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淮文苑 | 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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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淮河文化縱論①

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樣態

沈國冰

前 序

淮南地處淮河中游，是淮河文化的核心承載區、集中富集區和重要發祥地之一。本文從地質文化、水利文化、楚漢遺存、鴻篇經典、民俗非遺、飲食風尚、戰例文化、工業文化八個維度，嘗試著較為全面梳理和系統闡釋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樣態及其文化內涵。研究表明，“淮南蟲”遺跡化石、安豐塘（芍陂）水利工程、八公山歷史名山、壽春城與武王墩楚文化遺存、《淮南子》學術經典、淝水之戰等戰事戰例、花鼓燈與抬閣肘閣等非遺項目、豆腐傳統制作技藝與淮南牛肉湯等特色飲食文化，共同構成了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譜系，體現了生命源起、農耕智慧、南北交融、開放兼容與活態傳承的鮮明文化特質。

淮南自古以來便是淮河流域政治、經濟、文化的樞紐之地。?應侯見工簋?上的銘文記載了周王命應侯見工征伐“淮南夷”的史事，“淮南”作為地理名稱首次出現。應侯見工簋是西周中期（約孝王至夷王時期，公元前891—前878年）的一件重要青銅器，其器蓋銘文是目前所知最早記載“淮南”名稱的實物證據，距今2900多年，比最早記載“中國”名稱的何尊銘文的時間僅晚200年。周強先生是較早提出應侯見工簋銘文記載“淮南”名稱的學者之一。淮夷先民建立氏族方國州來國，州來古城在淮水邊拔地而起，文明的星火開始點燃。春秋早期，楚國滅息國（今河南省息縣），是學界公認的楚國勢力進入淮河流域的標志性事件。楚莊王時期，以芍陂（安豐塘）的修筑為標志，楚國勢力進入淮河中游。春秋晚期，蔡國遷都州來，改州來為下蔡，以下蔡為都歷五君四十七年，后被楚國滅于下蔡。戰國后期，淮北地十二縣成為春申君黃歇的封地，黃歇改下蔡為壽春。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設置淮南國，先都六后都壽春，歷英布、劉長、劉喜、劉安四任淮南王，續國八十一年，“淮南”作為行政區劃名稱首次出現并從此確立。西漢淮南國以壽春為都七十四年，學術鼎盛。伴隨歷史的演進的腳步，淮南始終以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歷史積淀，孕育出豐富而特有的文化樣態。對淮南淮河文化標識性樣態的系統梳理，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對區域文化認同的建構和推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文旅行業的發展，賦能城市轉型，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所稱“文化樣態”，是指特定地域文化在長期歷史演進中形成的、具有穩定結構和鮮明標識的文化表現形式。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樣態，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工程遺產與考古遺存，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思想經典與民俗藝術，還涵蓋融入日常生活的飲食傳統與民間技藝。以下分項予以梳理和闡釋。

一、以“淮南蟲”為標識的地質文化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中，古生物遺跡化石遺存以其時間跨度的極端深遠和科學意義的無可替代，構成了一個極為獨特的維度。如果說楚漢遺存代表了這片土地上人類文明的輝煌，水利工程承載了農耕智慧的積淀，那么八公山深處沉睡的“淮南蟲”化石，則將人們的思索引向遼遠的荒古，最原始的生命形態在古老的海洋中悄然萌動。這一樣態的文化價值，不僅在于其地質學與古生物學上的里程碑意義，更在于它將淮南置于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敘事之中，賦予這片土地以“生命起源”的深層文化意涵。

發現與命名：改寫生命演化史的科學突破。 “淮南蟲”的發現經歷了一個由點及面、由國內到國際的學術積累過程。1962年，鄭文武教授等人在八公山地區進行地質調查時，首次發現了這一區域古生物化石的線索。此后，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日本等多國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先后來到八公山實地考察研究。1978年，在八公山地區發現古生代寒武紀的須腕類、環節類、三葉蟲等古生物化石，經測定其生命形態在8.4億年以前，古生物學家將其命名為“淮南蟲”化石。1979年，學術界正式將這些在八公山發現的古生物化石群命名為“淮南生物群”，“淮南蟲”作為其主要組成部分獲得學術定名。1984年，在莫斯科國際地質大會上，專家將“淮南蟲”判定為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古生物化石，定名為“地球上的生命始祖”，八公山則被認為“藍色星球上的生命起源”。

