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時代的青年關系轉向：高校“陌生人現象”的生成邏輯與社會影響

文紅玉，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郝海光，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 要］在技術加速與社會結構轉型的雙重作用下，“陌生人現象”在高校青年群體中日益凸顯，具體表現為教學場域中的交往冷卻與功能性出席、校園生活中的關系空轉與資本弱化及師生關系的儀式化轉向與交往距離感。從成因上看，高校“陌生人現象”由現代轉型、媒介遷移與社會加速的耦合作用所致，源于空間“附近”的塌縮與虛擬“附近”的重構，體現出青年在媒介化時代中社會關系結構的重組。從影響來看，高校“陌生人現象”雖導致青年社會情感疏離與公共性的弱化，但也促進了其社會公平意識與契約邏輯的生成。隨著數字空間擴張，高校“陌生人現象”持續演化，在此過程中青年也以主體性姿態重構交往規則與社會意義，為“陌生”賦予新的社會意涵。

［關鍵詞］媒介化時代；青年關系；陌生人現象

一、

引言

在數字化進程加速、生活節奏持續提速的當代，青年人開始有更多的機會關注自我需要并追求自我實現（王云白，2021）。伴隨著媒介化時代的到來，青年群體的社會化路徑、交往方式與情感表達方式也被深刻重塑，“選擇性回應”“低干擾共處”等行為模式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高校這一本應承載公共交流與思想碰撞的場域中，交往的“失語”與“降溫”現象在青年群體中逐漸顯現：“相遇但不相識、共處卻難共鳴”成為一種普遍經驗。曾有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大學生冷漠癥”（劉君，2014）。然而現在這一現象已不是零散個體的情感退縮，而是一種更為廣泛且日益加深的普遍存在。它表現為青年人交往意愿的系統性弱化、情感投入的普遍性稀釋，以及高校場域中交流功能的持續性退化。換言之，社會正在面對的不是孤立的“冷漠個體”，而是正在蔓延的高校“陌生人現象”。

當前，高校“陌生人現象”已經成為一個亟須關注的現實課題。它不僅反映了當代青年在媒介化時代中人際關系的普遍轉向，也深刻影響著高校作為社會化主陣地的基本功能。當課堂互動逐漸異化為“功能性出席”，寢室生活退化為“合租式共處”，師生關系滑向“儀式化溝通”時，青年個體在成長過程中便難以獲得必要的情感支持與社會化訓練。這不僅削弱了他們的公共人格養成，也可能會加劇社會信任的斷裂與集體記憶的缺失。可以說，高校“陌生人現象”不僅是青年人際交往方式的變化，也折射出社會結構轉型、媒介邏輯重塑與效率價值滲透等多重因素交織下的制度性癥候。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有學者以“陌生人社會”中的德育風險為視角，從“陌生人社會”本身的道德風險出發，探討了高校德育問題所面臨的挑戰，并提出了以道德建設為核心的對策建議（楊雪，2023）。還有學者從青年自身出發，將個體化趨勢解釋為當代青年人對社交“邊界感”的呼喚，并認為邊界觀的建構能夠推動社交文化的良性發展（王昕迪、胡鵬輝，2022）。

與既有研究多以社會風險或個人心理敘述解釋不同，本文在進行高校“陌生人現象”表征梳理和成因的經驗性總結的基礎上，將高校中的“陌生人現象”置于現代性轉型與媒介結構變遷的框架中，對高校交往的空間關系機理進行系統闡釋。本文試圖回答高校“陌生人現象”何以產生、如何對高校“陌生人現象”做出理論性分析、高校“陌生人現象”在宏觀上對社會造成了何種影響等問題，以期為高校育人機制與青年社會關系重建提供理論反思與實踐啟示。

二、

高校“陌生人現象”的現實表征

對高校“陌生人現象”的任何機制性解釋，都應當以對其現實表征的精準刻畫為前提。這種“群體性孤獨”的癥候不僅影響青年的情緒狀態和社交能力，更在深層上動搖高校作為社會化主陣地的育人根基。為此，需要從課堂教學、校園生活與師生關系三個層面出發，分析“陌生人現象”在高校中的不同面向，并探討其背后更為深層的結構性邏輯與情感演化機制。

