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張大千登上最后一架飛往臺北的軍機，匆匆告別了故土。此后的二十余年間，這位名滿天下的畫家雖身在海外，卻始終被來自大陸的聲音所召喚，希望這位游子能夠歸鄉(xiāng)，卻被孤傲的張大千冷冷拒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召喚文化界的名人回大陸，上海市長陳毅特意找來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向他詢問張大千的情況，并希望謝稚柳寫信勸張大千回到大陸，
而周總理也通過葉淺予和徐悲鴻轉(zhuǎn)達了自己的意見，表示只要張先生回來，所欠的債務(wù)由政府幫忙償還，另外在拿出兩萬美金收購他的作品，還要送兩萬美金的生活費，如若還有其他條件也都可以商量，但誠意滿滿的信件送出后卻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張大千的任何回應(yīng)。
1956年，中國商業(yè)代表團在巴黎參觀了張大千的畫展。也正是借這個機會，中方的代表看到了張大千，并當面向他轉(zhuǎn)達了中國政府歡迎他回去，還有給他開出的回國條件，
張大千卻借著酒意，當場回絕了代表：說道“我張大千一生光明磊落，自己的債自己背。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fā)掘藝術(shù)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這番話，讓中方代表啞口無言，而張大千骨子里透出了一介文人的倔強與清高，看到張大千果敢又決絕的態(tài)度，中國政府放棄了讓他回到大陸的想法。
時過境遷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晚年曾對記者說，張先生當時的選擇是對的，他的性格是閑云野鶴，說話剛直愛得罪人，如若當年回來，恐怕難逃歷次運動的洗禮，另外五十年代時，齊白石寫信讓他幫忙賣畫，只要一百美金一幅，以貼補家用，收到這封信后，也更加篤定了張大千不回大陸的決心，因為他讀懂了齊白石的內(nèi)心獨白，回來對于他和國家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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