科學地位：從多細胞生物到三胚層結構的重大意義。 “淮南蟲”的科學價值，需要放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地球年齡超過45億年，大約在35億年前出現單細胞生物，約21億年前出現多細胞生物。在“淮南蟲”發現之前，學術界長期認為動物起源的歷史不足6億年，澳大利亞埃迪卡拉動物群的發現將這一認識推至7億年前，成為第一次重大突破。“淮南蟲”的發現實現了第二次突破，其所在巖層結構早在7.4億年以前已經形成，將多細胞生物的出現時間向前推進了近2億年，改變了國際學術界的傳統認知。尤為重要的是，“淮南蟲”屬于三胚層細胞結構生物，人類亦是三胚層細胞結構生物，五臟六腑為內層，肌肉血管為中層，皮膚毛發為外層，從細胞學角度看，“淮南蟲”與人類的發育存在相同之處。在“淮南蟲”出現之后，動物逐漸從無脊椎形態進化為有脊椎形態，從海洋走向陸地。有學者明確指出，“淮南生物群”是“研究早期生命演化的重要古生物化石證據，是研究生命從單細胞向多細胞、從簡單到復雜演化的重要證據”，其意義在于為“生命大爆發的前奏”提供了確鑿證據。

當代活化：科普展示與研學旅游的文化實踐。“淮南蟲”的文化價值在當代社會正通過多種形式得以激活。八公山地質博物館經過升級改造，設有專門的“淮南之光”展廳，重點陳列“淮南蟲”化石標本，并運用三維視頻還原“淮南蟲”的生活場景，通過三維建模復刻其形體，配備智能屏供游客查閱。八公山已被批準為國家地質公園，成為世界各地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察探索的“圣地”。

歷史文化價值的總體審視。綜觀上述，“淮南蟲”作為淮南淮河文化的標志性樣態，其價值體現在三個層面：在科學層面，它以距今8.4億年的地質年齡，改寫了多細胞生物起源的時間坐標，填補了前寒武紀生命演化研究的重要空白，為理解地球生命從簡單到復雜的躍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證據。在文化層面，它將淮南置于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敘事之中，使這座淮河之濱的城市擁有了超越區域性的文明坐標，賦予了淮南淮河文化以“源”與“始”的深層意涵。在當代實踐層面，通過地質博物館的科技化展陳和研學旅游的系統開發，“淮南蟲”正從專業學術領域走向公眾視野，成為連接科學精神與文化認同、歷史記憶與未來想象的活態載體。在淮南淮河文化從具體樣態到整體特征的學術躍升中，“淮南蟲”所承載的“生命起源”意象，與水利文明所體現的“農耕根基”、楚漢遺存所凝結的“歷史厚度”、思想經典所抵達的“智慧高度”、民俗非遺所彰顯的“民間活力”以及飲食文化所傳遞的“生活溫度”一道，共同構成了一個從生命之源到文明之光的完整敘事。

在吳海濤先生所著《淮河文化》一書中，對安徽淮河流域標識性文化樣態進行了系統而科學的梳理，處于安徽淮河文化標識性樣態前列的分別是：雙墩遺址，距今約7000多年，其刻劃符號對于研究漢字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尉遲寺遺址，距今約5000多年，對于研究城市起源具有重要意義。禹會村遺址，距今約4000多年，對于研究國家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淮河文化》一書未談及“淮南蟲”。很顯然，“淮南蟲”這一距今7.4億年至8.4億年，對研究生命起源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樣態，應當歸屬于淮河流域標識性文化樣態的前列。

二、安豐塘（芍陂）為標識的水利文化

淮河文化的核心特質之一，在于其與水利的深刻關聯。曹天生先生在淮河文化研究的奠基性論述中指出，淮河流域文化是以流域文化為特質、以水利為文化核心、以淮河干流區域文化為代表的地域文化。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中，水利文化無疑居于根基性的位置，而安豐塘（芍陂）則是這一樣態最為經典的體現。李松先生對安豐塘（芍陂）水利文化有深刻研究。

安豐塘（芍陂）始建于楚莊王時期（公元前598—前591年），由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修建，與后來的都江堰、漳河渠、鄭國渠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安豐塘比都江堰還早300余年，堪稱中國水利史上的“活化石”，素有“天下第一塘”之美譽。清代水利學家武同舉稱其為“淮河流域水利之冠”，后世更將其視為中國“長藤結瓜”式陂塘文化的鼻祖。

芍陂之名，“陂”為楚地方言，指蓄水為主的水利設施。據史料記載，芍陂南起眾興鎮賢姑墩，北至安豐塘鎮戈家店和堰口鎮老廟集，南端設五門亭作為進水口，水源主要來自淠河，工程規模宏大，灌溉面積曾達“灌田萬頃”。孫叔敖興建芍陂的事跡，最早完整記載于《淮南子》一書中，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漢代學者對這一水利成就的高度重視。