（一）教學場域中的交往冷卻與功能性出席

“交往冷卻”作為高校課堂中的一種隱性氛圍，指的是在教學物理空間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交往行為、情感回應與認知互動不斷減弱的過程。師生雖共享同一物理空間，但彼此之間的眼神交匯、語言互動與情感反饋呈現系統性弱化。課堂上，問題拋出無人應答、討論環節陷入尷尬沉默、發言內容趨于標準化與防御性表達，種種現象皆指向一種“功能性出席”的群體狀態。學生出于對課程要求的遵守被動到場，缺少主動探索知識的欲望；教師在時限、任務與評價壓力下授課，難以形成深層次的師生共鳴。最終，這導致空間上“同處一室”，精神上“各自為陣”的課堂生態。“沉默”不再是偶發的情緒表現，而是演變為教學中持續存在的常態性姿態，并帶動課堂從交互場域向程序化場景演進。此外，“功能性出席”的盛行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期望。當學生不再期待課堂提供啟發或回應，許多教師也被迫將教學簡化為知識傳遞與時間管理，雙方在互不打擾的默契中逐步削弱教育交往的生成與深度。這種看似“秩序良好”的教學場景，實則掩蓋了青年學生在認知、情感、社會三重維度上的學習缺失，也深刻影響了高校育人功能的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交往冷卻”與“功能性出席”并非個體懈怠的結果，而是結構性邏輯變化下的集體應對策略。霍克希爾德在情感勞動的相關理論中指出，“勞動者的情感不是被操控的對象，而是具有強烈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能夠在與周圍世界的感觸中自發地產生勞動的動力與潛能”（田林楠，2022）。因此，當制度目標取代情感真實成為勞動的驅動時，個體將傾向于以“去情感化”的策略來回應交往要求。在高校教學場域中，這種去情感化則是作為“情感勞動”中的自我保護機制，通過壓抑回應欲望與表達沖動，實現風險防范與秩序維護的雙重目標。課堂互動中的“情緒撤退”與“規范表達”，就是對制度邏輯優先化的一種回應型行為策略。具體來說，在“知識灌入—筆記整理—應試輸出”的傳統教學模式下，學生被動接受、謹慎發言、避免出錯成為最優解。課堂被異化為“低風險策略場”，發言者往往被默認為“表現欲強”或“搶風頭”，沉默則成為最安全的自我防御。這一變化在哈貝馬斯“生活世界”中則體現為“制度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王鳳才，2024）。在工具理性驅動下，課堂逐步呈技術化、指標化特征，喪失了其原初的社會生成屬性。當一個公共場域無法提供安全表達、真實互動與共同生成的機會時，青年社會化的關鍵階段便面臨社交缺位。課堂由公共理性的“實踐場”退化為制度順從的“訓練營”，削弱了青年的社會交往能力與公共人格養成，并導致其陷入更廣泛的社會疏離。

不難看出，教學場域中交往冷卻的生成，不僅是教學模式內卷、評價體系功利化的副產物，而且深深嵌套于青年群體風險意識增強、表達意愿退縮、公共參與能力削弱的結構性轉變中。當課堂從協作共學的關系空間退化為履約打卡的技術平臺時，青年學生的社會化路徑也由此斷裂。課堂的沉寂并非表象微瑕，而是教育溫度失衡、公共性失語的制度癥候。

（二）校園生活中的關系空轉與資本弱化

布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體現出個體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所占的位置與影響力，且個體能夠通過社會關系和關系網絡實現自己的行動目標（Bourdieu，1986）。社會資本既包括“關系本身”，也包括關系中可被動員的資源，如信息、支持與認同等。社會資本的積累需要青年對人際關系的持續經營和投入。然而在當下高校中，青年“關系投資”意識淡薄，“快速連接—迅速退出”的功利化節奏壓縮了青年對關系的耐心，使他們普遍缺少真正可動員的社會資本，并形成“空轉”的關系悖論。

在寢室這一最親密的微觀社交單元中，關系空轉尤為顯著。傳統意義上，宿舍本應是大學生成長過程中的“第二家庭”，承載青年人情感、經驗與共識的生成。但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寢室關系成為“同居型合租”：彼此不過問私事、不介入情緒、不共享日常。個體在逃避沖突的同時，也失去資本積累的可能，而寢室也隨之從關系空間退化為居住單位。某種程度上，這種沉默式共處并非缺乏交往意愿，而是青年個體在應對高密度共處與高強度壓力時采取的一種社交策略。在“尊重邊界”與“回避交流”之間的模糊地帶，青年往往更傾向后者，從而在無聲之中錯失“共同生活”所帶來的個人成長。

相比之下，班級關系雖具有一定組織性與制度期望，但交往的實際生成仍多限于“事務配合”的功能層面。班會、課堂小組、集體活動等本該是社會資本積累的機會窗口，卻在高頻率的“任務社交”中逐漸流于形式。合作組隊止于課程結束，課后聯絡止于小組作業，學生之間的關系更多是一種“工具型關系”而非持續性互構。在這一背景下，青年在面對班級社交時往往表現出極強的“選擇性在場”傾向：在需打卡、需配合的時刻出現，在不相關、不強制的場合迅速隱退。班級“集體感”的衰退不僅弱化青年在大學階段對公共責任與身份認同的體驗，也讓原本可以提供支持網絡的集體轉而成為一種“名義上的組織”。

