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定臺灣，被嚴重低估的能人

在清廷收復臺灣38年后，一個壞消息從島上傳來：有人要“反清復明”了。

帶頭起事者，乃平民朱一貴。其人原籍福建長泰，移居臺灣后以養鴨為生。當時，臺灣雖已納入清廷治下，但一些遺民、草莽游俠依舊活動頻繁，朱一貴逐漸跟這些人相識、結交，并時常在私底下“痛譚亡國事，每至悲歔不已”。

海峽的阻隔，不僅使島民容易對大陸離心，也讓官員缺乏責任與擔當。即便是清廷駐臺官員，仍有人視孤懸海外的臺灣島為棄土，以至于“守土恬嬉，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地方官員消極怠政積攢下的隱患，最終于康熙六十年（1721）爆雷了。

▲臺灣臺南安平古堡。圖源：圖蟲創意

這一年，臺灣知府王珍兼任鳳山（今高雄市）知縣，卻將縣務全部交由兒子打理。其子依仗王珍的權勢，巧立名目，橫征暴斂，致使鳳山縣的百姓苦不堪言。

對于王氏的苛政，黃殿等人忍無可忍，便來到好友朱一貴家中密謀：“今地方長官但知沉湎樗蒲爾，政亂刑繁，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矣。”

造反，需要一面大旗。朱一貴靈機一動，便向眾人道：“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光復舊物，以號召鄉里，則歸者必眾。”眾人聽罷，皆深以為然。

四月十九日，黃袍加身的養鴨人朱一貴振臂一呼，臺灣民變隨即爆發。此后，叛軍逐漸呈星火燎原之勢，一度達到三十萬之眾。

臺灣民變，打了清軍一個措手不及。臺灣鎮總兵歐陽凱倉促應敵，被叛徒楊泰偷襲身亡。清軍群龍無首，頓時大亂，“全臺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澎湖”。

消息傳至大陸，被鄭氏割據政權與“反清復明”口號支配的夢魘卷土重來，清廷別無選擇，出路只有一條：出兵。

在平叛大軍渡海的船上，有一位年逾四旬的老秀才，名叫藍鼎元。

藍鼎元，福建漳浦人，是平叛大軍指揮官、南澳總兵藍廷珍的族弟。他曾多次參加鄉試，然屢試不第，從未在朝廷做過一官半職。但他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史載，其年輕時“日泛覽諸子百家、禮樂名物、韜略行陣，究心綜核不輟”，興趣甚廣，研究頗豐。

▲藍鼎元字玉霖，號鹿洲。圖源：網絡

此番赴臺，藍鼎元的身份是隨軍幕僚，為族兄平叛出謀劃策。

當時，叛軍勢頭如日中天。藍鼎元經過調查，卻認為朱一貴叛軍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其中不乏許多“畏死脅從，知非本愿，或掛名賊黨，以保身家”的普通百姓。他認為，與這樣的軍隊直接交鋒，只會讓雙方平添許多無謂的傷亡。于是，在和水師提督施世驃的往來書信中，他建議：“止殲巨魁數人，余反側皆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希望剿撫并用，減少殺戮。

為此，在族兄藍廷珍的授意下，藍鼎元向臺灣百姓發布了一篇檄文：

“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兵，竊據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殘，無罪無辜，化為丑類，深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克期剿滅，為汝等蕩滌邪穢，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殺戮、苛求于百姓之心，汝其自安無畏……”

文章在島內流傳漸廣，叛軍軍心動搖，并引發了連鎖反應，一度“解散賊徒數十萬”。清軍尚未正式進剿，叛軍便已然瓦解，藍鼎元不禁自夸起來，稱此文為“平臺第一妙著也”。經此一變，島內叛軍實力大損。

同年（1721）六月，清軍在鹿耳門（今臺南市安平區西北）成功登陸，并于數天后收復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叛軍遂分散向島內后撤，憑借熟悉地形的優勢進行游擊戰。

