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兩人晚年為何決裂？一副挽聯真情流露

曾國藩早年間曾對左宗棠有舉薦之恩，兩人同屬“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列，為何晚年時卻決裂了？一副挽聯流露出真情！

談及曾國藩和左宗棠，兩人不僅年紀相仿，成就也差不多，成名之路也有著驚人的相似，甚至連家庭背景都類似。曾國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成長于耕讀傳家的傳統知識分子家庭。按理說，他們這種情況，應該是相見恨晚才對，畢竟志向和認知、出身都差不多。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曾國藩和左宗棠表面看上去是差不多的人，但實際上卻有差別，這才導致了兩人早年間互相敬佩，晚年卻互不來往。

曾國藩的天資并不算高，不是曹植那種天賦型的人物，而是一個典型的“苦學者”。但曾國藩的本事在于，他的毅力過人，在天資不濟的情況下，仍然憑借勤懇好學實現了抱負，最終進士及第，躋身翰林。

只不過，曾國藩努力的結果雖然光鮮，但在這個光環之下，隱藏的卻一定是曾國藩這么多年努力求學的艱苦。他想和那些天才取得差不多的成就，必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和努力，背后辛酸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在這樣的經歷之下，曾國藩的性格更偏向于內斂、剛毅、城府深沉。因為他深知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自然會行事謹慎，并時刻注重修身養性。

反觀左宗棠，他的人生劇本則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走向。左宗棠自幼就是天縱奇才，無論在地理、軍事領域，還是在水利、經濟等實用之學上，都有著驚人的造詣。

可偏偏在科舉這條路上，左宗棠的運氣不太好，三次會試全都名落孫山。左宗棠不是天賦不夠，也不是學識不足，而是典型的懷才不遇。左宗棠的自信心很強大，經常自比諸葛亮，一來是他覺得自己的才學不輸諸葛亮，二來是他當時耕地的情況與諸葛亮差不多，算是惺惺相惜。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導致一個奇特的情況出現。天賦不是特別好的曾國藩，憑借自己的努力官運亨通。而天資卓越的左宗棠，同時期卻在當農夫，感慨時運不濟。

咸豐初年，太平天國席卷江南，曾國藩在湖南老家苦心經營湘軍。此時的左宗棠雖然只是幕僚，但其軍事指揮才干已初露鋒芒。曾國藩看中了這位老鄉的才華，決定舉薦他出任知府。

按理說，這對于左宗棠而言絕對是一次好機會，畢竟當上知府就有了施展才華的空間，未來發展的機會就大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左宗棠竟然拒絕了曾國藩的舉薦，原因很簡單，左宗棠認為曾國藩舉薦他當一個知府，就是沒瞧得起他。

左宗棠志存高遠，斷然拒絕，稱讓他戴上那種藍頂子的普通官帽進官場，他寧可披發入山，誓不出仕。

咸豐十年，太平軍勢如破竹，清政府風雨飄搖。曾國藩身邊可用之人不多，深感力不從心，急需幫手。于是，曾國藩再次舉薦左宗棠。鑒于上一次被拒絕，這一次曾國藩加高了官職，舉薦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撫。

這一次，左宗棠沒有拒絕，但曾國藩也并沒有完全如愿。因為曾國藩舉薦左宗棠是有培養自己的勢力的意思在里面，但左宗棠偏偏是一個實干家，不會因此就依附曾國藩。

1864年，湘軍攻克天京，清廷歡欣鼓舞。曾國藩在上報朝廷的奏折中言之鑿鑿，稱太平軍首領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在亂軍之中自焚或戰死。這本是一件錦上添花的事，誰知此時，遠在浙江的左宗棠卻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讓曾國藩很尷尬。

左宗棠當時得到了確切的情報，洪天貴福根本沒死，而是成功突圍逃竄了。按照一般官場的規矩，大家同出一系，左宗棠大可以私下知會曾國藩，讓其補救。但左宗棠不是這種人，他直接上折子拆穿了曾國藩。

這件事在清廷引起了軒然大波。雖然朝廷最終沒有深究曾國藩的“欺君之罪”，但對于一生視名節如生命、講究“修身”的曾國藩來說，這無異于被當眾打臉。他覺得左宗棠不僅是不給面子，更是在背后捅刀子，是對恩主的背叛。

而左宗棠的出發點卻很簡單，不能虛報，更不能徇私，凡事公事公辦，對得起天地良心，對得起朝廷。

從此，兩人不僅在書信中互相譏諷，甚至在各種公開場合也絲毫不掩飾對彼此的厭惡。左宗棠罵曾國藩“虛偽、遲鈍”，曾國藩則認為左宗棠“狂妄、乖戾”。

當時湘軍勢力已大到令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寢食難安的地步。如果身為湘軍領袖的曾國藩與手握重兵、戰功卓著的左宗棠關系親密無間，這對于猜忌成性的慈禧來說，簡直是臥榻之側的猛虎。

因此，有學者推測，兩人晚年的交惡，很可能是一場演給朝廷看的“雙簧”。兩人表現出水火不容，互相牽制，反而能讓朝廷放心，從而保全湘軍將領們的性命與地位。這種“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在晚清官場并不少見，但具體是不是這樣，沒有實證，也沒有定論。

1872年，曾國藩在南京離世。消息傳到左宗棠耳中時，這位曾與他爭執了半輩子、口誅筆伐了十余年的“狂人”，并沒有表現出任何高興的意思。

最終，左宗棠給曾國藩送去了一副震撼后世的挽聯：

“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我們可以從中讀出左宗棠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情感。從這個角度來看，左宗棠并非不感激曾國藩，只是他表達感激的方式不太容易被人接受，也或許這真的是兩人在清廷求生存的一場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