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大洗牌：四大留學國簽證收緊，德日韓逆勢搶人

隨著全球化邁入4.0時代，由智能化與數字技術驅動的數據流動重塑了服務貿易的底層邏輯，其在引發勞動力市場快速變革的同時，也對全球人才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與之并行的是，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合作范式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

近年來，面對廣泛吸引全球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需求和加強政策韌性與移民管制之間的張力，各國政府紛紛調整其引才政策，由此為國際學生的流動創造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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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流動面臨的新挑戰

地緣政治格局變化與逆全球化導致留學風險激增。自2016年以來，逆全球化政治趨向顯著強化，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激增。在世界經濟論壇（WEF）最近發布的《2026年全球風險報告》中，地緣政治沖突躍居為系統性公共危機之首。在此背景下，曾經秉持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國際學生招生政策已然被管制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優先所遮蔽，國際學生流動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國家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中。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初以過高的國際學生比例不符合“美國優先”原則為由，先后凍結了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頂尖高校的聯邦撥款，并剝奪其為2025—2026學年的國際學生和學者申請F類及J類簽證的資格。可以預見，國際學生在未來流動中將面臨更加不確定性的政策環境和更高的學業中斷風險。

傳統的國際學生接收國在簽證與移民政策上趨于保守。作為全球公認的四大留學目的國，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自2024年以來均在持續收緊其簽證與移民政策。這一轉變，是地緣安全關切與基礎設施承載壓力共同驅動的結果。

這四個國家采取的主要舉措包括：

第一，限制國際學生的招生數量。例如，加拿大政府自2024年起對學生簽證數量設置批準上限，同時通過配額管理制度控制各省高等教育機構的留學生招生數量。

第二，縮短國際學生的停留期限。美國國土安全部在2025年8月的F-1簽證改革中取消了原本自動延續的留學生身份有效期，并對國際學生限定了最長4年的留美時間。英國政府則在2025年5月發布的《恢復對移民體系的控制權》白皮書中將國際學生在學業結束后的留英期限從2年縮短至18個月（仍保留博士群體的3年停留期）。

第三，加強對學生簽證的審查力度。澳大利亞政府自2024年起用真實學生（Genuine Student）審查取代真實臨時入境者（GTE）審查，要求國際學生詳細回答他們在原籍國的生活狀況、預期的留學收益、過往的移民經歷等問題，以此評估他們是否真正計劃赴澳求學而非借機移民。美國的F-1簽證改革采取了類似舉措，同時強制要求學簽申請者提供過去五年內使用的社交媒體賬號，以便對其開展政治敏感性審查。

概言之，傳統的國際學生接收國旨在通過學生簽證與畢業生工作簽證的改革來調節國際學生的流動規模，同時篩除那些缺乏合格資質、無法有效服務于本國經濟發展的潛在移民。

國際教育成本上升，留學收益面臨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的增加、簽證與移民政策的調整，間接導致了國際教育成本的持續上升。全球領先的跨境教育數字平臺ApplyBoard在2025年末發布的趨勢報告中指出，受傳統的國際學生接收國（如美國、澳大利亞）大幅上調學生簽證申請費及生活開支激增（漲幅逾3%）的影響，國際學生的成本焦慮將普遍加劇。

此外，部分發展中國家政府（如尼日利亞、加納）近年因財政赤字或債務危機而中斷了對本國學生的國際獎學金資助，這意味著學生個體及其家庭需要承擔更重的財務負擔。

然而，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背景下，留學后的就業前景并不明朗。澳大利亞就業與技能局在2025年發布的《國際學生畢業去向與職場表現調查報告》顯示，50%以上的留澳畢業生正在從事低于自身技能水平的工作；英國政府同年發布的《畢業生路線評估報告》也揭示了相似的問題。由此觀之，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國際教育成本與收益的結構性失衡將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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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流動涌現的新機遇

新興留學目的地利用包容性政策杠桿提升對國際學生的開放度與吸引力。與傳統國際學生接收國轉向安全化管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亞洲、歐洲一些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留學目的地紛紛開始搶占國際教育的市場份額。

總體來看，它們采用的包容性政策杠桿大致包括以下幾類：

其一，降低學生簽證的申請門檻。例如，韓國政府自2023年通過實施“Study Korea 300K”計劃放寬了學生簽證的存款證明要求，旨在實現到2027年吸引30萬名國際學生的目標；西班牙政府不僅在2025年啟動了“教育橋梁計劃”（EduBridge to Spain）以快速接納受美國移民管控影響的國際學生轉入西班牙大學系統，還在修訂后的移民管理條例中提出“課程面授比例不低于50%即可視為符合學生簽證的申請條件”。

其二，完善就業銜接機制。日本政府在2023年4月推出了“未來創造人才制度”（J-Find），給予畢業于全球百強高校的國際學生以特定活動簽證并允許他們最長在日停留2年。德國政府則引入了“機會卡”（Chancenkarte）這一靈活的政策工具，允許來自非歐盟國家的人才在未獲得雇傭合同但滿足一定積分指標的條件下獲得為期一年的在德居留權，從而為求職或創業做準備。

其三，提升基礎設施承載力。德國、法國政府均在2025年正式啟動學生住房資助計劃，旨在為國際學生提供更多社會保障性住房，以降低留學生的生活成本。這一系列的包容性政策杠桿，為國際學生選擇留學目的地提供了更加多樣化的可能。