學生組織及社團作為高校中相對自愿參與的交往空間，本應是打破專業壁壘、拓展人際半徑的重要渠道，然而，近年來這些組織的“功利主義”亦在悄然侵蝕其交往基礎。一方面，在學生干部任職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許多學生組織運作趨向“行政化”或“功利化”，原初的興趣紐帶與身份共鳴被事務推進與榮譽爭奪所取代。個體參與學生會、研究生會等學生組織的動機往往出于“推免加分”“評優資格”等外部考量。“以個人需要為中心，以實用有效為價值目標的自我設計方向和功利主義傾向”（崔乃鑫，2010）在學生組織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即便是社團等興趣組織，也常常因成員更替頻繁、交流機制單向而難以構建穩固的關系。在這種交往模式下，“弱關系”缺乏向“強關系”演化的機制，導致社交資源無法沉淀為長期社會資本。

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寢室、班級與社團三類空間所呈現的交往弱化，實則指向當代青年交往方式的結構性變化：關系的功能取向增強，情感的生成性減弱；交往的即時性增強，連接的持續性減弱；個體的邊界意識增強，共同體的認同感減弱。這一切并非“性格內向”所能解釋，而是青年在風險防范、注意力稀缺、身份重組等多重壓力下的理性選擇。

（三）師生關系的儀式化轉向與交往距離感

在高校教育結構中，師生關系歷來被視為青年學生成長路徑中的關鍵支點。一方面，專職輔導員承載著思想引導、生活管理與心理支持等多重育人功能；另一方面，專業導師肩負著學術啟蒙、研究指導與職業規劃的引路責任。這一雙重機制的并行設計，旨在為學生提供情感依托與知識指導的復合支撐。然而，現實中的高校師生關系卻呈現一種日益突出的“儀式化”轉向，青年學生在“觸手可及”的制度角色前，常感“難以靠近”的交往距離，“陌生人現象”正在深刻改變著師生關系的溫度與密度。

在學生與輔導員的關系層面，“行政代理化”傾向愈發明顯。原本兼具“思想導師”“生活向導”角色的輔導員，逐漸被重構為事務性、指令性、監管性的“執行節點”。學生與輔導員之間的互動多集中于請假審批、評優申報等“格式化”事務流程，溝通模式亦以“通告群發—反饋打卡—數據核查”為主。學生的身份被壓縮為一個個需要“完成任務的個體”，而非需要“理解與陪伴的青年”。即便輔導員在理論上仍負有對學生成長的“第一責任”，但在現實運作中卻深陷“行政優先”的邏輯，難以實現與學生的深度交往。在這種制度環境下，青年學生對輔導員的情感認同亦在不斷弱化。大多數學生將與輔導員的關系視作“務必維持但無須親近”的策略性社交，其互動邏輯亦從“主動信任”退縮為“必要回應”。許多學生在心理上將輔導員視為“管理者”而非“傾訴者”。這不僅削弱了高校思政工作的情感根基，也在無形中放大了高校治理體系中制度性的“情感斷裂”。

而在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中，問題則更多表現為“指導失衡”與“交流疲弱”。作為高校學術共同體的核心紐帶，導師本應在學生學術成長過程中扮演“同行者”與“引路人”的雙重角色。但在實踐中，學術關系常常淪為一種“低頻接觸”與“高壓期待”的不對稱結構。一方面，許多導師因科研實驗、出差頻繁等導致缺乏與學生的常態互動，學生亦因擔憂“打擾導師”而選擇沉默應對，雙向回避導致指導節奏高度集中于“關鍵節點”（如組會、開題、論文提交等），缺乏過程性伴隨與情境化引導。另一方面，師生間的指導關系往往隱含著等級壓迫與權力不平等，許多學生在面對導師時習慣采取“低姿態”與“自我規訓”的應對機制，從而將應當是“共謀成長”的學術關系轉化為一種“履約式交往”。在這一結構中，青年學生的表達欲望與學術主動性不斷被弱化。這不僅削弱了導師制度本應具備的“認知擴展”與“傳道授業”功能，也讓學生在長期缺乏引導、支持與反饋的狀態中喪失對科研道路的信心與熱情。

值得注意的是，關系的淡薄并不意味著學生對情感聯結的需求已經退場。有研究證實，導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會顯著影響學生的積極行為，其中苛責和辱罵式的師生關系會對學生產生不利影響（何一清、孫穎，2018）。從學生的角度來看，許多學生仍然渴望與導師或輔導員建立“有溫度”的雙向聯系。但當這一需求長期得不到回應后，學生便學會將自我防御轉化為情感隱退，并最終滑向一種孤島式的自我托付。在這樣的關系結構中，教育的人文溫度逐漸退場，成長的支持性網絡也隨之松動。長此以往，這既削弱了大學的育人功能，也使“陌生人現象”在本應最具人文厚度的師生維度上成為一種令人遺憾的常態化存在。

三、

高校“陌生人現象”的成因分析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社會心態是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的表征和展示，映射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群體與社會之間的多重互動，以及資源共生共享的互相構建關系（楊宜音，2006）。由此分析，“陌生人現象”也絕非偶然形成，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青年關系狀態。

