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抄襲史里，賈淺淺的“翻車”最沒技術含量

對于賈淺淺來說，這本是不必發生的悲劇。父輩的大樹底下有陰涼，生活無憂，發展自己的興趣，做些力所能及的學問，本可落得清閑。

撰文丨王動

在文壇，賈淺淺是個爭議人物。

前幾天一位作家跟我唉聲嘆氣，說文學圈現在真是邊緣得沒邊了，要是放在二十年前，賈平凹涉嫌抄襲這事（指近期一篇博文指責賈平凹的散文涉嫌抄襲）這種級別的“大腕”新聞，足以轟動全社會，現在你看除了圈子里面傳一下，在大眾層面根本沒一點浪花。

所以在文壇，有爭議沒有什么不好，至少說明有人關注。賈平凹沒引起的浪花，由他的女兒賈淺淺實現了。

01

賈淺淺第一個爭議“比較有爭議”，說她創作的一些詩歌不是詩歌。比如有一首《郎朗》，看題目以為寫濃眉大眼的音樂家郎朗，并不是，全詩如下：

晴晴喊/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等我們跑去/郎朗已經鎮定自若地/手捏一塊屎/從床上下來了/那樣子像一個歸來的王。

這引發了關于“屎尿屁”是否能入詩的巨大分歧。

在詩歌歷史上，現代派詩歌奠基人波德萊爾有詩集《惡之花》，其中的詩句曾引來軒然大波：

愛人，想想我們曾經見過的東西，在涼夏的美麗的早晨：在小路拐彎處，一具丑惡的腐尸在鋪石子的床上橫陳，兩腿翹得很高，像個淫蕩的女子，冒著熱騰騰的毒氣，顯出隨隨便便、恬不知恥的樣子，敞開充滿惡臭的肚皮。

這些詩在1857年引來巴黎法庭的審判，說他“傷風敗俗”。

我們可以說波德萊爾是大師，他這么寫有深刻的思想性。那么，我們的本土詩人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也引起了很大爭議，反對者破口大罵，支持者稱這是“反詩歌的美學革命”。

所以文無定法，寫作是高度個人化的創造，賈淺淺宣布那是詩，其他人宣布那不是，這些都可以爭論，這種審美層面的爭議最終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結論。

然而，今年4月9日西北大學發布的官方通報，卻將爭議從“審美趣味”推向了“學術底線”。通報指其文學院教師賈某某涉嫌學術論文抄襲，學校已成立工作專班調查。

這起被稱為“引爆輿論”的事件，核心是賈淺淺發表于2014年《文藝爭鳴》的論文《文學視域下賈平凹繪畫藝術研究》。據博主“抒情的森林”指控，該文查重率高達83.96%，原創度只有16.04% ，涉嫌抄襲四位不同作者已發表的文章。

除了大段文字的“搬運”之外，有個細節更是雷人，論文中將書畫史上著名的“米芾拜石”寫成了“米蒂拜石”。這應該是她所搬運的出版物出現了錯別字，賈淺淺復制粘貼，把如此顯而易見的錯別字也給“運”過來了。

這是真攤上事了，跟這件事相比，詩歌的審美趣味爭議簡直是開胃小小甜點。因為論文抄襲是嚴肅的學術事件，觸及的是學術界最敏感的神經——學術誠信，它關乎當事人的學術生命。這回賈淺淺面臨的不是辯論會，而是審判會。在學術界，抄襲關乎誠信，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02

賈淺淺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關注，是因為它并非孤例。在中國現代學術與文學史上，抄襲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抄襲與反抄襲總是能觸動學界的神經。

百年以來的學術史，我第一次看到反抄襲大戰是傅斯年發起的。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23歲的學生傅斯年血氣方剛，他很快將成為五四運動的青年領袖。傅斯年在剛創刊的《新潮》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書評，題目叫《出版界評：馬敘倫著〈莊子札記〉》，直指時任北大教授馬敘倫的著作抄襲了胡適的研究成果卻未注明出處。

傅斯年當時是馬敘倫的學生，卻沒有“為尊者諱”，而是選擇了學術尊嚴高于師道倫理。這事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都動員了起來，表示對傅斯年的支持。

1919年，中國的現代學術體系剛剛萌芽，引用規范和注釋標準還沒有成為學界鐵律，即便如此，馬敘倫這位名滿天下的教授，一旦涉嫌抄襲，也會被學生和同行公開質疑，并獲得學界的廣泛聲援。