安豐塘的歷史價值，不僅在于其工程技術的先進性，更在于它深遠的社會文化影響。安豐塘建成以后，徹底改變了壽縣一帶無雨則旱、多雨則澇的局面，使淮南淮北一帶逐漸成為楚國繼江漢地區之后的又一個經濟政治中心，也促成了壽春（今安徽省壽縣）這一重要城市的形成與繁榮。可以說，安豐塘既是楚國東進戰略的物質基礎，也是壽春城崛起的歷史前提。從春秋楚莊王時期的初建，到西漢設陂官專管維修，從唐代的修整增辟，到新中國成立后納入淠史杭灌區總體規劃，安豐塘歷經2600余年滄桑，至今仍在灌溉壽縣67萬余畝農田，惠及60萬人口。這種跨越時空的持續生命力，使安豐塘成為淮河農耕文明與水利智慧的雙重象征。其名稱從“芍陂”（最早見于《漢書》）到“龍泉陂”（東晉）再到“安豐塘”（唐朝）的雙重名稱使用的演變（比如，現在我們既稱安豐塘，也稱芍陂），亦折射出不同歷史時期地域文化的交融與變遷。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整體格局中，安豐塘所代表的水利文化樣態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物質層面的工程遺產，承載著楚人“因勢利導”的造物智慧與樸素的生態理念；也是精神層面的文化符號，象征著淮河兒女在與水患抗爭中形成的堅韌品格與協作精神。芍陂的存在，讓“治水”成為理解淮河文化的一把鑰匙，也讓淮南在淮河流域的文明序列中獲得了不可替代的坐標。

三、以武王墩、壽春城為標識的楚文化

如果說安豐塘代表了淮南淮河文化的“農耕底色”，那么八公山及壽春城遺址所承載的楚漢文明，則為這一文化增添了厚重的歷史縱深感。春秋時期的州來、下蔡，戰國末年的楚都壽春，西漢時期的淮南王國，淮南地區在先秦兩漢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考古遺存與文化記憶。

八公山：名山與人文的交匯。 八公山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山，聳峙于淮南市、鳳臺縣、壽縣之間，方圓200余平方公里。其名源于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八位門客）得道成仙的傳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典故即由此而來。得名八公山之前，以楚山為名。然而，八公山的文化內涵遠不止于此。山中發現了距今8.4億年前的“淮南蟲”化石，同時，八公山還是淝水之戰古戰場所在地和豆腐的發源地，集地質奇觀、歷史遺跡與人文傳說于一身，可謂一座濃縮了自然與人文雙重記憶的“文化山”。

壽春城遺址：楚文化的“最后積淀”。 壽縣古城位于淮河南岸，素有“五次為都、十次為郡”的歷史記載，是楚國最后一個都城壽春城的所在地。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因強秦威逼，“東徙都壽春，命曰郢”，楚國在壽春度過了最后18年（學界也有19年之說）的落日余暉。壽春為都雖只有短短18年，卻是楚人經營江淮400年的歷史蓄勢，是楚文化最后的積淀。今天的壽縣古城墻始建于宋，重建于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明清時曾多次修葺，已歷經900多年。現存城墻建于南宋寧宗十二年（1206年），明萬歷元年（1573年）增設甕城并創建月壩防洪系統，比平遙古城還早100余年，墻磚以桐油、石灰、糯米粘合，愈久彌堅。城墻周長7147米，高9.7米，除御敵功能外，更兼有防洪之用。每逢淮河暴漲，關閉城門即可保城內百姓無虞，城內兩處“月壩”水涵閘更是天才的設計，利用虹吸原理實現城內排水。這種集軍事防御與水利調控于一體的建筑智慧，正是淮河文化務實精神的生動體現。壽春城和壽縣古城不是一個概念，壽春城面積要遠大于壽縣古城。

武王墩遺址：楚文化的當代回響。 2020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對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區三和鎮徐洼村的武王墩大墓進行了科學發掘，確認墓主人為戰國晚期楚國考烈王熊完。武王墩一號墓是迄今為止經科學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大型墓葬，槨室采用“亞字形九室多重槨”結構，僅榫卯類型就有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多種，完美展現了楚國工匠的精湛技藝。墓中出土文物逾萬件，其中“九鼎八簋”等青銅禮器的組合，嚴格遵循周禮禮制，為研究戰國晚期楚國高等級陵墓制度、社會生活及文化交流提供了系統性的實物資料。武王墩考古成果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發掘所揭示的楚國禮樂文明，不僅填補了楚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更讓壽春這座“最后的楚都”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壽縣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稱，500余處文物古跡星羅棋布，串聯起跨越2000多年的歷史長卷。八公山中還保留著淮南王劉安墓、廉頗墓、珍珠泉等30余處景點，構成了一個立體的歷史文化景觀帶。從八公山的傳說到壽春城的遺跡，從武王墩的考古新發現到楚文化博物館的文物珍藏，淮南所承載的楚漢文明，是理解淮河文化不可或缺的歷史維度。

戰國四君子之一、春申君楚相黃歇，相楚25年，輔助楚考烈王實現晚楚中興。學界認為，黃歇向考烈王力薦遷都壽春，受考烈王之名全力營建壽春。黃歇改封吳地后，興修水利、疏浚河湖、根治水患，修繕城池、營建新城，把淮河流域尤其是壽春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帶到了江南，促進了江淮和江南的人文交流和文化融合。黃歇被尊為上海、湖州的開城之祖。學界認為黃歇是開發長三角當之無愧的偉大先驅。