七月某夜，密探來報，稱發現叛軍頭目之一的江國論正率領數百人藏身于阿猴林。但藍鼎元經過分析，認為江國論此前“從行不過百人”，加上不間斷的非戰斗減員，部下理應只剩數十人而已。于是通知最近的清軍部隊出兵兩百，前往圍剿。出發前，藍鼎元叮囑官兵“明知其無數十人，不可不作數百人之備”。即便兵力優勢在我，也不可掉以輕心。

清軍趕到阿猴林，情況正如藍鼎元所料，所謂的旌旗不過是江國論掛在林中的布條，用以虛張聲勢而已；而江國論則率領殘部僥幸逃脫，向北遁去。在同黨的勸說下，走投無路的江國論，放下了武器，向清軍投降。

杜君英是島內叛軍的第二號人物，與朱一貴合兵后不久便在爭權中落敗，率部出走，大有自立山頭之意。藍鼎元不忍濫殺，將勸降重點放在了杜君英身上。

在勸降檄文中，藍鼎元表示，朝廷一向寬仁大義，對于投誠的叛軍“皆許歸正”。同時，他還給杜君英送上一顆定心丸——“朝廷既許弗誅，總督復不忍誅”，其來降后，人身安全將得到保障。

杜君英所部“聞風思歸誠者益眾”，最終在降將陳福壽影響下，出山投降。

▲阿里山茶園。圖源：圖蟲創意

此后，藍鼎元隨軍奔波于臺灣各地，繼續負責追剿叛軍余孽。

在崇爻山，清軍官兵因山高林密不識路，藍鼎元便用鹽、布等生活物資作為交易，雇用熟悉地形的土著居民代為搜捕。在竹仔腳，藍鼎元命人布下天羅地網，挨家挨戶排查逃犯。除了開出懸賞外，還命人通告“自首者免罪，能擒伙黨立功”……四處躲藏的叛軍殘部陸續被剿滅或招降。而此番叛亂的最大頭目朱一貴，也在投誠叛將的誘騙之下，于當年（1721）七月初被設計抓獲。

臺灣亂局漸漸平息，但問題真的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嗎？

待到清軍全面掌控局勢，當局著手恢復政府統治與社會秩序。

叛亂帶來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閩浙總督滿保事后仍心有余悸，為翦除禍源，他向藍氏兄弟下達了善后命令——在羅漢門、阿猴林、檳榔林等叛軍興起之地實行焦土政策，將臺灣三縣的山民全部遷出，并封鎖所有進山通道。

藍鼎元認為這種做法極為不妥，遂致信滿保：“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逋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為全身遠害哉？

信中，藍鼎元還闡明了強行封山遷民將面臨巨大的經濟成本和社會隱患，值此叛亂初定，更不宜再生事端。

滿保閱后，深以為然，當即撤銷了這些“一刀切”的命令。

鑒于臺灣鎮總兵歐陽凱遇害、全臺俱陷的慘痛教訓，清廷內部開始出現“臺鎮遷移澎湖”的聲音。對此，藍鼎元嗤之以鼻，并批評道：

“部臣不識海外地理情形，憑臆妄斷，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臺，止在澎湖戰勝，便爾歸降；今夏澎湖未失，故臺郡七日可復，是以澎湖一區為可控制全臺，乃有此議。不知臺之視澎，猶太倉外一粒耳。澎湖不過水面一撮沙灘，山不能長樹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資捍御，形勝不足為依據，一草一木皆需臺、廈，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則不戰自斃矣。”

在藍鼎元看來，將臺灣總兵鎮署從臺灣本島遷往澎湖的提議，純粹是不懂臺灣地理的朝廷官員在瞎指揮。要知道，澎湖島孤懸海中，地狹物貧，一旦被圍困，后果不堪設想。

好在常識總算戰勝了無知，清廷最終仍將臺灣鎮總兵留置島內。

▲臺灣地形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游走于島內，藍鼎元逐漸發現，這場民變的背后，是臺灣社會疏于管理而結出的惡果。

