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派肇始百代流芳 ——周之冕《群卉爭妍圖》藝術賞析

文/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書畫資深專家于笑

本幅《群卉爭妍》卷，圖繪桃花、蘭花、牡丹、玉蘭花、月季、荷花、菊花、竹子、水仙、梅花等近十三種折枝花卉。各種花卉之間布局疏朗，賦色鮮艷。周天球在世最后一年題大字引首，許儀題跋、秦恩復、項源、戴植鑒藏。該卷作者周之冕主要生活于嘉靖至萬歷年間，這時正是明代經濟基礎和藝術風貌發(fā)生很大變化的時期。

周之冕《群卉爭妍》（畫心29x361cm）

世風推動 繪畫嬗變

明代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轉折時期，統(tǒng)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復宋代漢人體制，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有所發(fā)展。其中繪畫上更是突出，恢復畫院，從全國不同地方選拔畫家入宮，致使宮中的繪畫風格呈現(xiàn)出多樣化。宮內與社會上的畫家眾多，風格流派多元化，整體繪畫在繼承宋代繪畫之后，又留有元代余溫而邁向尚意重寫的風格。明中期正德年間，宮廷繪畫與浙派繪畫的勢頭開始式微，南宋畫風失去了皇家依傍，不能適應廣大市民階級的審美要求，元代畫風的冷逸也脫離了大眾的審美口味，宋元之風逐漸走向沒落。

此時正值工商業(yè)發(fā)達，經濟巨大復蘇，市民階層不斷擴大，物質財富為江南一帶的精神生活帶來了充足的經濟基礎。江南蘇州一帶，在明中期以后，以沈周為首的畫家形成了吳門畫派，開創(chuàng)了文人寫意的新局勢。這一時期，蘇州地區(qū)文人畫家集聚眾多，不但體現(xiàn)在書畫本身的繁榮發(fā)展上，也體現(xiàn)在繪畫題材及形式的多樣化上，并且文人畫家都對筆墨形式語言相當重視，甚至擁有筆墨技巧表現(xiàn)力的文人畫家，在社會上得到了大眾的歡迎，成為平衡身份的一種利器。吳門畫派雖然分別繼承了宋和元，但對宋和元兩個時期的繪畫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他們走在“非宋”“非元”之間，在“行家畫”“利家畫”間發(fā)展出一條中和的融通之路。這種擁有中和之美的繪畫受到了大眾的喜歡，使吳門繪畫的普及與流通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

另一方面，社會上層人士參與工商業(yè)活動，經營著地方文化，這不僅推動了經濟的繁榮，也培養(yǎng)了市民崇尚書畫的風氣。得益于蘇州優(yōu)越的經濟條件，大批文人早年得到相對優(yōu)良的教育，加之民間書畫市場的逐漸繁榮，“賈而好儒”的社會風氣，使吳中畫壇人才輩出。越來越多的商人、士紳參與到繪畫的品鑒、收藏、經營及宣傳，對當時的畫家起到了潛在影響。

吳門畫派后學陳淳、陸治、周之冕為佼佼者，周之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吳郡花鳥畫延續(xù)兼工帶寫主流的最高風貌，以周之冕為代表的吳門后學的繪畫創(chuàng)作反映了經濟發(fā)展及人文環(huán)境對藝術趣味的直接影響。他將文人畫傳統(tǒng)融入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化當中，從而把寫意花鳥畫的筆墨內涵與市民趣味相融合，也將“勾花點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勾花點葉”畫法并非周之冕獨創(chuàng)，早在元代就有類似畫法，而周之冕之所以被后人用“勾花點葉”來概括他的整體繪畫風格。文人畫家與職業(yè)畫家的界限模糊化，對于文人畫家不僅要有書卷氣，也要有精湛的技巧，職業(yè)畫家包括仇英等也向文人畫的形式靠攏，應市場導向需要，繪畫手段也較為靈活多變。總體上看，周之冕花鳥畫整體風貌最直接的影響還是來源于沈周、文徵明以及陳淳。沈周繼承了元代文人的孤傲和隱逸，開啟了明代文人大寫意花鳥的新風貌；文徵明對詩書畫全面探索，追求筆墨的精致化，并提出“作家士氣咸備”的主導思想，呈現(xiàn)出文雅、雋秀的氣質，生活美學上也趨于閑適，成為吳郡文人的主流趣味，繼而影響吳門后學的創(chuàng)作思路；而陳淳著意于彰顯筆墨的個性價值，使恣意縱橫的大寫意花鳥逐漸成熟；作為吳門后學的周之冕主要是通過文徵明的繪畫思想，將院體、文人、市民這三種趣味集之大成。