（一）外在現實因素：現代轉型、媒介遷移與社會加速的耦合作用

1. 現代轉型下的成長缺席：社交起點的斷裂

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震蕩，工業技術的發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推動了社會的巨變。它帶來了經濟的躍升，也撕開了社會關系的舊有肌理。人們在享受現代化成果的同時，也不得不直面由此衍生的關系松動、情感稀釋及身份漂移等問題。鮑曼稱其為“流動的現代性”，以便于和昔日“穩固的現代性”做出區分（郇建立，2006）。而在中國，這種流動尤為劇烈。在改革開放后的數十年間，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雙重驅動讓無數青年涌向城市求學與就業。家鄉漸行漸遠，熟悉的鄰里網絡悄然斷裂。在高樓林立的城市中，空間被無限放大，但也讓人與人的心理距離愈發遙遠。曾經那種“抬頭相見、低頭相幫”的“熟人社會”，漸漸讓位于冷漠與疏離的“陌生人社會”。這種斷裂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分離，更是一種社會化起點的錯位。

“自我”是個體關于自身的所有想法和感受的總和（Rosenberg，1989）。作為個體對自身的綜合性看法，其包含個體與環境產生關系時所有的價值觀、態度和信念，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體的觀念和行為（Pietrofesa，1969）。在關于“自我”建構的研究中，埃里克森（2018）曾提出人格發展的八階段理論，并認為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完成“角色同一性”建構的關鍵階段。這個階段最核心的發展任務是通過與同輩群體之間的互動，確立自我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定位與表達方式。換言之，個體身份的確立并非靜態認同的達成，而是一個在互動中被驗證、在交往中被磨合的社會化過程。社交也正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能力。它并非天賦所成，而是在與周圍人不斷摩擦、回應與調適中發展出的日常技能。其“起點”——那些孩童時的集體游戲、鄰里間的真摯問候、放學路上的并肩行走——尤為關鍵，也是構成一個人關系感知與表達機理的最初圖譜。但對當代青年而言，這一圖譜在起筆之處出現空白。

城鎮化與社會流動所帶來的“空間變動—關系中斷—交往虛化”三重沖擊，直接打斷了青年在現實交往中完成角色確認的路徑。青年人失去了在穩定社群中逐步確認身份、習得交往規則的土壤，只能在頻繁變動的環境中獨自探索。面對陌生的城市與陌生的人群，他們不得不依靠個人努力去重建關系，并學會用“個體主義”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種成長經驗的“斷裂式展開”，并非可以輕易彌補的時間性空缺，而是一種結構性滯后。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個體若在某一發展階段未能順利完成其核心任務，將在隨后的發展中面臨持續的心理不確定與關系困惑。對于許多大學生而言，他們原本應在相對穩定的同伴群體中完成“身份確立”，卻因頻繁的流動與關系更替，被迫在缺乏他人反饋的環境中進行自我判斷、自我矯正，結果往往是自我設限與表達抑制。在這樣的邏輯下，人際交往不再承載深度情感，而更多地轉向功利取向：優先滿足自己的需要，迅速建立關系并快速更替。

起點的錯位使許多青年在心理上始終滯留在“尚未出發”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社交起點的斷裂”，不僅僅指向一段歷史時期的中斷，更揭示出一代人關系能力培養機制的整體遲滯。它不是某個個體的社恐問題，而是一次集體缺失的社交啟蒙，是一種未及展開便被迫收場的社會化練習。在這場未完成的練習中，“陌生”成為一種被動習得的生活方式。

2.“網民議程設置”下的輿論上移：現實對話的失語

媒介化時代的來臨，使青年群體中的信息傳播、社交互動與身份建構全面嵌入數字媒介的邏輯之中。《2024中國青少年網絡使用調研報告》數據顯示，我國青少年網民規模約為1.85億人，其中13.6%的青少年日均上網超過3小時，且有4.1% 存在重度成癮傾向（《中國教育報》，2025），網絡空間已經成為當代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場域。但在數字化生存的同時，個體也面臨在媒介作用下的非理性思維的延伸與理性思維的消解（尹巖，2021）。校園生活的低頻互動促使青年將表達與傾訴的重心，從身邊人轉向網絡空間中的“線上他者”。根據《中國青年報》發布的最新數據，青年常用的網絡社交平臺包括抖音（65.57%）、小紅書（36.50%）、微博（35.91%）、B站（34.54%）等（《中國青年報》，2022）。線上社交平臺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改變了他們對交往本身的理解方式，隨著社交媒體成為輿情生成與流通的主陣地，青年的交往重心逐漸從線下生活空間上移至各種網絡平臺，“現實對話”遭遇集體失語。

