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負責押運的故宮工作人員那志良坐在警車上，看著空曠的街道，心生悲涼：“除了車輛之聲外，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唱歌，有非常凄涼的感覺。”
虛驚一場，人們不禁感嘆：古物是有靈的。
鄭欣淼頗費周折，找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西北聯大校刊》，發現一個名為徐世度的人的工作日記。日記記載，他作為西安臨時大學工作人員赴漢中尋覓校舍時，遇到了故宮人，那志良等人為他提供了交通、住宿方面的不少幫助。當故宮職工受傷時，西北聯大的醫學教授也伸出援手，為其做了手術。
對于當時山野守寶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鄭欣淼頗有興趣。“當時不知戰爭何時結束，是什么支撐著他們的精神？正是這些詩詞唱和、讀書論道，以及養兒育女、家庭生活，支撐他們保持精神不垮。”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新思路的產生，讓這些“邊角料”都成了有意義的歷史材料。
戰爭期間，守寶人的生活物資極度匱乏，簡直一貧如洗，有時只能用辣椒粉和鹽水調拌糙米果腹。最令人揪心的，是親情的割裂。那志良老父留在北平，戰時匯款中斷，他多次向馬衡請求回北平，未獲批準。但馬衡隨即寫信給留守北平的故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讓他變賣馬衡自己家中的物件，籌款接濟那父。直到那志良父親去世，父子再未相見。
“馬衡不是冷血上司，他在戰亂中必須做出最艱難的選擇。”鄭欣淼說，“這種兩難，我們今天很難體會。”
后半生，莊嚴回憶故宮歲月，寫下《前生造定故宮緣》，那志良也寫了《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均在大陸出版。2005年，那志良的兒媳王淑芳渡海來到北京，將150多件那志良保存的南遷資料捐給北京故宮。親歷者都不愿讓歷史湮沒。
“這本書里，要說我的貢獻，首先，我通過史料糾正了不少錯誤，厘清了很多史實；我有一個新思路，關注故宮人在南遷途中的精神狀態，記錄下他們的詩情畫意和生活雅趣；再次，我也關注到南遷途中故宮與地方及其他機構的互動。”鄭欣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都屬于查找和運用資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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