筆墨發(fā)揮到了極致，勢必會造成標準化和套路化，筆墨的趣味也會有趨向俗氣的危險。而“書卷氣”體現(xiàn)的是畫家的修養(yǎng)、品格，由內在精神反映出的古雅。周氏的勾花點葉技法既結合了文人的筆墨情趣，又不失造型的寫真，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有別于院體工筆和文人大寫意的花鳥形態(tài)，創(chuàng)造出極受市場所歡迎的花鳥畫新風貌。

周之冕的花鳥畫，自明代后期以來一直受到公私藏家的追捧，清代內府更是將他的作品視為重要的收藏對象，僅見于《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者就有數(shù)十件。他的傳世作品大多分散于各大文博機構，除兩大故宮外，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沈陽故宮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館、天津博物館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蘇州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院、常熟博物館、常州博物館、青島博物館等文博單位均藏有其作品。其中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最多。除公藏外，拍賣市場上在21年嘉德過億《百花卷》令人印象深刻。

周之冕偶作山水畫，葛嗣澎認為周之冕的山水不在陳淳、陸治之下。周氏作品最多、最成熟的創(chuàng)作類型還是其“勾花點葉”花卉作品。其事跡見《畫史會要》、《式古堂書畫匯考》、《圖繪寶鑒續(xù)纂》、《無聲詩史》、《弇州山人續(xù)稿》等。

畫派肇始百代流芳

不同于吳門畫派其他人，周之冕本人并沒有太多曲折故事。畫史記載他嗜酒如命，落魄不羈，生平無功名，過的是田園般的恬淡生活。但他下筆恥隨俗流，開一代“勾花點葉”派，被譽為明代花鳥畫史上的三大主要藝術流派之一。

后世之人，論明代繪畫時，將邊文進、呂紀的黃筌體，林良、陳淳、徐渭之寫意派和周之冕的勾花點葉派相提并論，認為這三個流派是構成這一時期花鳥畫的主流。有學者把明代花鳥畫的派別，區(qū)分為工麗派（邊景昭等）、勾花點葉——工麗寫意派（周之冕）和寫意派（林良、陳淳、徐渭等）三派，肯定了周之冕在明代花鳥畫嬗變中的地位，同時也點出了周之冕畫風的三種不同風格演變，即工麗——鉤花點葉——寫意，這三種風格的交叉演進貫穿了周之冕繪畫藝術的全過程。周氏三種風格都有杰出的傳世作品可一一印證。

見載于張庚《國朝畫征錄》是最早將周之冕視為勾花點葉派之創(chuàng)始，后經陳師曾介紹開來。明代王世貞評價周之冕：“勝國以來寫花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啟南之后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長。”徐沁的《明畫錄》也有類似描述。王世貞對周之冕的評價之高，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明代以來人們對周之冕的評價基本沿用了這一觀點。