楚莊王時期的楚國令尹孫叔敖，帶領民眾修筑安豐塘（芍陂），他廉潔奉公、體恤民生，被譽為“天下第一循吏”。孫叔敖死后，沒有為家人留下任何財物，以至于他的兒子生活陷入窮困，“優孟衣冠”讓楚莊王誤以為孫叔敖再生，對孫叔敖的廉潔奉公深為贊嘆。有學者研究認為，“優孟衣冠”是中國古典戲曲的源頭之一。

楚國遷都壽春后，把北依舜耕山南至瓦埠湖（彼時，還沒有瓦埠湖，瓦埠湖形成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這片自然環境優良的“天選之地”作為王室和貴族陵園。這片南北寬約15公里、東西長約50公里的狹長地帶，北依舜耕山，南臨開闊平原，西傍南北向的瓦埠湖，構成了背山面水、形勢優越的地理格局。遷都后，楚國王室及貴族在此區域營建了多座高等級墓葬，幾十座孤堆星羅棋布。武王墩墓規模宏大，陵園總面積達2100余畝，墓園內設有車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遺跡。楚考烈王的兒子楚幽王墓李三孤堆、楚相春申君黃歇、考烈王的生母莊侄之墓莊墓（今屬合肥市長豐縣莊墓鎮）也在其間。這些高等級墓葬是已經探明的，至于這里的哪一座孤堆是李園以及其妹李嫣的墓，引發人們諸多猜想。在考烈王遷都壽春后，流落在魏國的趙國大將廉頗被考烈王和春申君黃歇迎至壽春并終老于此，不知何故，廉頗被葬于八公山之中，卻并沒有歸葬于這片楚國王室和貴族墓區。后世很多貴族、英豪也安葬于此，比如袁術墓嚴氏孤堆（又名“袁術孤堆”“顏氏孤堆”）。?

四、以《淮南子》為標識的漢文化

如果說物質遺存是淮南淮河文化“形”的體現，那么《淮南子》及其所代表的漢代學術精神，則是這一文化“神”的凝聚。淮南地區在歷史上不僅是政治軍事的要沖，更是學術思想的重鎮。

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在當時的淮南國都城壽春招致天下“俊異之士”三千余人，“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使淮南地區成為西漢初期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之一。其最為重要的學術成果，便是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淮南子》。此書“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在學術方面涉及哲學、文學、易學、音樂、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書中還保存了不少珍貴的自然科學史料。

《淮南子》以道家老莊之學為基礎，融合儒、墨、法、陰陽、兵家、天文、地理之學，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氣度，總結概括了西漢前期的百家之學，氣勢宏偉，文辭瑰麗。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盛贊此書“為西漢道家言之淵府，其書博大而有條貫，漢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適則將其稱為“絕代奇書”，批評“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淮南子》對老子“無為”思想作出了極具創造性的闡發，提出“無為”的本質是“不易自然”，即不違背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而非無所作為。這種從清靜無為到積極進取的轉化，是思想家們尋求長治久安之策、構造新的理論體系的重要成果，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淮南子》研究的泰斗陳廣忠先生，對《淮南子》研究作出了杰出貢獻。高旭先生對《淮南子》也有深刻研究。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中，《淮南子》所代表的學術文化樣態，以其思想的高度、內容的廣度與影響的深度，構成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精神維度。

二十四節氣。《淮南子》的學術價值，還體現在它對后世天文歷法、農業節氣、醫藥養生等實用知識的貢獻上。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最早便完整記載于《淮南子·天文訓》中。淮南與二十四節氣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2024年，淮南成功獲授“二十四節氣之城”稱號，成為全國第二個獲得此項榮譽的城市。淮南與二十四節氣的緊密聯系，根植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悠久的文化傳承。二十四節氣最早完整記載于《淮南子》，而淮南正是《淮南子》成書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淵源。作為中國南北方地理氣候自然分界線的關鍵節點，其農耕文化傳承有序，是二十四節氣創立、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淮南成為全國首個同時獲得“立春之城、夏至之城、秋分之城、冬至之城”稱號的城市。獲評“二十四節氣之城”是對淮南深厚節氣文化積淀的認可。淮南通過建設二十四節氣館，開辟文化園專區、創作大鼓書、節氣歌等多種形式，推動節氣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并以此促進旅游與氣象文化的深度融合。

