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數據出不了真政績

政績不夠，數字來湊？

不到1億元的省外資金被報到78億元，一分錢沒到賬的項目憑空編出9.6億元……前不久，媒體曝光河南三地虛報省外資金問題，一組令人瞠目結舌的數據，把“數字政績”的虛浮底色暴露無遺。

真實客觀數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晴雨表”，是黨政機關科學決策的關鍵支撐。然而，一些地方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仍熱衷于“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無中生有硬造數據，量體裁衣定制數據，移花接木美化數據，費盡心思炮制“紙面繁榮”，與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背道而馳，不僅敗壞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還導致地方錯失發展機遇，貽害無窮。

媒體曝光河南三地虛報省外資金問題。/央視新聞

01

數據造假絕非不痛不癢的小事，而是危害深遠的系統性問題，會對治理體系與發展大局造成多重沖擊，此風不可長，必須堅決剎住！

國家三令五申嚴禁數據造假，但為何此類亂象依然屢禁不止？

政績觀錯位，功利主義作祟。現實中，少數干部政績觀出現錯位，把個人升遷置于地方發展大局、群眾利益之上，信奉“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不愿做打基礎、利長遠、見效慢的實事，癡迷于短平快的虛假政績。

比如，廣西柳州市原市委書記鄭俊康、原市長吳煒抱著“先上車、后買票”的僥幸，在未獲國務院正式批復的情況下，一口氣開工建設7條輕軌線路，計劃總投資約186億元，最終工程爛尾，導致城市背負高額債務，民生投入捉襟見肘。這種急功近利的政績沖動，背離了實事求是、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損害了群眾切身利益。

考核“指揮棒”失靈，助長數據造假不良風氣。一些地方對考核認識不深，扭曲了干部干事創業的導向，過度依賴GDP、增長率、排名等顯性指標，忽視民生改善、生態保護、治理效能等潛績，導致出現各種數據造假亂象，形成實干者被冷落、造假者受青睞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比如，湖南耒陽市為了讓數字好聽、匯報好看、政績亮眼，竟然在數據上大做文章，如宣稱已有60多家企業抱團入駐的童車產業園，僅有1家嬰童用品企業和4家配套小微企業；童車產業園實際產值僅為2165萬元，上報產值卻高達3.47億元。一個寄托城市轉型希望的重點項目，最終淪為土地荒蕪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令人嘆息。

紀律約束震懾不強，數據造假成本低。目前，國家相關部門對數據造假的處罰，大多以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為主，較少實質性刑事責任追究，問責偏輕偏軟。相比數據造假帶來的“名利雙收”，不痛不癢的處罰難以構成威懾，導致一些干部心存僥幸、鋌而走險。

此外，一些地方脫離實際下達指標，層層加碼攤派任務，只重數據不重核查，層層監管流于形式，同樣是逼出數據造假的重要推手。

“注水”。徐駿 作/新華社

02

事實證明，數據造假或許會一時得名得利，但“虛胖”式繁榮難以持續，“水分”遲早會被蒸發，“虛火”終究會傷元氣，最后得不償失。

實際上，假數據再“好看”，也撐不起經濟的真發展，換不來群眾的獲得感。要摒棄“造數字、湊政績”的虛浮念頭，讓統計數據回歸真實、服務決策，必須靶向發力、標本兼治。

優化政績考核，引導黨員干部擔當作為。治理數據造假，關鍵是要完善考核機制，避免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讓數據真正反映實際情況，而不是成為政績的“美妝鏡”。

一方面，要深入開展查糾整改，從上至下全面摸排整改各類不合理的考核指標，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建議，制定構建科學合理、動態優化的評價體系。另一方面，要完善差異化政績考核評價機制，更好發揮制度激勵引導、規范約束作用，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打破“數字出官、官出數字”迷思，從源頭上遏制數據造假沖動。

強化執法，提高數據造假的違法成本。目前，我國已有多部法律法規對數據造假劃紅線、立規矩，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存在處罰力度不夠、問責偏軟等頑疾。要從嚴監督執紀，壓實“誰填報、誰負責，誰審核、誰擔責”責任體系，對數據造假、欺上瞞下行為零容忍、嚴追責、重懲戒，讓造假者得不到任何好處、身敗名裂，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高壓態勢。

用好技術賦能，讓虛假數據無處遁形。數據造假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飽受詬病的人為干預。

對此，可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逐步推廣“區塊鏈+統計”“大數據+統計”等場景應用，實現數據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讓每一個數據都有跡可循；推動數據統計規范化，使用電子化行政記錄和各類交易、交互等大數據加強數據比對和邏輯校驗，最大限度減少對基層統計數據的人為干預和行政壓力傳導。

政績觀是一面鏡子，映照的是黨性，折射的是作風。廣大黨員干部要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高度自覺，把自己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把職責擺進去，主動自查自糾“數字政績”突出問題，及時校準政績觀偏差，追求實實在在的發展、沒有水分的發展、速度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原標題：假數據出不了真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