逃跑”或“戰斗”上。

此外，瞳孔會擴大、眼睛會睜大，以接收更多的光線，幫助我們收集環境信息、尋找逃生路線；大腦還會釋放多巴胺等神經遞質，改善精神集中程度，讓我們能夠迅速判斷形勢，做出最有利的決策。

需要注意的是，恐懼情緒并非完全有害。在恐懼很快解除、刺激次數有限的情況下，這種應急反應對人體往往沒有害處，反而可能幫助我們發泄壓力、鍛煉大腦對真實危機的應對能力——這也是恐怖小說、恐怖電影、恐怖游戲等文化產品能夠存在并流行的基礎。

許多人喜歡看恐怖電影，就是因為在安全的環境中體驗恐懼，能夠讓身體的應急系統得到“鍛煉”，同時釋放日常生活中的壓力。但如果恐懼情緒過于強烈，或者被頻繁觸發，就可能引發麻痹、心動過速甚至驟停、出汗過多等危險，嚴重影響身體健康，因此應當盡量避免。

人類杏仁核缺損的案例，為我們研究恐懼的神經機制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杏仁核是大腦中與情緒處理密切相關的一個核團，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它是“產生恐懼”的核心區域，但實際研究表明，杏仁核并不負責“產生恐懼”，而是參與與恐懼有關的更大規模的神經活動。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94年首次被科學家描述的患者SM-046，她患有類脂質蛋白沉積癥（Urbach-Wiethe病），這種疾病導致她的雙側杏仁核發生萎縮。

SM-046的表現非常特殊：她不怕直接觸摸蛇和蜘蛛，哪怕是劇毒的眼鏡蛇，她也能從容地拿在手中；她在韋弗利山療養院等著名的靈異恐怖地點毫不畏懼，甚至會主動探索那些被認為“鬧鬼”的角落；她觀看《女巫布萊爾》等經典恐怖電影時，也沒有任何恐懼感，甚至會覺得“無聊”。

但有趣的是，當通過吸入二氧化碳引起模擬窒息時，SM-046仍然會表現出恐懼情緒，這說明，恐懼情緒的產生，還依賴于大腦的其他部位，并非由杏仁核單獨控制。

除了對恐懼的遲鈍，SM-046的性格也表現出明顯的異常：她非常外向，極其友善，幾乎缺少所有負面情緒，在被陌生人近距離接觸時，也不覺得危險，甚至會主動與陌生人親近，被科學家描述為“有些風騷”。

更重要的是，她很難通過社交線索識別他人的負面情緒，比如無法識別他人面部表情中的恐懼、憤怒，也難以判斷他人的可信賴性和可及性。

不過，她能夠理解隱私、個人空間等概念，也承認其他人需要比她更多的個人空間。對SM-046的長期研究，不僅幫助科學家闡明了杏仁核的功能，也讓我們對恐懼情緒的神經機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而悲傷，是一種與損失、分離、失望相關的負面情緒，它的核心價值，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宣泄出口”——悲傷相關的生理反應，能夠幫助我們發泄壓抑的感情，緩解心理壓力；而表達悲傷，則能夠對周圍的同類產生心理安慰，進而鞏固社會性動物的群體關系。

在所有情緒中，“有情緒”和“因情緒而妨礙行為”之間的差距，在悲傷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適度的悲傷能夠幫助我們調整心態、應對損失，而過度的悲傷，則可能導致抑郁、焦慮，甚至影響正常的生活和生存。

提到悲傷，很多人會首先想到“流淚”——從眼睛里流出液體，這是我們表達悲傷最典型的方式之一。

但很少有人知道，流淚并非人類的專屬，在脊椎動物亞門下所有綱的陸生物種里，或多或少都能發現流淚現象。

過去幾十年里，科學家們反復在非人靈長類、貓、狗、牛、馬、駱駝、大象等生物中觀察到流淚現象，但這些流淚行為，大多與“情感”無關。

動物的流淚，主要有幾種常見的功能：

一是潤滑眼睛、給角膜提供營養，這是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就像人類的眼睛會分泌淚液來保持濕潤一樣；

