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3萬余份家庭教育指導令 家長“補課單”咋發出

家庭教育指導令，是人民法院貫徹落實家庭教育促進法的有力抓手，是喚醒家長“教育力”的“補課單”，更是督促其依法履行監護職責的有效手段。

2022年1月1日施行的家庭教育促進法，作為人民法院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的法律依據，將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為“國事”。

官方數據顯示，在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當年，全國各級法院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10308份。就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消息，2025年全國各級法院共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2.3萬余份。

家庭教育指導令是如何發出的？當前，如何確保這份家長“補課單”的效力？《法治日報》記者對此采訪了辦案法官和有關專家。

監護人接受“補課”

助未成年人回歸正途

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二庭副庭長王紅霞向記者介紹了北京互聯網法院發出的第一份線上家庭教育指導令的情形。

2021年10月，未成年人張某（11歲）在家養病期間，其父母將手機交予其使用。張某以其母親的名義注冊某直播平臺賬號，在無需輸入支付密碼的情況下對游戲直播進行充值打賞，6天共計充值打賞1萬余元。其父母發現后訴至北京互聯網法院，要求退還已經充值的款項。審理期間，原告與被告公司達成和解協議，被告公司退還部分充值款項，原告撤回起訴。

“審理過程中，法官發現張某父母存在對未成年子女的關注不足、自身網絡安全意識不足等問題，致使張某在一定程度上沉迷網絡。”王紅霞說，據此，北京互聯網法院決定，向張某的父母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

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審判庭庭長吳海鋒告訴記者，結合相關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家庭教育指導令主要適用于兩類情形：一是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的；二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情形。例如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實施家暴、虐待、遺棄，或放任未成年人接觸不良信息、忽視其身心健康等嚴重損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吳海鋒表示，第一種適用情形在依法懲戒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同時，深挖其背后家庭根源，通過責令失職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導“補課”，修復家庭監護功能，阻斷犯罪誘因，幫助未成年人回歸正途。

工作機制+部門協同

確保指導令落地見效

吳海鋒向記者講述了蘇州市首份家庭教育指導令的制發過程：未成年人馬某幼時喪父，隨母親孟某與繼父唐某共同生活。孟某在生活中忽視了馬某的情感需求，親子間缺乏有效溝通；繼父唐某則多次對馬某實施暴力行為。長期的不當管教導致馬某身心處于雙重困境，在一次沖突時，因不堪忍受暴力，選擇報警求助。公安機關為保障馬某免受進一步侵害，代其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出具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同時，結合案件核心癥結——家庭教育失范，聯合公安、檢察部門，向孟某、唐某發出蘇州市首份家庭教育指導令，責令二人接受系統性家庭教育指導課程，督促其切實履行監護職責。

吳海鋒介紹，為杜絕家庭教育指導“走過場”“形式化”，蘇州工業園區法院創立了“查、析、監、評”全流程閉環工作機制，并將這一工作機制應用到馬某一案中。

法院聯合多部門梳理問題根源，結合實際制定家庭教育指導實施方案；引入專業家庭教育指導機構，為孟某夫婦定制指導課程；法院對指導機構履職情況進行動態跟蹤，聯合多部門定期回訪；指導期滿后，由專業指導機構出具指導評估報告，由法院聯合婦聯等部門對指導效果展開綜合研判，確定是否終止指導。

吳海鋒表示，最終，孟某徹底轉變了家庭教育觀念，明確了自身的監護人職責；唐某也認識到暴力管教的危害，承諾不再用暴力方式對待馬某，馬某的心理健康狀況也得到明顯改善，親子裂痕逐漸彌合。

實踐中，要讓家庭教育指導真正落地見效、幫助失衡家庭關系回歸正軌并非易事。如何確保家庭教育指導令的效力？

王紅霞介紹，對于案件中發現的應當干預的家庭，北京互聯網法院通過庭前溝通、庭中教育、判后釋法等方式開展家庭教育，并通過電話回訪等方式確保效果落地。此外，搭建線上家庭教育指導平臺，對于因監護失職導致孩子遭受侵害或實施不當行為的家長，會發送家庭教育指導令，并要求其在該平臺上接受線上教育。

“除了指導法官正確適用家庭教育指導令之外，我們還發布了面向全社會的，關于促進未成年人網絡素養家庭教育的指引。”王紅霞介紹，指引就家長如何引導未成年人遠離有害信息、預防和處理網絡欺凌、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預防網絡沉迷、應對非理性消費問題等提出具體建議。

海南省海口市瓊山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速裁團隊）審判員鄭羚麗介紹，為避免家庭教育指導令“流于形式”，瓊山法院將指導令簽發實施納入臺賬，形成“精準識別—規范簽發—柔性送達—聯動保障—跟蹤回訪”的全鏈條工作機制。

在簽發環節，瓊山法院嚴格依據家庭教育促進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個性化擬定指導令內容，針對不同監護失職問題，明確具體、可執行的監護義務，確保指導令的合法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在回訪環節，瓊山法院實施差異化回訪：對低風險家庭采取電話回訪，中、高風險家庭則由法官聯合社區、學校開展實地回訪，對回訪中發現未履行義務的監護人，及時進行訓誡提醒；對拒不履行的，依法采取措施以確保指導令落到實處。

加大協同聯動力度

提升專業性與強制性

在受訪法官和專家看來，家庭教育指導不能僅停留在“事后補救”上，更要延伸司法保護觸角，完善監護侵害行為的發現機制，將保護工作置于前端，實現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守護”的轉變。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鴻巍告訴記者，家庭教育指導令作為相對較新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文書，其法律性質是否屬于強制措施，在現實中面臨一定爭議，這可能導致適用時法律責任剛性不足，“依法帶娃”的實現，尚需家庭、學校、司法、政府及社會多個層面更大力度的協同與聯動。

吳海鋒介紹，蘇州工業園區法院逐步探索“前端守護”工作機制：組建由教育、心理、法律等領域專業人士組成的家庭教育指導“專家智庫”，為家庭教育指導工作提供支撐；搭建“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站”等平臺，通過開展講座等方式，普及家庭教育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多部門信息共享機制，常態化摸排潛在線索，預防家庭暴力和家庭教育失范行為的發生。

鄭羚麗介紹，為將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實處，從源頭預防家庭教育失格行為的發生，瓊山法院探索推行家庭教育司法“告知+承諾”機制，聯合婦工委創新推出“一本書、一告知、一承諾”工作制度，編印《家庭教育責任告知書》口袋書，普及家庭教育知識，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主動識別家庭教育問題，對監護人進行提示干預，并要求簽署《家庭教育責任承諾書》，以書面形式明確其監護職責與法律責任。此外，搭建家庭教育指導平臺，聯合婦聯共建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和工作站，常態化開展專題講座、親子輔導、法治宣傳等活動，將司法保護觸角延伸至家庭、社區。

張鴻巍建議，進一步有效發揮家庭教育指導令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專業性和強制性。專業性主要表現為法院、婦聯、社工等單位以及相關專業人員對家庭教育指導令的具體內容、適用標準、法律責任、救濟渠道等方面進行更加細致化、專業化的切入，在法治軌道上建立評估體系，在制定、執行、監督、評估和回訪等各階段細化應對措施。在強制性方面則需要進一步構建階梯式、漸進式法律責任體系及相應的懲戒措施，使家庭教育指導令真正具有“剛性”。(記者 張守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