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畫家施大畏離世，他曾說“生命和歷史都需要敬畏”

施大畏，1950年出生于上海，浙江湖州人。畢業于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國畫系，國家一級美術師。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特聘教授、上海中國畫院院長等。出版作品有《施大畏》《施大畏作品選》《二十一世紀主流畫家人物畫創作叢書——施大畏》等。

2015年8月7日，解放日報曾刊登對施大畏的專訪，現摘登于此。

解放周末：從油漆工人成長為著名畫家，您的經歷堪稱傳奇，這樣的經歷對您的藝術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施大畏：由于時代的關系，我們這代人經歷比較豐富。我初中的學習過程還比較完整，中間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學習，后來就去當了工人，在社會最底層的生活條件下磨煉出了一種意志，這種意志又催生出一種精神，就是堅守自己的愛好。在這種堅守的同時，我獲得了很多社會的幫助。

大概是1968年到1970年左右，物質還比較匱乏的年代，我所在的建筑公司在安徽造房子。工程隊的隊長讓我去買一瓶當時非常昂貴的油畫顏料，并允許我脫產去畫毛主席的肖像。因為晚上要畫畫，木工師傅特意在我二層的鋪位上搭了一個小桌，電工師傅幫我拉了“專用”電燈。這點點滴滴，都是工人師傅對我繪畫才能的肯定，直到現在每念及茲，都讓我內心涌動起一絲絲暖意和感動。我今天之所以能成為畫家，離不開這批樸實的工人師傅對我的認可。如果沒有他們，我的堅守或許早就半途而廢。

藝術來源于生活，即便在很多人眼中視為“天才瘋子”的梵高，也是如此。梵高小時候的理想并不是當畫家，而是當一名神職人員。梵高最初來到一家礦區教堂作助理牧師。在那里，梵高用畫筆描繪礦工生活，表達對誠實勞動的贊美，這些作品是梵高最初的藝術起步。直到現在我還會經常一個人背著包獨自到山區走一圈。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叫做《高原的云》，講的是我在陜北高原上看到的農民們，他們面對黃土地，無欲無求——但就是這樣一塊土地上的人們支撐著當年的共產黨。我希望能用自己手中的筆，喚醒社會的良知。

在中華藝術宮當館長時，面對累計數百萬的觀眾，我時時刻刻會問自己：你有沒有欺騙他們？傳播技巧上的東西并不是我的責任，技巧外的東西才是觀眾真正應該關注的，這就是展覽以外的歷史人文和社會良知。

解放周末：有人說，之所以現在美術領域難出大師，與讀書太少有關。畫家本人詩書畫印兼所擅勝，“多維構建”的畫作幾乎已成絕響。同時，藝術家缺乏敬畏之心和強烈的社會擔當感，也是難以出現大格局畫家和有震撼力作品的原因，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施大畏：前兩天我看到一則新聞，說美術家更需要看書，我覺得很對。我們這一代人面臨社會的發展，其實都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擁有的知識不夠。我屬于50后，重點初中畢業，但是沒能去上高中，在當時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讀大學，雖然社會大學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但從知識的角度來講，我們這代人是有欠缺的。這就是我為什么在工作之余，除了完成專業方面的任務，還一直在看書、補課、思考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知不足所以不間斷地學習和思考。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們中國要想實現由富變強，到底需要什么？答案是文化。科技的東西是有指標的，文化是沒有的，它直接表達了對生命和世界的態度。與此同時，對于創作，我更有一份清醒，有生活的作品才是大作品，只有用真情實感去體會生活才可能出優秀作品。

現在其實是最好的時代。世界開放，視野開闊，條件豐厚，傳播平臺也是全方位的。但是，藝術家該如何面對這種好的環境呢？有時候，好的環境不一定能出好的作品，這就需要我們冷靜思考。從小的層面講，有市場，我可以把日子過得好一點，這也無可厚非。但是，一旦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后，人更需要一種心胸。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受到了上一代老藝術家的提攜。現在，我們到了他們當年的年紀，也需要有這樣一種胸懷。這種胸懷，既是面對作品、面對社會的，同時也面對比你年齡小的藝術家。

解放周末：藝術家要有胸懷，也要有情懷。

施大畏：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1923年寫了《文化哲學》，那時的歐洲和今天的中國某些方面很像，他說：“文化就是對生命和歷史的直接表達。”工業化的發展帶來了市場化、娛樂化，文化好像突然“消失”了。而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普遍性浮躁。在我看來，生命和歷史都需要敬畏。敬畏生命是回到最本質的東西。我們現在太缺少敬畏。

蔣迪雯攝于2015年

原標題：《著名畫家施大畏離世，他曾說“生命和歷史都需要敬畏”》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曹靜

來源：作者：徐錦江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