成語典故。“毛遂自薦”“歃血為盟”“竊符救趙”“一言九鼎”等著名典故皆與楚國末年的歷史人物相關聯。淮南市于2018年正式獲授“中國成語典故之城”稱號，該稱號由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聯合授予，全國僅有邯鄲（之都）、開封（名城）、曲沃（之鄉）及淮南（之城）等極少數城市獲此殊榮，是國家級文化名片。淮南（橘生淮南）也是全國范圍內城市名稱源自著名成語典故的少數城市之一，其他還有洛陽（洛陽紙貴）、邯鄲（邯鄲學步）、大同（大同小異）等。淮南的成語典故不是零散堆砌，而是高度凝練為三大文化載體：《淮南子》貢獻主詞條349條成語，如“一葉知秋”“化干戈為玉帛”“臨淵羨魚”“塞翁失馬”等。壽縣古城孕育“時苗留犢”等成語。八公山衍生“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投鞭斷流”“東山再起”“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等。

五、以花鼓燈為標識的民間藝術文化

如果說水利、考古與經典構成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宏大敘事”，那么豐富多彩的民俗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這一文化“鮮活呼吸”的體現。淮南是非遺文化的沃土，目前全市已公布72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中國家級4項、省級26項。這些非遺項目覆蓋了傳統舞蹈、傳統音樂、傳統戲劇、傳統美術、傳統技藝、民俗等多個門類，構成了淮南淮河文化最具生命力與傳播力的樣態。

花鼓燈：“東方芭蕾”的藝術魅力。 鳳臺花鼓燈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東方芭蕾”之美譽。鳳臺縣是花鼓燈的發源地之一，享有“中國花鼓燈之鄉”的稱號。鳳臺花鼓燈擁有四百多種語匯、五十多種基本步伐，講究男女角色配合，著重感情描繪，動作細膩，扇花變化多樣，其典型動作“三道彎”是東方舞蹈的重要特征。花鼓燈由舞蹈、歌唱、鑼鼓演奏三部分組成，以音樂、舞蹈、燈歌相結合的藝術形式，通過情節和人物來表現生活事件和群體情緒，創造了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民間歌舞藝術體系。近年來，鳳臺花鼓燈藝術團創作了《千里長淮一條線》《蘭花嫂》《鼓鄉俏媳婦》等一批新作品，多次走出國門進行國際文化交流演出。花鼓燈以其鮮活的藝術形態，承載著淮河兒女的集體記憶與情感表達，成為淮南淮河文化最具“動態感”的標志性樣態。

抬閣肘閣：“肩膀上的戲臺”。 抬閣與肘閣是流行于壽縣正陽關一帶的傳統民俗表演，與“穿心閣”并稱為“沿淮民間藝術三絕”。其歷史可追溯至明代，至今已有五百余年歷史，是集舞蹈、音樂、戲劇、繪畫、彩扎、紙塑、雜技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肘閣由一名成年人將鐵架捆綁在腰背上，以鐵桿連接另一鐵架，小演員扮演各種戲劇人物被頂托在鐵架上，頂架人按照“前進一步九寸二，后退一步八寸八”的舞步邊扭邊走，小演員也配合著邊擺邊搖，被譽為“空中芭蕾”；抬閣則由多人抬起由小演員扮演的神話傳說人物，有“肩膀上的戲臺”之美稱。2008年，抬閣肘閣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25年，傳承人黃學軍入選第六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單。抬閣肘閣以其高、難、險、美的藝術特征，生動體現了淮河流域勞動人民在艱苦環境中創造的審美智慧。

壽州鑼鼓與火老虎：鏗鏘的楚風遺韻。 壽州鑼鼓是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鋼鑼為主，鑼音清脆洪亮，鼓點高亢激昂，被譽為楚文化的璀璨明珠。其鏗鏘的鼓點承載著古代楚地勞動人民的智慧，具有聚民心、展形象的強大社會功能。火老虎則是流行于鳳臺縣淮河之濱的一種傳統舞蹈，表演者身披特制“虎皮”，在火光中模擬老虎的騰躍撲咬，已有千年歷史，同樣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這些古樸熱烈的民間藝術，與壽州大鼓、推劇、淮詞、馬戲燈等眾多非遺項目一起，構成了一個多姿多彩的淮河民間藝術譜系。

壽州窯工藝流程展示區

壽州窯與剪紙：傳統工藝的匠心傳承。 壽州窯是唐代七大瓷窯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南北朝，興盛于隋唐，以首創黃釉瓷而著稱于世。唐代陸羽《茶經》載：“壽州瓷黃，茶色紫”，是對壽州窯陶瓷工藝的高度評價。壽州窯陶瓷傳統制作技藝為安徽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人正致力于恢復和創新黃釉瓷技藝、八公山紫金陶以及跳刀紋技藝等，讓窯火重燃。淮南剪紙則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美術形式，近年來通過將宣紙與中國剪紙兩大非遺元素融合創新，已成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文化產品。這些傳統工藝，是淮南淮河文化中“匠心”精神的物質載體。