近現(xiàn)代陳師曾有言：“吾若論明代之花卉，必由受元人之影響；言元人花卉而亦必言受宋人之影響。蓋人事如此，幾成一公例矣。既受影響，不得不變（明人變者若林良，若周之冕）……明陳淳道復作寫意畫，有評之者曰：妙而不真。陸治包山反之，評之者曰：真而不妙。故作寫意畫者，往往犯妙而不真；畫工筆者，則真而不妙。惲南田可謂妙矣，特雖妙而有離真者，則妙而不真，惲亦不免；蔣南沙結實有余，妙不若惲，則真而不妙，蔣亦不免。欲兩者完全，甚難事也。周之冕畫而有之，遭鉤花點葉法，兼鈞帶寫，一人雙絕，斯為真妙矣一吾輩不必盡人學到周之冕，但筆墨與形似二者之折中，又烏可忽哉？”

從同時代的王世貞等人到近現(xiàn)代陳師曾，即使將周之冕放在前輩畫家、同代花鳥畫家、后世清代花鳥大家的評價體系中，周之冕與他的創(chuàng)造性的“勾花點葉”畫法都獲得了碾壓式的贊賞。

周氏花鳥中精細畫風往往出現(xiàn)在大幅全景花鳥作品中，通常為大戶人家中功能性繪畫所作，題材多表達祥瑞之意。寫意畫風多為長卷、冊頁，主要以“勾花點葉”的方式進行描繪，既有書寫性，也保持了物象的“真”。

明中晚期的雜花長卷常以“四時花卉同繪一景”，本卷即勾畫出四季花卉，周氏以己意統(tǒng)攝筆意，打破自然造化束縛，抓住了物象固有的特征，品種類屬清楚可認，設色點染細膩妍美，生動活潑。

細察周之冕所繪對象，看似隨意，實則雙鉤表現(xiàn)結構，為區(qū)別花的初蕾、微開、盛開等姿態(tài)和花葉的轉折俯仰等造型。花卉上色明麗沉著，用筆勾線流暢，完全以工筆勾染之法繪出，花頭工整細致，染出花瓣間的層次，花瓣尖上用粉稍提染。如梅花、水仙、牡丹等再略施蛤粉，畫出輕盈感，可以說這些是他在花卉手卷常用的的敷色方法。

周之冕在畫葉子時，喜歡強調葉片向背，用迅速精準的筆法雙鉤出葉型，再用花青、草綠分染出葉子的正反結構，并在葉尖或葉枝加以暖色。迅疾果斷用筆和配色，肆意展示所繪草木的生命力，這種畫法極富個人特色，通常在他所繪竹子、水仙葉片上都用此法。此法亦可在《花鳥冊（二十開）》（天津博物館藏）、《百花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等作品中得見。

他所繪木本型花卉，枝干繼承了林良簡勁寫意的用筆方法，遒勁縱逸。用筆之中常有較細的勾勒補筆，以強化物象結構。工筆沒骨法精巧細致地繪出花托，筆筆見形，處處體現(xiàn)寫“生”而“真”的意趣。

在21年的拍賣市場上，中國嘉德拍出一件價格1.4835億元的周之冕《百花卷》，除去它《石渠寶笈》著錄的光環(huán)，嘉德卷與本卷在創(chuàng)作理念、創(chuàng)作技法上如出一轍。

與嘉德《百花卷》相比，本卷補足了嘉德17米長卷沒有描繪竹子的遺憾，并找出館藏周之冕百花圖中設色竹子作對照。本卷在蘭花的描繪和姿態(tài)上更勝一籌，在菊花的描繪上也更符合全卷氣息，更加古雅。兩卷都運用了同樣的創(chuàng)作手法，例如都為白色玉蘭搭配粉色系花卉，都運用了相同的賦色方法，并且最終都以梅花結尾。左為嘉德《百花卷》，右為本卷。

《百花圖（趙宧光題引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中竹子的筆法與設色與本卷相似

本卷總體布局平穩(wěn)，次序井然，十三種花木相襯相映，各得其宜。周氏筆法精工簡約互用，粗者不失精，細者不顯弱，無一筆不到，無一筆多余，加以墨之淡雅，色之清妍，渾然而成，清新生動，作者能準確地把握花卉的特點，體態(tài)神韻描繪得生動逼真，用筆乘勢揮灑，筆意流暢，反映了周氏在花鳥畫上的深厚功底。無怪乎“勾花點葉”會受時人追捧，從群卉中似是可以洞察明代畫派衍生的脈絡。