二是清除眼睛里的細菌、灰塵等異物，保護眼睛免受傷害；三是因為眼睛受傷或感染，淚液能夠起到一定的清潔和保護作用；

四是生理性的反射，比如想睡覺的時候，眼睛會分泌淚液，這是一種正常的生理反應。

正因為如此，在許多動物園里，飼養員一旦發現動物流淚，首先會請獸醫檢查動物的角膜有沒有被擦傷或感染，而不是認為它們“傷心了”。

關于“動物是否會因情感而流淚”，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

一部分學者認為，只有人類會因為心理感情而流淚，他們將這種眼淚稱為“情感眼淚”，尤其是人類的“抽泣”——即“流淚+出聲+呼吸混亂”的組合，在動物界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其他動物會表現出類似的行為。他們認為，情感眼淚是人類高級情感的體現，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另一部分學者則持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許多動物都有悲傷的情緒，只是在自然環境中，它們會刻意掩飾自己的情感。

這是因為，在野外環境中，動物如果讓眼淚影響自己的視線，或者發出抽泣等奇怪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捕食者發現，成為捕食者的目標，這對它們的逃跑和生存非常不利。因此，動物的悲傷情緒，往往不會通過流淚來表達，而是通過其他行為表現出來，比如拒絕進食、停止活動、遠離群體等。

大象的行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科學家們在野外觀察到，當大象的同伴去世后，其他大象會聚集在同伴的遺體旁，用鼻子觸摸遺體、發出低沉的嗚咽聲，并且會在遺體旁停留很長時間，拒絕離開；有的大象甚至會因為同伴的去世而拒絕進食，身體逐漸消瘦。

這些行為，都強烈地暗示著大象可能正處于悲傷之中。

但遺憾的是，我們從未觀察到大象因為悲傷而流淚——這或許就是它們在自然環境中，為了生存而做出的“妥協”，刻意掩飾了自己的情感表達。

無論是哪種觀點，都有其合理的依據，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悲傷并非人類的專屬情緒，許多社會性動物，都能夠感受到損失帶來的痛苦，只是它們表達悲傷的方式，與人類不同而已。而這種差異，本質上都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在所有情感中，“愛”是最復雜、最動人的一種。

我們通常認為，愛是人類獨有的高級情感，但事實上，大量的非人動物，都有明顯的、常人就能理解的涉及愛的舉動。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愛之所以能夠在哺乳類動物中演化出來，核心原因在于：哺乳類幼體需要成體長時間的照顧，對幼體的正面情感（即“母愛”“父愛”），能夠提高幼體的成活率；而成體之間的正面情感，則能夠減輕群體內部的摩擦，幫助維持群體的穩定，進而提升整個種群的生存概率。

性的生物學模型，更傾向于將涉及繁衍的“哺乳類的愛”視為一種基本的生理動力，與饑餓、口渴、睡眠欲類似——它的核心目的，是促進個體的交配和繁殖，保障種群的延續。

但人類學家的研究，卻讓我們對“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她將哺乳類的愛分為三個部分重疊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神經機制和行為表現：

第一個階段是“欲望”，主要涉及性欲相關的神經回路與神經遞質、激素調節，通常持續數天到數個月。這個階段的核心，是個體對異性（或同性）產生強烈的性吸引力，渴望與對方發生親密接觸，其本質是為了促進交配和繁殖。

在這個階段，體內的性激素水平會顯著升高，驅動個體主動尋找配偶、追求配偶。

第二個階段是“吸引力”，主要涉及性選擇塑造的性吸引力和追求方式。

這個階段的核心，是個體對特定的對象產生個性化的浪漫渴望，不再是對所有異性（或同性）都有興趣，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對象身上。這種渴望，能夠節約個體與大量伴侶磨合的時間和精力，提高交配的效率和質量。通常，這種浪漫渴望會隨著對特定對象做出更多承諾和接觸而逐漸消退——這也是為什么“熱戀期”往往只有幾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第三個階段是“依戀”，主要涉及共享衣食住行等資源、照顧對方和后代、防御外來侵襲等職責，以及個體對安全感的需求。這個階段的核心，是個體與伴侶之間形成穩定的情感聯結，不再追求強烈的浪漫和激情，而是更注重陪伴和責任。這種依戀關系，可以長時間持續，甚至貫穿一生。

神經科學的研究，為以上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當人類處于熱戀期時，大腦會釋放大量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血清素，這些神經遞質會刺激大腦中與愉悅相關的腦區，進而引起心率加快、食欲下降、睡眠欲下降、興奮不已等表現——這種神經反應，與人類攝入可卡因等成癮性物質時的反應非常相似，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戀愛會讓人上癮”。

