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退伍回村沒人提親，正嘆氣，鄰居嬸子拉我去看她妹：就你了！

我叫張鐵柱，1969年生，1992年從部隊復員回村，穿著那身綠軍裝，風風火火地站在村口，心里想著，這回爹娘不用再為我婚事發愁了。

可誰知道，那年我二十三歲，剛回村，左鄰右舍卻沒人給我提親，可把我那想抱大孫子的爸媽急壞了。

我爸說：“是不是你這幾年信寫太死，信到腦子里都刻著‘紀律’兩個字，大家都不敢跟你說媒了？”

我媽更直接：“你瞧你，臉黑得跟鍋底似的，又不愛說笑，姑娘家見了你就躲。你再不找，咱這輩子都抱不上孫子了。”

我哪知道那年鄉里姑娘眼里，不流行兵哥哥了。她們要“走南闖北會賺錢”的，要“城里招工有單位”的，咱一個農村戶口的退伍兵，回村干啥？鋤頭種地，喂豬喂雞，誰稀罕？

我也沮喪，在家蹲了一個多月，每天喂完雞狗、打完豬草，坐在屋后小竹椅上抽旱煙。

天熱得發燥，我看著路口來來回回的腳步聲，盼著有媒人敲我家門，可一個都沒有。

直到那天下午，鄰居張嬸拎著一兜山楂糕來了。

“鐵柱，嬸給你帶的，今兒從縣城趕集買的，你嘗嘗，解悶兒。”

她一邊塞給我一塊兒，一邊看了眼我老娘，“你們也別愁了，我妹子不是還沒定人嗎？今兒你跟嬸走一趟，就看看，不成也沒事。”

我一口山楂糕沒咽下去，差點噎著：“你妹子？哪個妹子？”

“王玉香啊，原來在鎮辦招待所上班，去年剛調回來照顧咱媽。她上回在鎮上見你了，回來說你正經、有軍人樣。”

我媽一聽眼睛都亮了：“招待所的？那不就是單位人？”

張嬸咧嘴一笑：“她說了——‘就他了。’”

那天下午四點，我穿了最新的白襯衫，擦得锃亮的解放鞋，騎著張嬸家的二八大杠往鎮上走。

太陽斜掛著，風吹得褲腿嘩啦啦響，我的心像坐鼓上，一路砰砰砰。

她家在鎮中學旁邊一棟舊樓上，三樓。張嬸敲門，她一開，我差點沒回神。

她穿一條碎花裙，頭發綁成麻花辮，眼睛清亮，說話像泉水流：“你就是鐵柱？坐吧，喝點涼白開，天熱。”

我手心冒汗，一坐就差點碰翻茶幾上的搪瓷杯。

那頓飯是她做的，四菜一湯，西紅柿炒雞蛋、青椒肉片、燉豆腐，還有一道涼拌木耳。

她手藝好，飯桌不大，卻熱氣騰騰。我第一次覺得，我好像也能成個家。

吃完飯，她送我們到門口，說：“你要愿意，咱們再接觸接觸，我不挑人，挑的就一條，別耍滑頭。”

我那天晚上躺床上輾轉反側，一夜都在想她跟張嬸說那句“就你了”。

可感情從來不是一帆風順。

一個月后，我們相處得挺好，村里也有風聲傳出來說：“喲，鐵柱這回傍上單位人了，吃上國有糧啦？”

可誰知，王玉香的母親突然病重，住進了縣醫院，需要一筆錢做手術。我那會兒剛從鎮上糧站謀了份臨時工，手里只有兩百塊積蓄，全都拿了出來。

王玉香卻猶豫了。她說：“鐵柱，我媽不同意我們在一起。她說你家窮，沒地沒房，將來我要是吃苦了，她死不瞑目。”

我愣在病房門口，看著她的眼淚，喉嚨發緊：“那你怎么想？”

她咬牙說：“我想帶我媽去做手術，剩下的事……先緩緩。”

我回村后一個多月沒聯系她。直到冬天，鎮上糧站打電話，說有人我寄筆錢，是玉香寄的，還留了張紙條。

“那年招待所吃過你一碗方便面，記一輩子。媽走了，爸不在，你要還愿意，我們就一起過。”

我那天穿著棉衣，一口氣從村頭跑到鎮里，手指凍得發紫，心里卻像開了鍋。

我倆沒擺酒，拍了個照，就在鎮政府登記完后回村里給我爹娘磕了頭。她搬進我家，洗衣做飯、種菜養雞，把屋里打理得利利索索。

鄉里人笑她：“圖啥呀你？單位都不要了，住這山旮旯？”

她回得爽快：“圖他實在，圖他做夢都不忘我做的酸菜燉排骨。”

日子就這樣一年年過。后來我考上鄉里的林業站，又種上果樹，我們家慢慢富裕起來。她也在鎮上開了家縫紉鋪，做得風生水起。

我們沒孩子，但她說：“你是我選的，就你了，一輩子不換。”

現在我五十六，坐在村頭老槐樹下曬太陽，旁邊是她晾的被單，風吹得鼓鼓囊囊，像當年她第一次見我時，眼里那個憨憨的退伍兵。

村里年輕人問我：“叔，你們這一代愛情都這么純嗎？”

我搖頭：“我們那時候，也有猶豫、委屈，也會為一頓飯心動，為一碗水涼心。但只要心里認定了，吵也吵、冷也冷，就是不放手。”

她選我的時候沒看我有多少財產，看的是那一身退伍兵的正氣。

而我娶她，不是為了她曾在單位認識人，而是她敢把自己的人生，和我這條崎嶇路綁在一起。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她第一頓給我做的飯，和那句一錘定音的——“就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