從著錄和傳世作品來看，明代中晚期出現(xiàn)了大量的折枝雜花長卷作品，在題材、圖式和表現(xiàn)技法上較之前代都有了新的發(fā)展，且這一創(chuàng)作模式代有傳人，佳作頻出，一直延續(xù)到清代惲壽平，創(chuàng)造了花鳥畫史上的獨特景觀。

宋人《百花圖卷》（故宮博物院藏）的基因被元明兩代的文人畫家所繼承和發(fā)展，尤其是明代中晚期的吳郡文人畫家，多數(shù)都繪有折枝雜花長卷。與元季文人較為消極避世的情緒不同，此時蘇州的新興文人集團隱于市井，心態(tài)達觀，崇尚清雅的生活方式，或寄情山水，尋幽訪勝，或蒔花栽竹，琴書為樂。尤其是“造園幽居，閑而蒔花”成為一時風尚。吳門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極為適合花草生長，利于畫家揮毫落紙，正如錢謙益所云：“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風月露、鶯花雨鳥，攬結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為詩歌，繪而為圖畫”、“無朝非花，靡夕不月”。明代晚期還出現(xiàn)了三部重要的插花理論文章，高濂的《瓶花三說》（1591）、張謙德的《瓶花譜》（1595）和袁宏道的《瓶史》（1599）。還有文震亨所作造園名著《長物志》中有花木篇，都能反映出明代人對花的研究與喜愛。

比起陳道復與徐渭，明代中晚期的書畫市場上，周之冕、孫克弘等人更受藏家歡迎。明末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中有描述：“庭前有數(shù)種盆花，坐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砂壺時大彬……”；姜紹書《無聲詩史》里提到：“之冕之筆，蹊徑易趣，傳摹頗多，轉覺增厭。要其真跡，固自斐然”，充分體現(xiàn)出周之冕在當時之流行。

畫卷最后，周氏落本款。他常落“汝南周之冕”一款，款中“南”字多做草體，偶作行楷體，本卷落行楷“南”字款可與廣州藝術博物院藏其《梅花小鳥圖》之落款相參。另外，周之冕“周”字處微妙的翻折和“冕”字字型與連筆也是他獨具個性的落款方式，見南京博物院藏其《桂子圖》。對比大量館藏作品中找到周之冕簽名的共性，在本卷中也能看到。

《梅花小鳥圖》（廣州藝術博物院藏）局部之落款“南”字亦為行楷書體

《桂子圖》（南京博物院藏）局部之落款與本卷如出一轍

本卷落款

吳門雙璧 書畫相映

周天球于萬歷二十三年乙未（1595）夏題本卷引首“群卉爭妍”，是年九月，周天球去世。董其昌同年進士朱國楨（1557~1632）所著《涌幢小品》記：“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為文徵仲獎賞，感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穉登相左，見即避去。萬歷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周天球自幼隨父遷徙至吳，少游文徵明門下。文徵明對其極許可：“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文徵明去世后，周天球便成了吳門書壇的實際領袖之一。周天球自視為文徵明的嫡傳，王穉登聲望漸起之后，與他分席嫡傳位置。

萬歷十年（1582）王世貞撰《周公瑕先生七十壽敘》，提到周天球時，王世貞說：“異日傳我于身后者，必子也。”壽敘內容如同行狀，王世貞可以說是周天球的代言者。二人常討論書法之道，強調法、意、學養(yǎng)三者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講究古雅、含蓄，著意于意趣表達。王世貞不僅在書論上極力推崇吳門書派，文徵明逝世后，王世貞常尋周天球為其抄寫經卷，向周天球討教書法。王世貞的書法受周天球影響頗深。