六、以八公山豆腐、淮南牛肉湯為標識

的特色飲食文化

文化從來不是懸浮于空中的抽象理念，它最終要落實于一飲一食、一朝一夕的日常生活中。淮南淮河文化的飲食樣態，以豆腐與牛肉湯為代表，既有厚重的歷史底蘊，又有鮮活的市井氣息，成為連接歷史與當下、精英與大眾的文化紐帶。

豆腐宴菜品

豆腐：中華飲食的瑰寶。豆腐的起源，是淮南最負盛名的文化符號之一。相傳淮南王劉安在八公山煉丹時，以黃豆與山中泉水為原料，在一次用豆漿培育丹苗的過程中偶然加入石膏，無意間形成了鮮嫩綿滑的豆腐。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明確記載：“豆腐之法，始于漢淮南王劉安。”唐代鑒真東渡將豆腐制法傳入日本，后傳至歐美，這一源于淮南的偉大發明最終走向了世界。

八公山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為豆腐制作提供了先天優勢。珍珠泉、玉露泉等名泉水質清冽甘甜，富含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用其制作的豆腐質地細膩、豆香濃郁。豆腐傳統制作技藝于2014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其制作工序選料、浸泡、磨漿、擠漿、煮漿、煞漿、點鹵、壓單、制成環環相扣，每一步都凝聚著歷代手藝人的經驗智慧。

豆腐宴菜品

在豆腐的基礎上，淮南衍生出品類繁多的豆制品和豆腐宴。如今，八公山豆制品已達十余類，烹飪方法三十余種，可制成四百余道菜肴，壽縣的千人“豆腐宴”還載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豆腐宴烹飪技藝作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活態傳承中不斷創新，成為推動楚漢文化旅游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煉丹的意外化腐朽為神奇到中華飲食的瑰寶，豆腐承載的不僅是味覺記憶，更是科技史與文化交流史的活態見證。

淮南牛肉湯：一碗湯里的南北交融。 如果說豆腐代表的是淮南飲食文化的“雅”，它源于王室的煉丹求仙，后成為宮廷佳肴與文人雅士的推崇之物，那么淮南牛肉湯則代表了這一飲食文化的“俗”，它扎根于市井，盛行于民間，卻同樣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關于淮南牛肉湯的起源，學界一直有不同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流派即“本土說”、“名人說”“民族融合說”。“本土說”流派認為，淮南牛肉湯起源于淮南本地。“名人說”流派認為，淮南牛肉湯的起源于劉安、趙匡胤等名人。“民族融合說”流派認為，淮南牛肉湯起源發端于南宋時期，宋金以淮河為界長達一百多年的隔河對峙分治，彼時，淮南一帶是宋金隔河對峙的要地和前哨，來自于北方的游牧、漁獵的女真族把食用牛肉的飲食習慣帶到了淮河流域。這三種“淮南牛肉湯起源流派”，各自都有廣泛的基礎和支撐。應當說，關于“淮南牛肉湯的起源說”，沒有誰對誰錯之分，更不是排他性和唯一性。本文作者是淮南牛肉湯起源“民族融合說”的首提者。很顯然，淮南牛肉湯的起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不是從最初的一開始，就是今天的這個樣子。比如，淮南牛肉湯的經典配料千張、豆餅，很顯然只有在豆腐被發明，衍生出豆制品后，才加入到淮南牛肉湯之中。比如，淮南牛肉湯的主打輔料粉絲，在番薯傳入中國后，也才有的。比如，香菜，在張騫出使西域后，才傳入中原。比如，辣椒，也要追溯中原人開始食辣的時間。不管怎么說，淮南牛肉湯是人民大眾美好生活的映照，充滿了煙火氣。如果秉承淮南牛肉湯起源“民族融合說”，這碗湯見證了中國南北文化的交融，女真先民帶來牛肉烹制技藝，漢族工匠創新豆餅、千張、粉絲等配料，香菜、辣椒等陸續加入，融合成“鮮辣香醇”的獨特風味。

2024年，武王墩墓考古發現戰國大鼎碳化牛骨，與《淮南子》的記載遙相呼應，為淮南牛肉湯的文化底蘊提供了實證支撐。如今，淮南牛肉湯已從地方小吃發展為百億產業集群，全產業鏈產值突破三百多億元，國內實體門店超過十萬家，產品遠銷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淮南牛肉湯”。2017年，牛肉湯制作技藝入選安徽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舌尖上的非遺”。從市井小吃到百億產業，淮南牛肉湯的崛起，體現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創造性轉化。

豆腐與牛肉湯，一素一葷，一雅一俗，共同構成了淮南飲食文化的雙璧。它們既承載著歷久彌新的歷史記憶，又在當代社會的消費語境中煥發出新的活力，是淮南淮河文化最具“煙火氣”的標志性樣態。

七、以淝水之戰為標識的戰例文化

壽縣（州來、下蔡、壽春、壽陽、壽州）自古以來就是重大戰事的常發之地。學界對于州來是今天的壽縣還是鳳臺縣存在爭鳴。不過，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和考古支撐實證，州來古城、下蔡古城、壽春古城實為一體。