研究發現，這些變化通常會在一年半到三年內消退，之后，大腦的神經反應會逐漸趨于平穩，進入“依戀”階段。

科學家們的研究還發現，神經生長因子在人們初次戀愛時的水平會顯著升高，而在一年后，這種因子的水平會逐漸消退——這或許就是“熱戀期”消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通過功能性磁共振（fMRI）技術，科學家們還能夠窺測人們的大腦活動，甚至可以根據大腦的神經信號，預測他們何時開始上床、何時開始吵架——這充分說明，愛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可觀察、可研究的神經活動。

與“熱戀期”的短暫不同，“依戀”關系可以長時間持續。婚姻、后代、共同利益、友情等帶來的關系，能夠持續數十年，而這種長期的依戀關系，對應的是體內更高水平的催產素和血管加壓素。催產素被稱為“愛的激素”，它能夠促進個體之間的信任、親密和聯結，無論是母子之間、夫妻之間，還是朋友之間，催產素水平的升高，都能增強彼此的情感聯結。

血管加壓素則主要與男性的依戀行為相關，研究發現，血管加壓素水平較高的男性，更傾向于維持穩定的伴侶關系，對伴侶也更忠誠。

值得注意的是，愛并非只與繁衍相關。

早已停止繁衍，或從未繁衍、生物學身體上缺少生殖能力的人，仍然可以對他人或其他物體表達愛意——比如，老年人對子女的愛、朋友之間的友愛、人們對寵物的愛，甚至是對一件物品、一個地方的熱愛。這說明，愛已經超越了“繁衍”的原始目的，成為了人類一種重要的情感需求，能夠給我們帶來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

雖然人類的大腦皮層突觸網絡非常復雜，“人的感情”包含了激素之外的大量信息處理，但神經活動本身是可以跨物種比較的。

無論是人類的愛，還是非人動物的愛，本質上都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理功能運作之上，通過情感交流、社會依附等機制保持聯系——比如，父母對幼體的照顧、同伴之間的接觸、伴侶之間的陪伴，這些行為在人類和許多非人動物身上，都能找到相似的表現。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需要澄清：“性需求”看起來是真實存在的生理需求，而“繁衍需求”“性本能”則是一種假設。

迄今為止，尚無任何科學證據表明，性行為這樣復雜的行為是由遺傳決定的。

一些科學家甚至提出，人類根本沒有性本能，而是依賴從社交環境中進行學習——比如，人類的性行為方式、性觀念，都深受文化、教育、社會環境的影響，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人類，性行為方式和性觀念存在巨大差異，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性本能”的假設并不成立。

在對動物“愛”的研究中，草原田鼠的案例尤為經典。

草原田鼠是一種罕見的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哺乳動物，它們的伴侶關系非常穩定，會共同照顧幼崽、守護領地。研究發現，草原田鼠的大腦中，催產素受體分布非常豐富，而這種受體的分布，是它們形成穩定伴侶關系的關鍵。

相比之下，與草原田鼠親緣關系較近的山地田鼠，實行的是亂婚制，它們的大腦中，催產素受體的分布模式與草原田鼠截然不同；如果通過基因操作，改變山地田鼠催產素受體的分布模式，它們的行為也會發生改變，變得更傾向于形成穩定的伴侶關系。這一研究充分說明，催產素系統作為“愛的開關”，在跨物種的情感聯結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還有，感情的對象，往往涉及一種重要的能力——“共情能力”（也稱為“同理心”）。

共情能力，是指“將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能夠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內所經歷的事物的能力”。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共情能力是人類獨有的高級能力，但從十九世紀開始，動物行為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一次次打破了這種固有認知——共情能力并不是人類特有的，這類行為至少和哺乳綱一樣古老，在許多非人動物身上，都能觀察到共情能力的表現。

“共情在各個物種中的演化”，已經成為動物行為學、神經科學領域的常見研究話題，相關的學術論文已經大量發表。

神經生物學的研究表明，涉及共情與關懷的核心神經回路，包括腦干、杏仁核、下丘腦、基底神經節、島葉、眶額皮質，這些腦區的紡錘體神經元的活動，是共情能力產生的重要生理基礎。

紡錘體神經元是一種大型的神經細胞，主要負責處理復雜的情感和社會認知。

早在二十世紀末，科學家們就發現，大猩猩等非人靈長類動物的大腦中，存在紡錘體神經元；而在二十一世紀初，科學家們還發現，鯨類大腦中紡錘體神經元的數量，竟然是人腦中的兩倍——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鯨類動物（如海豚、虎鯨）能夠表現出極強的社會性和共情能力。