王世貞與周之冕周天球兩位吳門雙璧皆有交往。周天球與王世貞有固定的交友圈，不僅一起鑒賞，周天球還曾為王世貞摹古畫，而周之冕、俞允文等人也曾在王世貞家的小園中避暑消夏，為王世貞作書畫（馬明宸語）。關于二周交集，除了有王世貞的關系外，在一些傳世作品中也可見到。周天球曾為周之冕作品《滄江秋色圖》（故宮博物院藏）題引首和跋文，為周之冕早年《萬歷七年1579作與造物游花鳥冊》（杭州博物館藏）兩幀對題七絕。

周天球一生未曾出仕，以詩文書畫名世，同時也享高壽（虛歲82歲）。周天球是畫蘭名家，由其所題引首可見同門畫家對周之冕花卉有極高評價。關于周天球的書法，馮時可在《馮元成集》中亦云：“公瑕善大小篆、古隸、行、楷，皆模范文太史，晚能自得蹊徑，一時豐碑大碣，無不出其手。”與文徵明相比，周天球筆下的渾厚是其獨到之處，尤其是他晚年自出機杼，強調用筆之道。本卷引首及落款字，沉實的筆力讓人印象深刻。周天球用一生詮釋藝術重在繼承，但更重獨創(chuàng)，這一點當是吳門二周惺惺相惜之故。

江蘇藏家 實力非凡

本卷由許均題長跋。許儀（1559~1669），明末清初畫家，字子韶，號歇公，一號鶻槎，又號鶴影子，江蘇無錫人。崇禎時官中書，后隱居于無錫石門，工詩文。李采石甥，畫得其傳，有出藍之譽。有《鶴槎詩稿》遺世。秦祖永《桐蔭陰畫》贊其“花草、蟲魚、鳥獸，種種精妙，賦色獨取法宋人，窮極工麗，真絕技也”，時人亦稱贊他“畫花能香，畫鳥能聲”。安徽博物館院藏其《梅花白鴿圖》（一級文物），鄆城縣博物館藏其《杏林三鷥圖》。

對比許儀作品，現(xiàn)存山東博物館《庚子年作匡廬瀑布圖》和《庚寅年作百蝶圖》均有落款，字形與本件題跋相類。

《匡廬瀑布圖》（山東博物館藏）局部之落款

本卷許儀題跋局部

《百蝶圖》（山東博物館藏）局部1

《百蝶圖》（山東博物館藏）局部2，讓人眼前一亮

許儀的《百蝶圖》（山東博物館藏）讓人眼前一亮，無怪乎畫史會有盛贊他花鳥畫的記載，這樣卓有成就的花鳥畫家是這樣評價周之冕的：“前輩周少谷先生，秉天資敏慧，專於繪事游戲。以徐熙之沒骨法寫生，效黃荃之秀美，得趣其一花一鳥一石，而用筆清脆。真一時名播宇內，亦仙仙之流亞歟。系之一絕。滿目千花爛熳游，日長百樹碧天流。攜琴欲覓玄真?zhèn)H，高閣仙人島上儔。”

許儀的題跋與其它公藏周之冕花卉卷上的題跋相似，皆是溢美之詞。除跋者常規(guī)稱贊的成分外，無不贊嘆周之冕的繪畫天分。朱鷺題《仿陳道復花卉圖》（天津博物館藏）：“吳門寫生家自石田、白陽兩君后，獨有少谷耳。而少谷生平率用五色，莊嚴點綴，生氣宛然肖也。此數(shù)枝乃又純以墨韻見長，種種令人把玩欣賞不已，特出繪染外，可信色畫不盡少谷伎倆，法眼當自鑒之。”吳湖帆題《四季花卉手卷》（廣州藝術博物院藏）：“周服卿花卉宗法石田翁，較王祿之放逸，比陳白陽謹嚴。是亦弘、萬間一極品人才，驕持畫壇數(shù)十載，堪與王百谷領袖文苑相媲美耳。”