“議程設置”是傳播學的一種理論模式，它認為大眾傳媒不僅是認知外部環境的重要信息源，也是判斷“社會議事日程”的重要影響因素（王紹光，2006）。然而，網絡空間的發展使社會出現一種“二重議程設置”現象，即在傳統的“議程設置”之外出現的一種新的議程設置——“網民議程設置”（劉暢，2008）。在此場域中，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而是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并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這意味著議程的構建權正逐漸向“活躍用戶”與“技術機制”轉移。個體用戶不再是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而是內容流動與輿論生成的共建者。不可否認，“網民議程設置”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輿論民主化。然而，這種由技術主導的參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眾表達方式和交往的邊界，直接帶來的是，青年人對公共話題的參與更傾向于在網絡空間中呈現“立場—觀點—態度”的快速表達，而非基于關系維度的情境對話。觀點的呈現不再是一個被對方“回應”的期待動作，而是面向平臺的“發布”行為。日常生活中的對話成本在網絡空間的影響下被不斷抬升，青年人更傾向于自由的線上表達。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對青年群體的社交結構也進行了重新編碼。線上交往以標簽歸類、興趣聚合為基本邏輯，強化的是“圈內認同”的穩定，而非“現實異質性”的碰撞。這導致青年人面對異質觀點的能力急劇弱化，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價值差異、行為摩擦，變得令人疲憊與厭倦。當交往中的不確定性被網絡空間中的“圈層社交”所取代時，現實中那些原本需要“協商—理解—妥協”的人際關系開始被青年人視為一種可回避的負擔。此外，輿論上移還帶來另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即“公共性通脹”與“親密性稀釋”并存。勒龐在其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提到，“群體中的個體尤其容易被人們激發起榮譽、名譽、宗教和愛國的感情，并常愿為此犧牲自己的生命”（勒龐，2021：40）。因此，網絡空間中隨處可見的觀點熱潮、集體憤怒與“正義譴責”，能夠不斷為青年個體構建出“情緒共同體”的錯覺。青年個體能夠輕易在“內耗”“期末周”“996”等話題下找到情緒共鳴，但當他們在生活中遭遇具體困境時，卻難有可供傾訴的對象。當下流行的“毛坯人生，精裝朋友圈”（馬丹丹，2025）等社會現象正是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個體在社交媒體的輿論機制中雖然逐漸學會“以觀點呈現自我”，但缺乏“在關系中修正自我”的機會。當觀點成為個人身份的主要投射方式而非關系中的動態生成時，個體之間的聯結便趨于僵化。原本應當在關系互動中發生的“共情—修復—成長”過程，被定格在社交平臺的態度表達中，成為一種難以逆轉的立場坐標。這種表達方式雖然在信息層面實現“連接”，但在關系層面制造“誤會的共識”，直接導致大學校園中“熟悉的陌生人”現象的產生。

3. 加速社會下的效率至上：關系厚度的缺失

如果說“陌生人現象”是青年社交圖譜中的顯性裂痕，那么“效率邏輯”則是這一裂痕悄然蔓延的深層結構背景。在當下這套以“時間壓縮”為核心的社會節奏中，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正在潛移默化地導入一套功利化、扁平化的邏輯。交往不再是一種生成性關系，而是被重構為一項需權衡性價比、評估邊際收益的時間投資。青年群體在這種加速社會中，不再尋求“深度關系”，而更傾向于“高效互動”。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在其關于“加速社會”的研究中指出，科技與社會變遷的加速不僅會影響人們的生活節奏，而且會帶來精神和心靈結構的變化（羅薩，2018）。社會對效率要求的拔高使得作為社會生產儲備軍的青年不斷遭受著時間的暴政，力求減少單位時間內的事件體驗和完成數量，這直接導致呈現“體驗過多而經驗不足”的意義降級狀態。在這種衡量體系下，深度交流所需的等待、誤解和修復，開始被青年人視作一種“不值得”的時間消耗。

在加速社會下，“自我異化的本質是自身與世界之間關系的崩潰與腐壞，是自我與世界之間的負面關系”（楊燕燕，2025）。其帶來的人際關系扁平化導致傳統內涵豐富、層級復雜的“復合型關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明確、邊界清晰”的單一型關系：同學即組員、朋友即資源、導師即任務分配者。這種關系的“工具化”趨勢，意味著青年個體越來越難以在交往中獲得持續的情感聯結與認同確認。在加速邏輯主導下，交往逐漸變成一種需要控制與精算的“成本—收益”行為，而非自發開展的社會性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扁平化并不意味著關系的斷裂，而是代表著關系厚度的缺失。青年人越來越善于“快速建立聯系”，卻越來越難以“維持復雜關系”。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項合作任務，卻不愿也不知如何將其延伸為信任或陪伴。從青年人的角度來看，這種對關系厚度的拒絕，并非青年主動選擇的“冷感生活”，而是一種“結構性適應”的被動回應。羅薩認為“社會加速與異化”之間存在直接的關聯（許杰、唐愛民，2025）。當個體無法通過交往獲得內在充實感時，關系便退化為“功能性鏈接”，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變得越來越淺，聯結時間也變得越來越短，最終演化為“點狀關系”：彼此在特定事務上短暫相交，隨后迅速脫離。“搭子社交”的興起印證著青年在扁平化的社交語境中，對尋求“情緒價值”的策略性追求與無奈妥協（文紅玉、魏晉，2024），即在無法承載深度關系的社交結構中，試圖以功能性陪伴填補情感的空白。