比如，虎鯨的腦部梭形神經元數量超過黑猩猩，這種與情感、直覺相關的細胞群，正是共情能力的生理基礎。

當南非海岸的觀鯨船發生傾覆時，曾有十二名落水者被虎鯨群“護送”至礁石區；當挪威漁民被巨浪卷入深海，虎鯨用脊背將他頂向救生筏方向，這些行為都是鯨類共情能力的生動體現。

除了紡錘體神經元，鏡像神經元也與共情能力密切相關。

鏡像神經元是一種特殊的神經元，當動物自己執行某一行為，或者觀察其他個體執行這一行為時，這種神經元都會發放沖動。

鏡像神經元于1992年被提出，1996年首次在獼猴身上被發現，從那以后，科學家們在人類、非人靈長類動物和鳥類等多種生物身上，都發現了鏡像神經元的存在。研究表明，人和幼年獼猴的鏡像神經元，對動作和聲音的反應非常相似——這意味著，鏡像神經元可能在跨物種的共情能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雖然長期以來，關于“鏡像神經元是否參與共情”的問題，一直缺乏直接的證據，但近年來的一些實驗表明，高共情能力的人的鏡像神經元活動水平，明顯高于低共情能力的人。這也為“鏡像神經元參與共情”的觀點，提供了一定的支撐。

此外，功能性磁共振的研究顯示，當人類表露出共情能力的時候，大腦中較活躍的腦部構造，正是腦干、杏仁核、下丘腦、基底神經節、島葉、眶額皮質——這些腦區，沒有一個是人類獨有的，在許多非人動物的大腦中，都能找到對應的結構。這也進一步證明，共情能力并非人類專屬，而是跨物種的一種基本生理能力。

催產素不僅與愛的形成、依戀關系的維持密切相關，還能顯著增強人類的共情能力。大量的實驗證明，當人體內的催產素水平上升時，共情能力會明顯提高。

比如，人和人類嬰兒或狗的眼神互動，就會涉及催產素的釋放——當我們與嬰兒對視、與狗狗互動時，體內的催產素水平會升高，進而讓我們更容易理解嬰兒的哭鬧、狗狗的情緒，產生更強的共情。

此外，經鼻吸入催產素，還可以提高人們對虛擬共同體的歸屬感，讓實驗者愿意幫助臨時組成的隊伍里，那些從未見過的陌生人——這也說明，催產素能夠促進人類的親社會行為，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與信任。

有趣的是，共情能力在人類的性別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

大量的實驗顯示，人類女性的共情能力，普遍比男性更強，這種差異在成長過程中，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不能簡單地用環境影響來解釋。一

些學者推論，這種差異是人類在演化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在史前時代，女性是兒童的主要養育者和看護者，為了更好地照顧兒童，她們需要更敏銳地理解兒童的非言語表達（比如哭聲、表情），并快速做出反應——這種長期的演化壓力，使得女性的共情能力逐漸變得更強。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期待在任何會照料幼體的物種身上，找到共情能力——無論它有沒有脊椎。因為照料幼體，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共情能力：成體需要理解幼體的需求（比如饑餓、寒冷、恐懼），并做出相應的回應，而這種能力，正是共情能力的基礎。

事實上，無論是脊椎動物還是無脊椎動物，只要它們有照料幼體的行為，就或多或少會表現出一定的共情能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非人生物共情能力的具體例子，這些例子來自長期的野外觀察和實驗室研究，充分證明了共情能力的跨物種普遍性：

在靈長類動物身上，無論圈養還是野生，都能觀察到明顯的共情能力。

野生黑猩猩會照顧被豹子傷害的配偶，為其梳理毛發、尋找食物，甚至會守護在配偶身邊，阻止其他動物靠近；當群體中的幼崽受傷時，其他黑猩猩會主動保護幼崽，為其舔舐傷口。

目前的研究顯示，倭黑猩猩是非人靈長類動物中，最具共情能力的物種——它們不僅會照顧同伴，還會主動安慰處于悲傷或恐懼中的同伴，比如用擁抱、輕拍等方式，緩解同伴的負面情緒。