他發現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男人太多，女人太少。據其回憶，“統計臺灣一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嬌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盡管這其中包含著戰亂減員的因素，但島內嚴重失衡的性別，依舊讓人瞠目結舌。

臺灣男多女少，與移民政策密切相關。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瑯克復臺灣，兩岸歸于一統。當時，閩粵地區人稠地狹，便催生了赴臺謀生的移民潮。但清政府擔心人口增長過快，臺灣有復為邊患之地的風險，于是出于“為防臺而治臺”的需要下令：“渡臺者不得攜帶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此舉頗有“截留人質”于大陸的玩味與考量。

大量“單身漢”涌入，因無家累，政策效果適得其反。正如藍鼎元所觀察到的，“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游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當養鴨人朱一貴振臂一呼，這些缺乏家庭約束的男丁很容易就被裹脅，轉化為叛亂生力軍。

面對這種離譜至極的性別失衡，藍鼎元認為堵不如疏。他堅信，允許家眷入臺，“則數年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萌”。

此后，藍鼎元的建議逐漸傳開，并為清廷官員認可與接受。雍正八年（1730），大學士鄂爾達奏請解禁。翌年，清廷開始實行憑照攜眷入臺。

清廷為防止臺灣再度成為“反清”基地，片面地認為島內“不宜廣辟土地以聚民”，因此，島內開發區域長期局限于以府城（今臺南）為中心的西南部平原，區劃建制也被限定在狹小的一府三縣（臺灣、諸羅與鳳山），而廣袤的北路與南路地區，仍是禁墾的處女地。

事實上，臺灣的農墾條件非常優越，藍鼎元曾贊不絕口：“夫臺地素腴，隨墾隨收，一年所獲，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如此天賜寶地不加以利用，多少有些暴斂天物。于是，藍鼎元提出“有地不可無人”，并建議在臺灣北部增加縣治，進行墾荒開發。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采納藍鼎元的建議，增設了彰化縣。如此一來，“在臺民番皆安生樂業，數年間可得良田百十萬，益國賦，裕民食”。

赴臺與駐留期間，島內的經歷深深鐫刻在藍鼎元的腦海里。后來，他將所見所聞與自己的觀點全部書于紙上，寫成了《平臺紀略》《東征集》等書籍，刊印發行。

因人微言輕，藍鼎元的治臺建議并未被清廷全部采納，直到近半個多世紀后，才獲得了乾隆的賞識。

乾隆五十一年（1786），臺灣爆發了著名的林爽文起義。翌年，乾隆讀到藍鼎元所著《東征集》后，不由感嘆“其言大有可采”。他還叮囑閩浙總督常青和福建巡撫李侍堯，在處理林爽文起義的善后事宜時，“不妨參酌采擇”，借鑒一下這位治臺先驅的看法與見解。

多年之后，臺灣史學家連橫感念其在臺灣開發史上的貢獻，藍鼎元便有了“籌臺之宗匠”的美譽。

離開臺灣之后，半生不第的老秀才終于遇到了自己的伯樂。

雍正元年（1723），清廷下令詔天下學臣考選文行兼優之士貢入朝廷，藍鼎元因平臺小有名氣，榜上有名。雍正三年（1725），藍鼎元被安排到內廷校書。在分修《大清一統志》時，才華顯露，逐漸為大學士朱軾所賞識。經其引薦，藍鼎元得以與雍正帝相見，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雍正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雍正五年（1727），藍鼎元48歲。這一年，他終于邁進了仕途——朝廷任命其為普寧縣令。同年冬，朝廷又令他兼任潮陽縣令。

然而，一人兼任兩縣父母官，看似為朝廷倚重，實則是機遇伴隨著挑戰。時人有云：“邊海難治，閩粵為最。閩粵之難治，漳泉、惠潮為最。”而普寧、潮陽兩縣，更是歷任縣官眼中的燙手山芋。這就意味著，藍鼎元此番赴任，肩上的擔子只重不輕。