全球范圍內對戰略重點領域的國際人才需求呈現出擴張趨勢。盡管美、英、澳、加收緊了整體的簽證與移民政策，但仍然通過制度性傾斜強化了對本國戰略重點領域的國際人才配置。

例如，在現任總統特朗普于2025年1月簽署《消除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導地位的障礙》行政令后，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更新了對職業移民（EB-2）的審理指南，將“獲得STEM領域高級學位且能從事推動關鍵與新興技術發展及國家競爭力提升的相關工作”作為“國家利益豁免”政策認定的最優積極因素，通過削減行政冗余流程提升對這類國際人才的吸納效率。

又如，澳大利亞政府在2024年末以國家創新簽證（National Innovation Visa）取代原有的全球人才簽證，為能夠推動戰略領域發展、促進國家長期繁榮的高技能型移民提供了直接獲取永久居留權的快速路徑。

與此同時，新興留學目的地也通過系統性制度安排來精準吸引與本國戰略領域適配的全球人才。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在2025年10月啟動“學術視野：吸引全球人才”資助項目，致力于為赴德攻讀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氣候中和出行技術等關鍵領域的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國際學生提供特別支持。中國政府在2025年新增K字簽證，允許在STEM領域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的外國青年科技人才免除雇主擔保直接入境。

由此觀之，在全球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國政府對國際學生的身份定位已經發生轉變，均將其視為維護國家競爭優勢的一項戰略資產。這種具有選擇性、引導性的引才邏輯，可能會對國際學生未來的專業選擇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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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未來流動的趨勢展望

國際教育需求依然強勁，國際學生的流動方向日益多元化。盡管傳統留學目的地持續收緊簽證與移民政策，但國際教育整體上仍將保持較為強勁的增長勢頭——根據QS的數據預測，國際學生規模將在2030年達到850萬。

從生源版圖來看，亞洲國家預計仍將是全球最主要的國際學生輸出地，但其內部結構可能會發生轉變。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最新發布的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顯示，2024—2025學年的三大國際學生來源國分別為印度（31%）、中國（23%）和韓國（4%），而印度和越南將成為未來的重點招生市場。

除此之外，IIE對2022年國際學生全球流動趨勢的分析表明，非洲國家憑借青年人口紅利與中產階級規模擴張，正展現出顯著的流動潛力，其中尼日利亞已成為英國和加拿大的第三大國際學生來源國。

從未來的流動方向來看，在新興留學目的地一系列包容性政策杠桿的推動下，國際學生的全球流動圖景將呈現日益多元與分散的特征。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 德國現有的國際學生已經超過40萬名且增長幅度（6%）正在加大；
• 法國的國際學生數量正接近50萬大關，過去五年內總體增長17%；
• 韓國提前兩年實現了吸引30萬名國際學生的目標；
• 日本已招收逾33.6萬名國際學生，同比增長21%并創歷史新高。

這些數據證實了長期以來“四大”留學目的國占主導地位的局面正逐漸被打破，可以預見，那些能夠滿足國際學生對院校聲譽和就業前景、制度與文化親和力、可負擔性等方面期望的國家，將成為國際教育新的增長極。

地緣政治安全作為關鍵因素，將推動區域化流動格局興起。QS在《2025年全球學生流動報告》中預測了未來國際教育圖景，其中之一便是“管制型區域主義”（Regulated Regionalism），即學生流動將呈現出更明顯的區域性分布特征。對國際學生而言，以鄰近國家為留學目的地是規避由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的學業中斷風險、降低生活成本的可行方案。

對區域內國家而言，將學生的流動集中于外交關系穩定、政治與經濟立場相近的地緣環境，有助于增強整體的區域韌性，同時促進語言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學生在未來較好地融入本國勞動力市場。因此，國際學生的區域流動優先于全球流動，有望成為另一重要趨勢。截至2024—2025學年，韓國有64%的國際學生來自中國與越南；尼泊爾正在成為日本的重要生源國，在日留學生數量同比增長70%以上。

國際學生的學科分布與流動模式將發生系統性轉變。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各國廣泛吸納戰略重點領域國際人才的背景下，STEM專業逐漸被納入國家安全與政治干預的框架，相關的國際學生數量占比將在未來呈現排他性增長。

此外，數字技術與跨國離岸教育將共同塑造新的流動模式。一方面，在線學習正被諸多大學整合進正式的學位體系。這種將勞務交付與地理位置剝離的方式，不僅能極大提升國際教育的靈活性、可及性，也為應對地緣政治動蕩與移民壁壘提供了風險對沖方案。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跨國離岸教育納入戰略議程。例如，澳大利亞持續拓展在東南亞、南亞及中東地區的辦學版圖，截至2024年，有18%的國際學生在海外校區注冊就讀；英國、德國、中國近年來也在加速推進相關的戰略部署。

綜上所述，未來的國際學生流動將超越傳統的物理遷移范式，演變為一種分布式、碎片化的混合流動模式，即國際學生通過離岸校園或數字平臺完成基礎學業，隨后流動至海外參與企業實習、實驗室工作等高影響力實踐。

來源：本文系原創，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5期，原標題為《全球化4.0時代，國際學生流向何處？》作者：李梅、劉海靜，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