大象的共情能力，也早已被科學家們所證實。

成年大象會特別關注沮喪的年輕個體，當年輕大象表現出悲傷、不安的情緒時，成年大象會主動靠近它，用鼻子輕輕觸摸它的身體，發出有節奏的低沉聲音，就像在“安慰”它一樣。

此外，大象還會為逝去的同伴舉行“葬禮”——它們會聚集在同伴的遺體旁，用鼻子觸摸遺體、發出嗚咽聲，并且會在遺體旁停留很長時間，之后還會用泥土和樹枝，將同伴的遺體掩埋起來。

嚙齒目動物雖然體型較小，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情能力，并且能夠引發親社會行為。

實驗室研究發現，老鼠能夠共情“熟悉的個體在籠子里感受到的痛苦”——當一只老鼠看到熟悉的同伴被電擊、處于痛苦之中時，它會表現出明顯的不安，甚至會主動嘗試幫助同伴逃離痛苦的環境；但如果是陌生的老鼠，它則不會有類似的表現。

這說明，嚙齒目動物的共情能力，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主要針對熟悉的個體，這也與它們的社會性結構密切相關。

海豚的共情能力，更是廣為人知。

海豚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動物，它們會組成龐大的群體，互相幫助、互相照顧。當群體中的同伴生病或受傷，無法正常游泳時，其他海豚會長時間幫助它停留在水面附近，避免其溺水；當人類溺水時，海豚也會主動靠近，用脊背將人類頂向岸邊，或者驅趕靠近人類的鯊魚，保護人類的安全。

這些行為，都充分體現了海豚強烈的共情能力和親社會行為。

甚至在無脊椎動物中，也能觀察到共情能力的痕跡。

真社會性蟻群，就會使用多巴胺來調節群體行為。實驗顯示，在一些工蟻能夠發育為蟻后的物種里，如果人為提高某只工蟻的多巴胺水平，這只工蟻就會產生繁殖后代的意愿，并會積極地爭奪蟻后的地位；而當蟻群中的同伴遇到危險時，其他螞蟻會主動前往救援，這種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簡單的共情行為。

由此可見，共情能力具有明確的演化、生物化學和神經學基礎。

人類的共情能力，與非人動物的共情能力一樣，都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理功能運作之上，通過情感交流、社會依附等機制，保持彼此之間的聯系——比如，父母對幼體的照顧、朋友之間的接觸、同伴之間的幫助，這些行為在人類和許多非人動物身上，都能找到相似的表現。

但需要注意的是，共情能力并非純粹有利的。

高共情能力的人，雖然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感受、幫助他人，但他們患上涉及精神敏感、緊張、預期不安等癥狀的心理疾病或癥候群的概率，也高于常人——比如，高共情能力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負面情緒的影響，進而產生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

另一方面，反社會性人格障礙者和精神病態者的共情能力，會大幅下降，但他們仍然可以在人類社會中生存，并做出不同幅度的貢獻，并不是每一個都會犯罪——事實上，不少CEO、藝術家和學者，都能在海爾氏精神病態量表里獲得高分，他們雖然共情能力較弱，但在邏輯思維、決策能力、創造力等方面，可能具有明顯的優勢。

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情感、共情等能力，并非人類的專屬，許多非人動物也擁有這些能力。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仍然會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某種能力，是不是只有人類才有？”其實，我們可以掌握一個簡便的判定方法，快速找到答案。

這個方法很簡單：當你知道人的某項能力是人們早就發現了的，如果這項能力是人類獨有的，那么早在你出生之前，人們就會將這項能力“吹上天”。

你在這個社會里生活了不止一兩年，一定會聽說過這樣的說法：“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是最高等動物/能建立文明，就是因為“某某某”——這里的“某某某”，就是人類獨有的、被廣泛認可的能力，比如語言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創造工具的能力等。

相反，如果一項能力，沒有被大眾媒體這樣廣泛宣傳，沒有被人們視為“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標志”，那么它絕對不會滿足“人類之外沒有其他生物有這項能力”。比如，情感、共情、恐懼、憤怒等能力，我們從未聽說過“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類有情感”這樣的說法，這也從側面證明，這些能力并非人類專屬，其他動物也擁有。

這個判定方法，雖然簡單，但卻非常實用，它背后的邏輯，是人類對自身“獨特性”的追求——人類總是希望找到自己與其他動物的區別，找到自己“高于”其他動物的地方，而那些真正獨有的能力，必然會被廣泛宣傳、深入人心。而那些沒有被廣泛宣傳的能力，要么是人類與其他動物共有的，要么是人類并不具備絕對優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