帝國政治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各地源源不斷的錢糧輸送與供養。藍鼎元是帶著“保障”的使命，趕往普寧和潮陽兩縣赴任的。奈何，當地大戶卻跟他唱起了反調。

雍正五年（1727）十月，潮汕地區駐軍因缺糧告急，到任不久的藍鼎元打算向潮陽地方征糧應急，卻被潑了盆冷水。縣衙書吏告訴他，鄉民大多地少糧乏，而擁地甚多的城中大戶要么非富即貴，要么就是政壇關系戶，這些人“毫不以催征為意”，甚至不惜將征糧的衙役暴打一頓。久而久之，不少衙役都與之狼狽為奸，對官府陽奉陰違。

軍糧告急，藍鼎元不敢耽擱，便秘派可靠的衙役將拖欠大戶抓來。起初，大戶們絞盡腦汁搪塞推脫，被藍鼎元痛斥為“不可化之士”。緊接著，藍鼎元將其投入大牢：“請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完，即出汝矣。”一天不交糧，便多坐一天牢。很快，被捕大戶的家人就將拖欠的糧米悉數補齊。

對于那些吃里扒外的衙役，藍鼎元也是雷霆手段加以震懾。他先是強令這些衙役前往征糧，待其拒不奉命，故技重施嘩變解散時，他又發布告示，稱衙役若是拒絕聽調，便是“謀反叛亂”，官府將派兵剿滅。大帽子一扣，衙役們頓時嚇破了膽，再也不敢忤逆這位藍知縣的調令。

在審理地方疑難命案時，初入仕途的藍鼎元也展示了高超的斷獄能力。

當時，潮陽縣多個鄉鎮合作興修水利，并約定輪流取水灌溉。后來，江氏與羅氏依仗家族人多勢大，罔顧鄉約肆意取水，與楊氏發生口角之爭，繼而升級為大規模械斗。楊氏族人楊仙友在混亂中被毆打身亡，而兇手不知是具體何人。

命案發生后，藍鼎元逐一審問，卻始終無果。恰逢天色大變，藍鼎元心生一計，召集眾人，宣布將于夜里二更在城隍廟再度舉行公審。

到了晚上，陰暗的天氣將庭審現場的詭異氛圍拉滿，藍鼎元假稱已經委托城隍爺提來了楊仙友的冤魂，并要眾人與之當面對證。藍鼎元當眾喚出所謂的鬼魂，眾人齊刷刷望去，唯有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始終不敢抬頭。經審訊，三名殺人兇手隨即浮出水面。

▲清代縣令作為地方行政長官，需要負責司法斷獄。圖源：影視劇照

在藍鼎元看來，司法的最終目的或許不是分清是非對錯，而是敦諭教化，導人和善，使之回歸倫理與親情。

有個叫陳智的人去世后，留下七畝田產。其子阿明與阿定都以擁有遺囑為由要求繼承全部田產，并因此反目成仇。清官本就難斷家務事，加之陳智臨終前一田兩許，案件更是難以裁決。

按照一般看法，田產一分為二或許是最優解，但藍鼎元卻不這么看。面對兄弟相爭，藍鼎元宣布：“你們各自選出一條不怕疼的腿，讓我套上夾棍，誰能忍住疼痛不喊，田產便歸其所有。”阿明與阿定一臉驚訝：“無論夾哪條腿，都是會感到疼痛。”這時，藍鼎元說：“你們兩條腿尚不忍心舍掉一條，難道你們的父親，就能舍棄你們其中一個嗎？”兄弟倆悻悻不語。

言畢，藍鼎元將兩兄弟用鐵鏈鎖在一起，關進同一間牢房反省。兩兄弟從第一天相對無言，到數天后開始同桌而食，怨氣漸消。見火候已到，藍鼎元召見兩人，表示為避免田產紛爭延續，禍及陳氏后人，要把阿明的長子送進孤兒院，將阿定的小兒子送給乞丐頭子做養子，兩人各自留一個兒子即可。兩兄弟一聽，頓時大悟，連連擺手拒絕。