壽縣“北為八公山，東據淮河，西扼淠潁”，地勢險要，自古為南北要沖、兵家必爭之地。千百年來，金戈鐵馬之聲不絕，無數戰事在這片土地上展開，形成了以“淝水之戰”為核心的標識性戰例文化。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堅率百萬之眾南征，大軍“東西萬里，水陸并進”，進逼淝水。東晉僅以八萬北府兵迎戰，在壽陽（今壽縣）淝水一線與秦軍隔水對峙。晉將謝玄遣使激將，要求秦軍稍退以讓晉軍渡河決戰，苻堅欲行“半渡而擊”之策，下令后撤。不料陣腳一動，軍心瓦解，加之降將朱序在陣后高呼“秦軍敗矣”，秦軍瞬間潰散，自相蹈藉，死傷不可勝計。苻融戰死，苻堅中箭逃歸，數十萬大軍灰飛煙滅。

此戰以八萬破百萬，創造了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典范。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列為“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的經典戰例，西點軍校亦將其奉為戰爭史上的不朽篇章。

淝水之戰的勝負，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前秦自此分崩離析，北方重陷分裂混戰；東晉則乘勝北伐，收復大片失地，南北對峙的局面又延續了兩個世紀，直至隋朝才完成再統一。更為深遠的是，此戰有力地保存了漢文化的核心部分，使南遷的中原文化與淮夷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為日后隋唐統一王朝的崛起奠定了文化根基。

戰事雖已煙消云散，卻為中華文化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東山再起”“圍棋賭墅”“投鞭斷流”“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等成語典故，皆由此戰而生，至今仍廣為傳誦。這些文化符號的廣泛傳播，使“淝水之戰”超越了單純的軍事戰例，成為融入民族集體記憶的文化標識。

春秋時期，吳國、楚國圍繞州來進行長達一百余年的反復激烈爭奪。最后楚國滅蔡國，把下蔡（州來）納入版圖成為楚地。

秦滅楚之戰。戰國末年，楚考烈王遷都壽春后，此地成為秦楚決戰的前沿。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攻破壽春，虜楚王負芻，楚國滅亡，壽春作為楚國最后都城的十八年歷史就此終結。此戰，對壽春城造成滅頂性毀損，宏大、繁華的壽春城幾乎被夷為平地，壽春城從此喪了元氣。此后，雖然有所重建，但只是在廢墟上修補。淮河水災和戰爭的疊加，不斷加劇壽春城的頹廢。直到北宋，重建了一座城，此為現今壽縣古城之前身。

淮南三叛。東漢末年，袁術以壽春為都，割據淮南。三國曹魏時期，壽春為淮南重鎮，魏末更接連爆發三次大規模兵變：王凌之叛（251年）、毌丘儉、文欽之叛（255年）及諸葛誕之叛（257—258年），史稱“淮南三叛”，皆為司馬氏所平定。

浮山堰之戰。南北朝時期，壽春城成為南北雙方反復爭奪的軍事焦點。梁天監年間，梁武帝在淮河上筑浮山堰以灌壽陽，勞師糜餉，最終潰決成災，史稱浮山堰之戰。

后周南唐“壽州之戰”。五代十國后期，后周世宗柴榮三征南唐，圍攻壽州長達三年之久。南唐守將劉仁贍“外失救兵、內缺糧草”，仍誓死堅守，拒周勸降，甚至陣前“揮淚斬子”，城陷后病逝，被后世譽為忠節典范。此役規模浩大，僅正陽關一戰唐兵即被斬首萬余人，是繼“淝水之戰”后淮南境內又一次重大戰役。后周“圍點打援”的戰法，更成為后世兵家攻取壽縣的經典范例。

安徽楚文化博物館

八、以煤電為標識的工業文化

淮南是一座因煤而生、緣煤而興的城市。自1897年大通煤礦開礦，這片土地便與煤炭結下了不解之緣。百年工業文明的積淀，不僅鑄就了“中國能源之都”的盛譽，更孕育出獨具標識性的煤電工業文化，成為淮南淮河文化體系中一張熠熠生輝的工業名片。

百年煤礦。淮南煤炭開采歷史悠久。1903年，大通煤礦正式開采，其后不斷發展壯大。1930年淮南煤礦局成立，1936年最高產量已占安徽61%、華東45%。新中國成立后，淮南煤礦迎來快速發展期，1960年產量達1600萬噸，大通煤礦成為全國標桿。20世紀70年代，國務院批準建設兩淮煤炭基地，淮南先后建成全國第一個300萬噸、400萬噸、500萬噸的現代化煤礦，歷史上曾為全國五大煤礦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淮南原煤產量穩居全省前列，2021年占全省1/2，長三角每用4噸煤就有1噸來自淮南。