或許這一代青年并不拒絕親密，也并不逃避關系，只是他們已在加速社會中學會屏蔽、抽離與高效退出。這種“效率化交往”的趨勢重復塑造著青年對自我與他人的認知方式。“生存緊迫感”使他們在忙碌中不斷錯過真正重要的事物，最終陷入“共鳴喪失”的異化狀態。這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青年個體在與他人接觸中，逐漸喪失“共情感應”的能力；他們能快速分析、判斷與反饋，卻難以真正“理解”一個處于困境中的他人；二是在對待自我時，青年也傾向于采用“任務管理式”的冷靜視角，將自己分割為“完成任務的單位”，卻缺乏對自身情緒、需求與關系渴望的真實回應。在這種交往邏輯下，高校中的“陌生人現象”不再只是個體冷漠或交流技巧的缺失，而是社會節奏與效率機制在關系層面的微觀投影。

（二）內在生成邏輯：空間“附近”的塌縮與虛擬“附近”的重構

“附近”這一概念最早由人類學家項飆提出。他將“附近”定義為以個人為圓心的生活空間，即個體日常中與身邊的人、物、場景建立的內滲性、連通性關系。它不僅僅是一種可見的生活范圍，更是一種可敘述的社會經驗，能夠增強人們看到多維世界的能力（Xiang，2021）。簡單來說，若家庭象征著最為親密的“極近”，宏大社會則代表著“極遠”，而“附近”正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緩沖區域，即日常生活中可感、可敘述的“熟識之地”。它既不是純粹的私人領域，也不是抽象的社會整體，而是個體最常在、最易進入的關系場域。由此可見，“附近”一方面具有明確的空間特征——圍繞個體而展開的日常場景，另一方面又體現出內滲性和連通性的社會關系質感，使人與周邊世界之間保持著連續而多維的互動。

在高校場域中，“附近”的空間性體現在寢室、食堂、圖書館、操場等。這些校園生活的基本空間，本質上構成了學生們最為常態化的“附近”。空間的存在，讓學生有機會通過身體的在場與眼神的交匯，去確認對方的存在，并在互動中形成“我與他者”的相互映照。而“附近”的內滲性與連通性，則揭示出校園空間背后的社會關系質感。這種關系并不止于表層的空間接觸，而是一種不斷滲入個體心理與行為的社會質感。學生在“附近”中學習如何感知他人的存在，理解他人與自我的關系，并在連通性的互動中獲得社會意義。例如一名學生在閱讀一本被反復批注的教材時，他不僅僅是在閱讀一本書，更是在與之前留下筆記的人建立一種跨越時空的聯系。那些批注既是前人學習的痕跡，又是關系延續的隱形紐帶。學生在閱讀時體會到的不只是知識的傳遞，還是“有人曾在此”的共在感。因此，高校場域中的“附近”并非單純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種通過空間承載并不斷被敘述的社會經驗。它既包含了人與人之間可觸、可感的交往，也包含了個體對環境、群體與公共生活的整體感知。

然而，隨著媒介化時代的到來，技術與資本的雙重驅動逐漸瓦解了這種空間意義上的“附近”。智能手機和數字平臺的普及，使越來越多的青年習慣于通過外賣、快遞、導航、線上社交等方式來解決生活問題。人們無須再與周邊世界發生直接交互，便能滿足絕大多數需求。這種便利也意味著青年逐漸喪失了對環境的深入感知與探索能力（林辰，2021）。他們少有機會去理解“被反復批注的教材”背后的勞動鏈條，而是更傾向于接受算法推送與即時反饋。在這種條件下，空間的概念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時間的加速與碎片化。項飆和康嵐（2023）將其解釋為一種“時間征服空間”的過程，或者說是“時間的暴政”。媒介技術突破了“鄉土中國”固有的時空界限，重構了以地緣與血緣為基礎的物理格局，并在此過程中形成新的傳播秩序（郭小安、盧松巖，2025），傳統意義上同班同學之間的關系日益淡漠，與同門師兄弟之間的紐帶日益松散，以“脫域性”為特點的趣緣關系與業緣關系興起。學生們或因共同的興趣愛好在網絡社群中聚集，或因學術合作或職業規劃而臨時結盟。然而，這些關系往往帶著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它迅速聚合，又在目標完成后迅速解體，難以構成穩定的關系網絡。正因如此，校園中“附近”的空間意義逐漸消失，原本承載交往與社會化功能的寢室、課堂、社團等場域，越來越難以維系青年之間的深度聯結與共同體驗，高校的“附近”隨之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交屬性與整合功能，而高校“陌生人現象”也在此過程中顯現出來，成為當代校園最直觀的現實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空間意義上的“附近”消散并不意味著它的徹底消亡。技術賦權的虛擬空間正在通過網絡平臺重組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方式，使得一種新的“空間附近”得以在數字環境中聚集。青年們在微博的討論區、B站的彈幕墻、微信群的即時互動中，重新找到了某種熟識感與共在感。不同于以往依賴物理空間的地緣關系，這種虛擬的“附近”通過話題、興趣與算法構建，打破了地理邊界，也在另一種意義上重現了“常在范圍”。換言之，“附近”的消失實則是人們對周邊世界的感知方式和感知途徑發生了轉移（董山民、趙英，2021）：由面對面的身體在場轉向屏幕里的即時回應，由鄰里與同門的穩定交往轉向網絡社群的短暫聚合。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當代青年呈現一種看似矛盾卻內在一致的狀態：線下冷漠，線上活躍。前者是空間“附近”的塌縮，后者是虛擬“附近”的重構，兩者共同揭示了高校“陌生人現象”的本質邏輯。

