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侯爺”的書房：海昏簡牘如何重塑我們的認知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內，

一枚長約25.8厘米的竹簡

靜靜躺在恒溫恒濕的展柜中。

上方柔和的燈光傾瀉而下，

墨色在特制玻璃的映襯下泛起溫潤光澤。

上面“智道”二字，

歷經2000余年光陰，

筆畫依然清晰有力。

當觀眾站在展柜前，

凝視這枚書寫于西漢時期的竹簡時，

他們參與的不僅是一次觀展，

更是一場跨越兩千年的文明對話。

經學譜系的重構與連接

“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當這幾個字在紅外掃描儀下逐漸清晰，整個中國學術史為之震動。

《論語》在漢代有三個主要傳本：古《論語》21篇、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我們今天讀到的《論語》，是魯《論語》和古《論語》融合的版本，而齊《論語》在漢末魏晉時期就已失傳。《漢書·藝文志》明確記載，《齊論語》較其他版本多出《問玉》和《知道》兩篇，但整整1800年，無人得見其真容。

海昏侯墓出土的500余枚《論語》簡中，“智道”篇題的確認，讓失傳文獻重見天日。這不僅證實了史書記載，更讓我們看到了《論語》在漢代傳播的多元面貌。

學術傳承的實證鏈條在此顯現。《漢書》記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唯王陽（王吉字子陽）名家。”王吉任職昌邑中尉十余年，正是劉賀為昌邑王時期。海昏《論語》簡應是王吉教授劉賀的教材，這條從文獻記載到實物證據的完整鏈條，讓漢代經學傳授變得具體可觸。

海昏《論語》簡的整理工作還遠未完成，現存文字較多的篇有《公冶長》《雍也》《先進》《子路》《憲問》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細微的文本差異。海昏簡本“知”作“智”，“政”作“正”，“焉”作“安”，“能”作“耐”，“室”作“窒”，“氏”作“是”，“舊”作“臼”——用字習慣與今本系統不同。這些差異不是抄寫錯誤，而是《論語》早期傳本的本來面貌。它們像時間的指紋，標識著文本在漫長傳承過程中經歷的細微變化。

如果說齊《論語》的發現是驚喜，那么1200余枚《詩經》簡的出土就是震撼。海昏侯墓出土的《詩經》簡，寫有“詩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證明海昏侯墓隨葬的《詩經》是全本《詩經》，這也是秦漢時期全本《詩經》的首次發現。此前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出土漢簡《詩經》存簡170余枚，安徽大學搶救入藏的戰國楚簡《詩經》93枚，湖北荊州夏家臺楚墓出土戰國楚簡400多枚，只有《詩經·邶風》簡，湖北荊州王家嘴楚墓出土戰國楚簡《詩經》300余枚，都遠不及海昏簡的完整。

但海昏《詩經》的價值不僅在于數量。更為重要的是，海昏侯《詩經》簡還有目錄，正文中有注釋，部分詩篇最后有類似于詩序的“題旨概括語”，這樣豐富的內容也是以往出土的《詩經》文獻所未見的。

《詩經》在漢代有“魯詩”“齊詩”“韓詩”，并稱為“三家詩”。此外，魯人毛亨傳承《詩經》后被稱為“毛詩”。東漢時期，“毛詩”逐漸興盛，而三家詩則先后亡佚。流傳至今的《詩經》文本，其實就是“毛詩”一家的文本。

海昏《詩經》簡每篇末的“題旨概括語”，如《周南·桃夭》“說人”、《檜風·匪風》“刺上”，與傳世文獻中散見的“三家詩”序風格一致。這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海昏《詩經》屬于哪個系統？

目錄顯示，海昏侯《詩經》的部分篇次、章次與今本《毛詩》次序不一樣，而大雅篇次、小雅篇次與熹平《魯詩》篇次完全一致，這證實了相關史料中漢代“三家詩”部分篇次與《毛詩》有異的記載，也透露出海昏侯《詩經》與失傳已久的《魯詩》有著密切的關系。

劉賀的老師王式，師從《魯詩》系統。《漢書·儒林傳》載，劉賀被廢后，治事使者責問王式：“師何以亡諫書？”王式回答：“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這段著名的對話，如今有了實物印證，海昏《詩經》簡，很可能就是王式“朝夕授王”的教本。

從戰國安大簡《詩經》到西漢海昏簡《詩經》，再到東漢熹平石經《詩經》，一條清晰的傳承鏈條顯現出來。中華文明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在漫長歲月中，通過一代代人的傳抄、講授、研習，逐漸累積而成。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中，不僅有《論語》《詩經》，還有《孝經》《春秋》《大戴禮記·保傅》。這些竹簡不僅展現了海昏侯劉賀的知識世界，也使西漢時期的儒學發展面貌直觀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西漢諸侯王的儀式與規范

