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從游民到帝王，從聚義廳到忠義堂

前面我們對《水滸傳》里梁山好漢們所倡導的“替天行道”的實質做過分析，“替天行道”的主體是誰呢？自然是那些敢于造反的游民英雄。

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在較為堂皇的場合中，談到最初參加起事的動機時，就頗有些“替天行道”的意味。他說：

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朕本布衣，因元綱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騷動，遂全生于行伍間，豈知有今日者邪？繼而英俊來從，乃東渡大江，固守江東五郡，日積月增，至于數十萬，修城池，繕甲兵，保全生齒，以待真人。

（《逆臣錄序》）

此段話意為起事之時，朱元璋并不認為自己獲得了上天的眷顧，因而自己只是“替天”暫時“行道”，以等待真正接受上天眷命之人。當然，這是門面話，是不必認真對待的，但也反映了他對“天”“民”和自己關系的理解。“替天行道”的目的是“救民”，因此，在游民的造反活動中幾乎都是以民眾的代表自居的，仿佛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冒死走上造反道路的。言外之意，就是因為我救助了百姓，自然就受到了上天的眷顧，從而獲得了“天命”，登上最高位置。

皇極意識是指皇帝至尊、皇權至上的觀念。自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君主一直處在社會的峰巔，臣民按照地位的不同，分門別類地匍匐在他的腳下。人們在“君權神授”的觀念熏陶下，把君王視為天之驕子，代天行權，按照天意統治人民。因此，歷來君主都感到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是“口含天憲”“絕對神圣，莫我可逆”的。君王們還認為，是上天把世間萬類萬物交給自己統治，自己當然也就是世間萬類萬物的代表者。這兩點在朱元璋身上也有極強烈的表現。

要臣民們絕對服從皇帝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要臣下心口一致地承認朱元璋的金口玉言都是絕對真理，這便有了幾分難度。何況朱氏出身低微，又沒有文化，其自卑心理特別嚴重，即使臣工們真心實意地認同他，不敢違逆，朱的內心也難平疑惑。朱元璋的大臣之中，名儒碩學比比皆是，這更給朱元璋的心理造成很大壓力。在朱元璋沒有稱帝之時，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發展，這個問題尚未排上日程，對這些名儒還是滿口“先生”。

例如在《慰劉基書》《諭劉基書》中稱劉基為“老先生”，甚至有這樣的句子“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當然這是客套，但也確實表現了朱元璋在用人之際，對文人士大夫保持了應有的禮貌，以顯示自己禮賢下士的風度。到了建國以后，特別是天下統一、政權穩定之時，朱元璋對文人士大夫的態度大變，其重要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了。不妨再以劉基為例，在任命丞相的問題上，朱與劉有了分歧，劉向朱元璋陳述了自己對朱想委任的幾個人的真實看法，朱便認為劉阻撓他人，自己想擔任這一職務。劉基意識到朱元璋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于是，辭職歸田。朱在《賜誠意伯劉基還鄉》一文中就頗有些殺機地說：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交絕，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從中可見這位出身草莽的皇帝對一些確有長處又好表現（如道德文章的長處）的臣子的憎惡。那些有才華的臣工就不能不有所收斂。錢謙益說劉基的詩歌創作在入明以后出現倒退現象，就是一例。

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仿佛在文章上也要與文人士大夫一爭高低，他特意寫了一些書序、游記、哲學或佛學短論之類。從朱元璋所遺留下的《文集》來看，很難斷定哪些是他自己寫的，哪些是出于館臣的捉刀代筆。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文人士大夫往往不能代替自己盡言。如《皇陵碑》一文序中就說：

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后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

（《全明文一》卷一二）

這可能是真的，然而除了一些敘述自己經歷的文章較文人士大夫的文章稍有感情外，其說理文大多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朱元璋的文章多富于氣勢，更高屋建瓴。連趙翼都評價說：

（其）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制文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

（《廿二史札記》）

我們從其中的一些文章來看，朱元璋參與寫作是有點不讓文人士大夫專擅此長之意。朱氏文章的許多地方表現出他對古代和當代文人士大夫的藐視。如《辟阿奉文》諷刺當代的文臣，說他們還不如唐代婦女在皇帝面前敢說真話，“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他以為這樣便污辱了當時的儒臣，可是在后人看來，唐代宮中婦女之所以敢說話，那是由于政治環境寬松造成的，明初的儒生只能歌功頌德，因為朱元璋只允許他的臣民唱贊歌。《駁韓愈頌伯夷文》《辯韓愈訟風伯文》是批評唐代的韓愈的，他說韓愈對于“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實際上是朱元璋不懂得詩文寫作的文學特點。這些文章強詞奪理，充斥著咄咄逼人的霸氣，表現出不可拂逆的皇極意識。有奴才氣的文人一見到皇帝的霸氣先自氣短，便廉價贊美為“英偉之氣”。

由于出身貧苦，幼時受過許多苦難，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便把自己當作全體人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利益天然的代表者。《天潢玉牒》中說：