由明入清，至乾嘉時期本卷釋出至重要藏家手中，或由秦恩復收藏，亦經戴植、項源之手，未出江蘇。“享帚精舍”或為秦恩復鑒藏印。秦恩復（1760~1843），字近光，號敦夫，江蘇江都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尤精校勘，延顧千里於家，共相商榷。阮元撫浙時，聘主詁經精舍。與人謙抑，不談學問，故世罕知者。著有《享帚詞》三卷及《石研齋集》等。

項源（清乾隆~道光間，18-19世紀），字漢泉，號芝房，齋名小天籟閣，安徽歙縣人。清代鑒賞家、收藏家。

戴植（清道光間，19世紀），字培之，號芝農，一號成芬，別署誠庵、芝道人、聽驪館主人、培萬樓主人、翰墨軒主人等，江蘇丹徒人。善書畫、收藏書畫、古籍甚富。其“翰墨軒”、“心太平軒”、“培萬樓”收藏書畫和古籍，在當時稱極一時，其中古籍收藏中，宋、元、明刻本10余種。其所藏書畫後均歸於上海博物館。書法藏品如西晉劉伶《酒德頌》、元倪瓚《淡室詩》、《吳睿篆隸書卷》；畫品有《戴本孝華岳十二景冊》、《汪士慎花卉冊》、《高翔花卉冊》、《金農雜書冊》、《梅清仿古山水冊》、《董其昌山水卷》、《杜瓊南邨別墅十景冊》、《文徵明石湖清勝圖卷》、《鄭旼山水六景小冊》等元明書畫真跡幾十種。

項源、戴植這一組合曾出現(xiàn)在同為江蘇籍的近現(xiàn)代收藏名家汪士元所藏惲冰《百福駢臻圖》上。尤值得一提的是，項源曾是《砥柱銘》的鑒藏者之一，他在《砥柱銘》上的“小天籟閣”朱文印與本卷上鑒藏印對照一致。由此種種，足見本卷鑒藏者實力之非凡。

《砥柱銘》上的“小天籟閣”朱文印

本卷“小天籟閣”朱文印

勾花點葉畫法對后世影響之深遠，甚至可以說比吳門畫派山水畫的綿延時間更長，似乎每一位花鳥畫家都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光是作為勾花點葉派代表人物這一點就足以讓周之冕比肩前輩，屹立于大師之林。在周之冕之前，元代畫作和沈周、文徵明、陳淳皆可見這種畫法，為何后世單單將此法以周之冕創(chuàng)派冠之。周氏的花鳥畫，不應僅僅看成吳門畫派的余緒，也不應籠統(tǒng)的歸為文人花鳥畫。

他發(fā)展出花鳥畫的獨特性，傳其畫法者還有郁喬枝、劉奇、王維烈、王維新、朱統(tǒng)鍡、王醴、陳嘉言、顧炳等。在后來人例如以沒骨小寫意著稱的惲壽平的花鳥中，周氏的勾花點葉小寫意為這樣的嬗變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開啟了以惲壽平為代表的常州畫派的先聲。清以后直至近現(xiàn)代，受周之冕勾花點葉影響的畫家還包括王禮、任伯年、張書旂、王雪濤等。

縱觀本卷，為“勾花點葉”派創(chuàng)始人周之冕成熟群卉并設色作品，繪畫風格典型。前有吳門嫡傳周天球最晚年大字行書并年款之引首，后有深諳花鳥畫之道的許儀題跋，另有乾嘉時期江蘇實力派學者、鑒藏家、藏書家一一過眼鑒藏，亮點頗多，驚喜連連。兼顧傳統(tǒng)與性情的集大成者，在畫卷里隨意中透露著明快和清雅，像是他淡泊不羈的胸臆，無不彰顯著天才之光。

責任編輯：韓璐(EN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