四、

高校“陌生人現象”的社會影響

作為社會化的重要場域，青年人在高校中所呈現的交往方式、情感取向與關系邏輯，往往也預示著社會整體關系模式的演化方向。因而，高校“陌生人現象”不僅映射了個體層面的情感疏離，也折射出社會情感結構與公共性基礎的變化。

（一）消極影響：社會情感疏離與公共性的弱化

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長期以內滲性的血緣和地緣為基礎，構筑出一種穩定而復雜的人際秩序。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猶如石子投入水面所激起的層層波紋。每個人都是自身社會影響圈的中心，隨著波紋的外推而逐漸形成不同層次的聯系。個體在特定時間與情境中所能動用的圈層也并不固定，呈現動態伸縮的特點（費孝通，2005）。這一概念揭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即以“個人”為核心進行關系的布局。在這種具有伸縮性的“差序格局”中，個體始終處于中心位置，并在不同情境下不斷生成和調動以“己”為圓心的關系網絡（費孝通，2005）。

實際上，作為青年人步入社會的最后中轉站，傳統高校的交往結構中同樣可以看到“差序格局”的延續。以學生個體為圓心，導師制度下的師門關系體現出類似血緣的縱向傳承，舍友構成最為密切的生活圈層，同班同學和社團伙伴則構成外層的聯系網絡，這些圈層共同形成了一個層層遞進、內外有別的“熟人社會”，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大學生的社會化過程。然而，高校“陌生人現象”卻使原本穩定的情感支持與公共信任大幅削弱。寢室日常趨于冷漠，師門紐帶愈發功能化，同班同學之間的交往多停留在學業交換層面，傳統的“差序格局”難以在校園中延續，由此產生的后果并不僅僅是關系的稀薄，更在于一種以情感結構和臨時性聯結為核心的新型“差序格局”的生成。“搭子文化”的興起正是這種轉型的縮影，青年學生因具體的生活或學業需求而臨時結成“飯搭子”“考研搭子”等關系的基礎，并非長期的情感沉淀，而是即時目標的契合，一旦需求消失，關系也隨之解體。與此同時，“斷親”現象在青年群體中日益凸顯，血緣網絡在他們的日常社會化中已不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比之下，他們與社交媒體上的網友建立的聯系反而更為緊密。傳統“差序格局”中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關系邏輯在高校中已然式微，被即時性、情境化和功利化的關系模式所取代。這種新型“差序格局”不再依賴“親疏有別”的穩定紐帶，而是通過臨時的合作、興趣的聚合和算法驅動的虛擬聯結來維持，展現出一種不同于傳統“熟人社會”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陌生人社會”的關系形態。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個體在校園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孤立與冷漠。缺乏長期穩定的關系網絡使青年在面對困境時缺少情感支持，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得集體難以形成共同記憶和公共議題。作為社會生產的“預備軍”，當代青年在校園中所展現的關系模式不僅折射出高校內部交往邏輯的重構，更預示著社會信任危機和集體主義傳統的進一步衰弱。

（二）積極意義：社會公平意識與契約邏輯的生成

需要強調的是，作為“差序格局”的必然產物，“熟人社會”曾在傳統社會中長期維系秩序與穩定，但其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是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必然與內在進步（鐵鍇，2009）。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伴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已成為拉動中國巨大社會變遷的三駕馬車”（李培林，2013：20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社會逐漸完成了從“身份本位”向“契約本位”的結構性轉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熟人社會并未如同理論設想般逐漸退場，反而因其歷史慣性和文化土壤而表現出某種“畸形發展”，熟人網絡滲透至社會的各個層面，形成了超越親緣與地緣的關系擴張。個體往往通過不斷拓展社會圈層來尋找資源與機會，在此過程中，依附關系、權力尋租與非制度化的資源交換成為突破制度外殼、追求私利的手段。這種邏輯在實踐中表現為以“人情鏈條”替代制度程序、通過非正式關系突破正式規則，從而在客觀上造成社會不公。