“皖電龍頭”。與煤炭相生相伴的，是淮南在中國電力工業史上的開創性地位。這里孕育了新中國第一臺6000千瓦發電機組，1988年國產第一臺60萬千瓦機組在平圩電廠并網發電，被譽為“單機甲中華”，終結了我國不能自主生產運營大容量發電設備的歷史。如今，淮南是“皖電東送”的主戰場，“皖電東送”70%的電量從淮南發出，上海每用6度電就有1度來自淮南。

在產業演進過程中，淮南形成了以淮河能源控股集團為核心的企業格局。該集團從1998年淮南礦務局改制而來，發展為全國14個億噸級煤炭基地和6個大型煤電基地之一，擁有現代化大型礦井12對，控股、參股電廠25座，電力總裝機規模3515萬千瓦。

文化價值：工業遺產與精神傳承。百年的煤電工業積淀，為淮南留下了豐厚的物質遺產與精神財富。大通區九龍崗鎮現存34棟省級文物保護建筑、16處工業遺存，包括“天地玄黃宇宙”建筑群、淮南礦業所辦公樓及侵華日軍罪證遺址“萬人坑”碉堡、炮樓、水牢等。佇立百年的九龍崗煤礦大井架，采用鉚釘錨固工藝、總重超40噸，2017年被列為淮南市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淮南市以“修舊如舊+功能迭代”理念推動工業遺產活化利用，通過夜景燈光、沉浸式體驗等文旅融合方式，探索出一條工業遺產保護與活化利用的特色路徑。

九龍崗礦9號井舊址

在精神層面，淮南煤礦人以“忠誠、敬業、堅韌，開放、創新、協同”的企業精神，“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的管理理念，鑄就了淮南工業文化的深層內核。從資源開采到技術突破，從單純煤電到多元發展，這種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精神品格，成為激勵城市不斷前行的文化動力。

多元發展：非煤工業的蓬勃發展。在堅守煤電優勢的同時，淮南積極構建多元工業體系。2024年，制造業首次超過煤電成為最大經濟支柱，標志著這座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的歷史性轉變。目前，淮南擁有化工、醫藥、汽車等34個產業門類，形成煤電與非煤產業“兩翼齊飛”的發展格局。

煤化工產業是淮南非煤工業的重要支柱。作為安徽省三大化工基地之一，淮南現代煤化工園區已形成上游原料收儲、中游基礎化工、下游精深加工的全產業鏈體系，并成功將工業廢氣轉化為高性能新材料，踐行循環經濟理念。

從百年前的煤井開鑿，到今日多元化產業體系的蓬勃發展，淮南以煤電為標識的工業文化，既是這座城市工業文明的生動縮影，也是淮河文化中極具時代氣息的重要篇章。

結 語

綜上，本文從地質遺存、水利工程、地域文明、軍事史跡、民間藝術、飲食民俗、近現代工業等維度，梳理出淮南淮河文化八大標識性樣態：以淮南蟲為代表的地質文化，以安豐塘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武王墩、壽春城為代表的楚文化，以《淮南子》為代表的漢文化，以淝水之戰為代表的戰例文化，以花鼓燈為代表的民間藝術文化，以豆腐、淮南牛肉湯為代表的特色飲食文化，以煤電為代表的工業文化。上述內容共同構成淮南淮河文化較為完整、層次鮮明的標識體系，既是對淮南地域文脈的集中呈現，也是對淮河文化中游板塊的系統提煉。

需要明確的是，對“淮南淮河文化標識性樣態”的歸納與界定，本質上屬于學術研究與文化闡釋范疇。當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規范、權威定論的標準范式，不同研究者基于學科視角、史料取舍、現實關懷，往往會形成不同的梳理口徑與表述體系。本文所概括的八種樣態，并非排他性、唯一性結論，更非對淮南淮河文化內涵的窮盡式界定。比如，以早期共產黨人為標識的紅色文化，以器樂歌舞為標識的少兒文化，在淮南淮河文化中也同樣具有標識性。

淮南襟淮枕水，自古為南北交匯、四方輻輳之地，歷史層累厚重，文明積淀豐饒，這片熱土之上的厚文，始終客觀存在、綿延傳承。學界對其標識性樣態的討論，重在發掘、闡釋與傳播，而非定于一尊。因此，面對不同梳理路徑與研究口徑，理應秉持開放、包容、理性的學術態度，不以單一標準評判優劣，不以非此即彼的邏輯簡單取舍。

文化標識的提煉，關鍵不在于“唯一正確”，而在于是否更貼近歷史真實，是否更契合地域精神，是否更易于被社會大眾理解、認同與傳播。本文所作梳理，意在為淮南淮河文化研究提供一種可參考、可討論、可完善的框架。未來隨著考古新發現、文獻新解讀與時代新需求，這一標識體系仍會不斷豐富、修正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