民國學術界另一樁影響更大的公案是陳西瀅指責魯迅抄襲。1925年，學者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發表文章《剽竊與抄襲》，不指名道姓地指責說：

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由于沒點名，魯迅也不好回應。1926年1月，陳西瀅又在《晨報副刊》發表《西瀅致志摩》，以給徐志摩寫信的方式，這回他可點名了：

他常常挖苦別人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

魯迅先生是什么脾氣，文章發表兩天后，魯迅便在《語絲》發表回應文章《不是信》，發表于2月8日的《語絲》上，為自己澄清：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

這場風波給魯迅帶來了很大的創傷，直到1935年，他還再次提起：

當1926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現在鹽谷溫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一個月后，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信里稱魯迅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攻擊魯迅“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她的依據就是魯迅的那場“抄襲”風波。

蘇雪林之所以如此憤怒，與當年陳西瀅、魯迅之間的那場“抄襲”公案密切相關——她顯然是相信了陳西瀅的指控。這一次胡適為魯迅洗刷了冤屈，他回應說：

通伯先生（即陳西瀅）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一個虛假的抄襲指控，讓魯迅背了十年的黑鍋，對于魯迅這么愛惜羽毛的人，簡直是極大的羞辱。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指控和判定抄襲要有嚴格的標準，必須極其審慎，不能將合理的參考和借鑒污名為抄襲剽竊。區分二者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引用而不明示”，以及原創性工作所占的比重。

1996年，“馬橋事件”在文壇轟動一時，評論家張頤武指出作家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照搬了塞爾維亞作家帕維奇的《哈扎爾詞典》，韓少功以侵害名譽權起訴了對方。它還引發了關于“形式模仿”和“內容抄襲”邊界的大討論。

我目睹的一場學術界大公案是在2010年，學者王彬彬在《文藝研究》發表長篇文章：《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指控著名學者汪暉的經典學術著作涉嫌抄襲。文章經過《南方周末》轉載以后，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波”大到什么程度？2010年7月7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封由63位中外學者聯名簽署的公開信，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刺激的是，這封公開信見報兩天后，90多位海外學者發表聯名信支持汪暉，聲稱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

以上是我根據記憶查找的案例，簡單列舉就可知道，與上面這些抄襲公案相比，賈淺淺的論文抄襲事件，“案情”簡單得幾乎不值一提。因為根據目前媒體披露的證據，83.96%的查重率在人文社科領域是極為罕見的，這通常意味著論文缺乏基本的原創性。論文搬運了四位作者的成果，且未注明出處，這是典型的“洗稿”和拼湊抄襲。

而且，“米芾”寫成“米蒂”，如果是原創，作者對自己引用的核心典故不可能犯如此低級的錯誤，這種事在復制粘貼過程中倒經常發生。如果只用拼音輸入法，很難把米芾打成米蒂，除非作者一直把“fu”讀成“di”。不知道五筆字型會不會打錯？會五筆字型的可以發表意見。

這篇文章發表于2014年，中國高校早已普及論文查重系統，為何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論文能順利通過審查，并發表在核心期刊《文藝爭鳴》上？在個人學術不端的背后，也許暴露了學術界更多的問題，比如利益關聯和圈子文化。

03

根據《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抄襲剽竊明確被列為科研失信行為，處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暫停或撤銷科研項目、追回經費、撤銷已獲獎勵或榮譽、取消晉升資格、降低崗位等級，乃至開除解聘。賈淺淺目前的身份是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如果抄襲指控最終被證實，她的學術生命將面臨毀滅性的打擊。

從傅斯年怒批老師馬敘倫，到如今網友用查重軟件指控賈淺淺，百年中國學術史，就是一部與抄襲斗智斗勇的歷史。我能想到賈淺淺事件的最大價值，就是告訴了后來者，技術手段在進步，依靠信息不對稱進行抄襲牟利，已經是難度極大、風險極大的行為，就別費那勁了。

對于賈淺淺來說，這本是不必發生的悲劇。父輩的大樹底下有陰涼，生活無憂，發展自己的興趣，做些力所能及的學問，本可落得清閑。

2017年《人民的名義》熱播，祁同偉一句臺詞火爆全網，祁同偉為了升官巴結老領導，跑到人家里干農活，他的老師高育良書記將祁同偉叫來訓斥，指責他太失體面。祁同偉回答說，“老師，這件事我希望您能夠理解我，我太想進步了。”

這種跨越底線的野心最終成了覆滅的誘因。莫非賈淺淺也“太想進步了”？祁同偉什么出身，賈淺淺什么家世，搗什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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