最終，藍鼎元判定田產為陳智的香火田，由兩兄弟輪流收租，合辦祭祀。阿明與阿定也從之前的反目成仇變為兄恭弟謙。

經過藍鼎元的悉心治理，兩縣從歷任縣官談之色變的“難治之地”，逐漸改頭換面。史載，藍鼎元“蒞普兩月，四境大治”，其兼管的潮陽縣也“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讓之俗”。

一切似乎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一場彈劾卻讓藍鼎元的仕途戛然中斷。

在帝制時代的官場生態里，“獲上是治民第一義”乃默認的潛規則。然而，耿直的藍鼎元似乎不甚諳此道，接連在這方面失誤，以致先后得罪了兩位上司。

雍正六年（1728）二月，海陽縣衙門書吏李振川從省城歸來，途中發現銀兩失竊，懷疑是隨行挑夫邱阿雙所為，遂與侄子李阿顯將其私刑逼供致死。事發后，李振川害怕擔責，將責任全部推到云落駐軍管隊蔡高身上。由于案發普寧縣地界，藍鼎元受理了此案，并很快查出真相，李振川叔侄也認罪伏法。

怎料，當藍鼎元將案情上報、準備結案時，當時的臬臺因蔡高“約兵不嚴”，正愁找不到機會整治他。得知蔡高卷入了這樁命案后，臬臺授意藍鼎元推翻調查結果，將殺人罪責歸結于蔡高。藍鼎元不愿制造冤假錯案，一口拒絕。聞言，臬臺氣急敗壞，將案卷掀翻在地，揚言將其彈劾去職，并憤然離去。

接連幾次復審，案件仍按照事實與真相秉公辦理。

臬臺未能遂愿，忍無可忍，大罵藍鼎元：“我讓你稍作變通，你卻絲毫不改，真是目無官長，把我的話當成狗叫了！

藍鼎元不卑不亢地答道：“這件案子已經調查清楚，判決書也是按事實擬定。倘若被刑部駁回，我自然是無話可說。丟官去職是小事，枉殺無辜才是大事，我現在能做的，只有聽候彈劾革職而已。

最終，案情如實上報，臬臺無可奈何，但在心里給藍鼎元狠狠地記上了一筆賬。

▲藍鼎元案的背后，是官場的互相碾壓。圖源：網絡

另一個忌恨藍鼎元的，是廣東惠潮道臺樓儼。這事，還要從潮陽縣賑災糧失竊一事說起。

從雍正五年（1727）起，潮州地區連續發生饑荒。樓儼奉命派人從粵西高州等地購糧，并派招寧司巡檢范仕化等人負責押運，送往潮陽縣倉，以備賑災。途中，巡檢與船戶勾結，監守自盜，偷偷將好谷賣出謀取私利，再用摻水粃谷以次充好，交付應事。

這些濫竽充數的把戲，自然過不了驗收這一關。

藍鼎元親往驗收，發現不少稻谷已然霉變，不但發熱異常，還摻雜著些許米粒。他假意接收，卻私下派人調查，終于在周邊村落找到了正待脫殼售賣的賑災糧。一番順藤摸瓜，涉案船戶悉數落網。

案發后，藍鼎元找到范仕化當面對質，怎料對方絲毫不怵：“這些事情我本來就知道。”

范仕化是惠潮道臺樓儼的好友兼心腹。關于樓儼，雍正皇帝曾言：“此人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之才，若實心效力，取出良心，感恩做官，保系好員，但恐不肯耳。”這位惠潮道臺的態度與立場，在此案中甚為關鍵。

案情牽涉頂頭上司，一向耿直的藍鼎元暗自忖度：“念（范）系上臺鐘愛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