與此相對，高校“陌生人現象”則展現出一種與“熟人社會”邏輯截然不同的關系形態。首先，當代青年群體所形成的新型“差序格局”不再以血緣與地緣為核心紐帶，而更多依托情緒共鳴、價值認同與目標契合來維系關系。青年群體普遍展現出更強的社會公平意識。在陌生化的交往環境中，許多青年個體恥于如父輩一樣依賴“關系”獲得機會，反而更傾向于通過公開的競爭、制度的規則來實現自我目標。這種傾向從根源上削弱了“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對資源分配的不正當影響。其次，青年不再維系復雜的冗余關系。若無私下交往，青年人即便是與同門師兄弟或導師之間也僅在學術或事務必要時保持最低限度的聯系，他們不再受制于“人情往來”的負擔，而是以更清晰的邊界意識來維護個體獨立性。最后，青年群體表現出更強的目標導向與效率意識。他們傾向于以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實現學業或生活目標，而不再在冗長的情感維系中消耗時間與精力。這種簡約化的交往邏輯，使青年能夠以更干脆利落的態度處理人際關系，在最大化實現個人目標的同時，也避免了關系網絡對公共規則的侵蝕。其所帶來的公平意識、邊界意識與效率邏輯，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形成更具契約化與規則化的思維方式，這不僅有助于社會生產力的提升，也為社會運行注入了新的透明度與公正性。

五、

結論與討論

高校“陌生人現象”的產生并非偶然，而是青年群體在媒介化社會中自我安放與關系重組的必然態勢。可以說，該現象本質上是現代社會轉型與青年關系結構重組的集中體現。它折射出青年群體在媒介化社會中對自我、他人與公共性的全新理解與實踐。在現代轉型、社會加速與媒介遷移的三重環境中，青年群體逐漸形成以“邊界自覺”和“契約理性”為特征的新型交往方式。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個體，使他們擺脫傳統“人情網絡”的約束，獲得了自主性的提升與平等意識的增強。但這種理性化的社交結構也在無形中削弱了情感的厚度與公共生活的溫度，使高校這一青年社會化的重要場域呈現功能性出席、關系空轉與情感失語的多重癥狀。

高校“陌生人現象”揭示出當代青年在社會轉型期面臨的雙重困境：一方面，現代性帶來的個體化與流動性推動青年確立自我邊界，在“差序格局”的瓦解中重構社會角色；另一方面，媒介技術和效率邏輯又不斷壓縮人際關系的厚度，使個體在保持距離的同時失去共情的可能。正是在這種困境下，青年開始在理性與情感、獨立與依附之間探索新的平衡：他們一方面以理性的自我管理回應社會節奏的加速，另一方面通過對“情緒價值”“心理共鳴”的追求，嘗試彌補情感聯結的缺席。在這種理性與情感的搖擺中，傳統場域的“空間附近”逐步塌縮，興趣與算法聚合而成的“虛擬附近”則快速重組；前者的衰減帶來傳統社交關系的淡薄，后者的興起則制造出高度活躍卻脆弱的即時聯結。“陌生”不再是簡單的疏離，而是成為“附近”的再編排所呈現的常態化關系樣式。理解這種關系的關鍵，不在于如何消解它，而在于如何賦予它新的社會意義。

可以預見，“陌生人現象”仍將伴隨社會節奏的加速與數字空間的擴張而持續演化。它雖在客觀上導致了公共生活的碎片化，但這種關系結構的松動也為社會轉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一方面暴露出現代性進程中情感資源的稀薄化與公共性危機，另一方面又孕育出更加理性、公正和透明的社會關系模式。正是在這種張力下，當代青年在陌生與親近、理性與情感之間不斷調適新的平衡，并在虛擬“附近”的重構中重塑親密關系的新形態。換言之，青年群體并不是在“陌生人現象”中被動受制的對象，而是以主體性的姿態在陌生關系中重構交往規則與社會意義的客觀主體。

然而，無論社交媒介如何更新、交往方式如何變化，人際關系的根本依然在于“真誠”二字。古語云“遠而不疏，近而不狎”。人與人的交往，不必濃烈，但也不應虛飾。馬克思亦提到，“人對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人的關系，那么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馬克思、恩格斯，2002：364）。如果說高校“陌生人現象”是一道當代問題，那么答案或許并不在于消解“陌生”，也不在于恢復舊式的“黏稠”，而是在獨立與聯結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在契約與情感之間尋得溫潤的回旋；在冷靜理性的邊界中保有一份人情的熱度，在高效快速的節奏中留下一點彼此的體諒。或許這才是現代社會中最可行的相處之道。唯有如此，青年群體才不會在“孤島化”的生存邏輯中迷失自我，而能在陌生之中依然感受到同行者的呼吸與心跳。

責任編輯：裘曉蘭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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