海昏簡牘中，不僅有儒家經典的重現，也充滿著諸侯王的“儀式感”。展覽中，一組“儀”類簡靜靜訴說著漢代諸侯王的日常生活。這些“儀”類簡主要記載了昌邑國的兩大類禮儀：宴飲儀和祭祀儀，有助于人們了解昌邑王國的禮儀行事細節。宴飲儀記錄了儀式參與者站立的位置、進退儀節以及主持者的號令等內容，如“右方王會飲義（儀）”“賓者、吏大夫皆反走復立（位）”“禮樂進，曰：‘請令相行樂器’”等。從竹簡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在宴飲儀式的不同階段，昌邑王站立的位置也有不同講究，或西向，或南向。另一類推測與由諸侯王主持的祭祀儀式相關，竹簡上文字經初步辨識有“史、祝贊曰：嗣王某……盡如義（儀）”等內容。

這些看似瑣碎的記錄，實際上揭示了漢代禮制的深層結構。禮，在先秦兩漢不僅是外在儀式，更是政治秩序和社會規范的體現。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在漢代，這句話有著具體的實踐內涵。

另一類竹簡與諸侯王主持的祭祀相關：“史、祝贊曰：嗣王某……盡如義（儀）”。“嗣王某”是昌邑王自稱，“如義”意為符合禮儀規定。篇末的“凡八百六十五字”統計，表明這是一套完整的、用于指導實際行禮的固定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這些“儀”類簡，不僅是首次發現的專門記錄諸侯王禮儀行事的文獻資料，還讓我們看到漢代禮制的兩個特點：一是高度的文本化，禮儀行為有明確的文字規范；二是層級的差異化，諸侯王的禮儀與天子不同，有著自身的體系。傳世《儀禮》17篇，記載了士階層的禮儀規范。但諸侯王的禮儀如何？文獻記載零散，海昏“儀”類簡填補了這一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簡牘中記錄的主體多為“王”，應是在劉賀為昌邑王時期使用的文本。這表明，至遲在漢武帝時期，諸侯王禮儀已有成文的“儀”類文獻可以依從。

侯府藏書中的知識全景

海昏簡牘中，儒家經典占絕對主導：除了1200余枚《詩經》簡和500余枚《論語》簡外，還有《孝經》類簡600余枚，內容與“孝”的說解和闡釋相關，征引了《呂氏春秋》《孟子》等至少12種典籍，是目前已出土同類文獻中內容最為豐富的一批；《禮記》類簡出土約300枚，部分內容與今本《禮記》的《曲禮上》《曲禮下》《中庸》等篇有關，也與《大戴禮記》的《保傅》篇有關，還有一些不見于傳世文獻的佚文；《春秋》類簡200余枚，多是僖公時期的《春秋》經傳。這種知識結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為博士置弟子員，儒學正式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劉賀生活于武帝末年至宣帝時期（前92-前59年），正是儒學官學地位確立后的第一代受益者。

但海昏簡牘告訴我們，漢代儒學傳播的面貌比想象中更復雜。同一部《詩經》，有齊、魯、韓、毛多家；同一部《論語》，有古、齊、魯三論。這種多元性在官方“獨尊儒術”的背景下依然存在，說明文化傳承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和多樣性。

除了儒家經典，海昏簡中還有諸子類50余枚、詩賦類200余枚。這反映了漢代知識分子的完整修養——以經學為核心，兼通百家。

海昏簡牘中還有數術類和方技類文獻。其中數術類約300枚，包括《易占》等占卜文獻。其中有60余枚簡關于陰陽五行、五方五帝，明確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鳥北方玄武”等。《易占》類竹簡180余枚，并不直接抄引《易經》卦爻辭，而是利用《易經》作日常吉兇雜占的數術書。另有雜占書100余枚，內容有刑德端令罰與十二時相配占測吉兇。這些數術類古書的發現與整理，對于深入了解漢代數術之學，以及相關的思想史、科技史、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方技類約200枚，涵蓋“房中”“養生”“醫方”等內容。“房中”在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中記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虛”“實”而成為“十道”。“養生”借“容成氏”之口談到“貴人居處安樂飲食”，并可見“黃帝一”的章題。“醫方”可見部分方名，其中有與祛除蠱蟲有關的方法。

《漢書·藝文志》將知識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類。海昏簡牘幾乎涵蓋了所有門類（兵書類暫未發現），展現了西漢時期諸侯王完整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結構，與《史記》《漢書》記載的漢代士人修養高度一致。

1000余枚“六博”棋譜簡的發現，展現了漢代精英文化的另一個側面。“六博”棋是象棋等兵種棋盤類游戲的鼻祖，從春秋戰國風靡至漢代，可謂是古代流行的桌游。漢晉墓葬中常見“六博”棋具，但其行棋規則大約在唐代以后失傳。海昏簡牘中有千余枚棋譜簡，經辨識為漢代“六博”棋的行棋口訣。這是考古首次發現的“六博”棋類專著。

站在“書香海昏”展廳中，100余件/套簡牘，每一枚都是一個密碼，共同組成了解讀西漢文明的密鑰。通過這些密碼，我們看到了一個諸侯王的知識世界——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兼及諸子百家，涵蓋詩賦、數術、方技，既有治國大道，也有生活藝術；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尊儒重禮，又不失活潑多元，崇尚經典，又包容異說；更看到了一個文明的傳承方式——通過師徒相授，通過文本傳抄，通過禮儀實踐，一代代傳遞著文化的火種。

來源：洪觀新聞記者 徐蕾/文、喻云亮 “海昏侯”微信公眾號/圖

編輯：萬明 二審：劉培堃 終審：鄒嵐

南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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