眼見藍鼎元給自己留有回旋余地，樓儼便放低姿態，私下找到他，希望能再網開一面，將船戶釋放，暫時將此案糊弄過去，而虧欠的三千余石糧米，則待日后慢慢追討填補。

這時，藍鼎元不再讓步，聲稱“朝廷倉谷，不敢以有名無實，自蹈欺誑”。盡管藍鼎元聲稱“自分代賠二千二百石”，剩下“缺額一千余石之谷，應于各船戶名下追補”，但被駁了面子的樓儼已然惱羞成怒，并與之結怨。

連續和兩位上司搞不好關系，加之在治理縣務時某些舉措過于激進，樹敵過多，藍鼎元逐漸被集體針對。雍正七年（1729）春，樓儼倒打一耙，“誣揭六款，栽贓千余”，將臟水一盆接一盆潑到了藍鼎元身上。

有人勸其低頭示好，以免蒙受不白之冤，但藍鼎元直言：“今為命吏，肯俯首媚監司哉？

一連串的誣告，最終讓藍鼎元鋃鐺入獄，仕途也戛然而止。

藍鼎元出事，牽動著許多人的心。

在得知昔日的父母官淪為階下囚后，年逾八旬的王希五不顧身體的孱弱，拄著拐杖，帶上糧米雞蛋，遠行兩百里前往探監。王老漢泣不成聲：“天乎，公乃至此。”連連為藍鼎元鳴不平。

廣東的官場上，同樣不乏一批為藍氏打抱不平的同情者。藍案發生后，兩廣總督郝玉麟不信此等誣告，在調任閩浙總督前出面周旋，為其爭取到保釋的機會。雍正八年（1730），在郝玉麟和一眾士民的努力下，一千七百兩的罰金很快湊齊，繳納到位，藍鼎元得以保釋出獄。

作為郝玉麟的繼任者，鄂彌達對藍鼎元亦極為賞識，堅信其無罪，并堅持收集證據，計劃有朝一日為其翻案平反。

可是，經此牢獄之災，藍鼎元似乎變了一個人。他一度萌生了“從茲入憩山阿，躬耕自樂”的避世想法，與早年的積極進取判若兩人。盡管他已經為自己在縣令任上的“魯莽”付出了代價，成為“戴罪之身”，但仍感受到四處襲來的陣陣寒意。

▲藍鼎元畫像。圖源：網絡

為謀生計，藍鼎元先是應潮州知府胡恂之邀，參與纂修《潮州府志》，后一度重操舊業，進入恩人鄂彌達的幕府，擔任幕僚。可是，僅僅數月后，他便留書一封，向鄂彌達辭別：

“倘天假之緣，尚有經營四方之日，自當力報大德，不敢有負郝公以負大人也。不揣冒昧，披瀝肝膈，伏惟垂諒苦衷，婉轉代辭。無使回籍廢員得罪本省大憲，為他日門庭之禍，則感沐鴻慈非淺鮮矣。”

他不愿連累恩人，而影響其仕途，故致信離去。

而鄂彌達不忍如此賢才埋沒市井，仍積極為其奔走伸冤。雍正十年（1732）冬，鄂彌達經深入調查，已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于是向朝廷披露了藍鼎元被誣始末。藍氏平反后，雍正帝特命其進京會面，與之談話良久，并賞賜了貂皮、紫金錠、香珠等貴重物品。

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藍鼎元決意“以身許國”，復出就任廣州知府一職。

正當親友們以為藍鼎元能再大展宏圖時，命運卻跟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僅僅三個月后，藍鼎元突發疾病，死于廣州知府任上，年僅54歲。

像藍鼎元這樣的能人，雖大半生未仕，卻以自己的真知灼見影響著帝國政策的走向與落實。好不容易正式進入仕途，卻屢遭變故，照見王朝體制深處的黑洞。能人不仕，好官入罪，這何嘗不是一種吊詭的悲哀？

近三百年過去，風息潮落，若有人翻開藍鼎元的著作，將拾起一粒硌痛歷史的沙——那是他的，正直而無奈，渺小而堅硬，卑微而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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