（太祖）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為涕泣；于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

（《記錄匯編》卷一二）

在取得政權一統天下之初，他經常下令免征一些地區的糧稅。當下詔書時，朱元璋總免不了要表白一下：“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這類千篇一律的話，在他的詔書中經常可以看到。而且，在官民之間，朱元璋也往往與民站在一起，對貪官污吏大加撻伐，如《免兩浙秋糧詔》就說兩浙地方官在“民力未蘇”之時，還“害民肥己”，并表示要“掃除奸蠹，更用良善”。他談到官民（當然，這個“民”不包括他常常譴責的“無籍之徒”），往往把民視作弱勢群體，去關愛、去體恤。然而在關愛體恤的背后是一種作為“臣民之父”，特別是作為“人民之父”的情結。前面我們講過，周朝時宗法社會的家國同構現象，作為君臨天下的周天子也就是分布于全國的周民族的大家長。這種制度表現為在赤裸裸的統治壓迫和剝削上，還被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所籠罩，臣民既受皇權專制國家的控制，又得到它的保護。秦朝以后，宗法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帝與他的臣民之間一般也沒有什么血緣關系了，但是“君臣如父子”這個觀念卻流傳下來。

傳統上的父親是把子女視為自己的私有物的，作為“君父”的皇帝則更是如此。而且，不僅皇帝本身要認識到這一點，他們還要求老百姓也應有這種意識，這在朱元璋身上表現得特別強烈。他在《大誥三編·秀才剁指》中對秀才夏伯啟叔侄不肯出仕的“教誨”中說：

況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何謂再生父母？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幾死，或遇人而免。所遇之人，不分老壯而出幼者，但能回生于將死之期，是謂再生父母。

對于一般的能夠救你的生命于危難之中的人，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何況把整個社會和民眾從“暴兵橫作”中解救出來，對全國人民都有“全生保命之恩、再生之德”的君王呢？朱元璋把君王是“民之父母”這個命題通俗化了，這可能與他的出身和文化程度有關，但是，這種通俗性的闡釋更具有絕對性，他更要求廣大臣民要絕對遵守。朱元璋所理解的“君臣關系”是通俗的，所以也比較容易在民眾中推廣。在這個認知基礎上，給廣大人民一點恩惠和賞賜，與對其中一些不遵守者嚴厲的懲處，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它們都是皇極意識，也就是皇權至高無上的表現。

“替天行道”轉變為“皇極意識”，是從游民領袖到帝王的社會地位變遷的結果。兩者似乎“雅”“俗”有別，但是它們之間相距卻不甚遠，因為它們的思想根源都在于，深信自己的個人意志應有絕對自由的活動空間，并具有自由伸張的絕對權力。他們確認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為及其結果都具有絕對真理性，都是代表上天的意志的。實際上，他們及他們所屬的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例如明代官俸很低，而朱元璋分封其子弟，這些貴族都享受極高的俸祿），他們的奮斗就是為了爭奪和實現這種利益。這本來也無可厚非，然而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掩蓋這一點，宣傳他們的所作所為純粹是為了解救陷于痛苦和災難而不能自救的人們，從而使其奮斗變得崇高起來。

在反社會的游民的小圈子中，雖然高舉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其中也不乏“皇極意識”。游民首領關上寨門做皇上，他們在其內部的絕對專制有時并不亞于暴君，幫會頭子對違規兄弟們的處置和懲罰的嚴厲，往往超過了主流社會。那些真正坐上了皇帝寶座，有了帝王之尊和充分實力的人，要戰勝政敵和對手有時也打出代天行罰的旗號。讀者可以從這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中看到替天行道與皇極意識的內在關系。

朱元璋最近于游民的心態——殘酷

趙翼說朱元璋有“盜賊”之性，主要就是指他稱帝之后逐漸表現出的極端殘忍的一面。本書第六章對于游民性格殘酷的一面做了分析，游民殘忍的性格，與其生活經歷中飽受苦難和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后感覺便遲鈍了，此時對他人所遭受到的苦難便缺少了常人應有的感覺，甚至不覺得這是痛苦。游民文化水平低，智力水平也相應較低，人們同情他人的痛苦，首先要對他人的心理世界有所了解，而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較低的人們不具備這些，所以人的同情心缺少了，人性中殘酷的一面就不免要畸形發展了。朱元璋是具有相當高的智力水平的，最初雖沒有文化，后來隨文人士大夫讀書，達到相當的水平，因此，他在統治中所表現出的殘忍是出于感覺的麻木和政治的需要。

朱元璋沒有登上帝位之時，其性格殘酷的一面如何表現，文獻不足，不能一概而論。趙翼《廿二史札記》“明祖以不嗜殺得天下”條中云：

明祖以布衣成帝業，其得力處，總在不嗜殺人一語。

又云：

蓋是時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為心，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其后，胡、藍二黨誅戮至四五萬人，則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

這些雖可以說按之有據，但是并不一定符合實際。總的說來，朱元璋在未做皇帝之前較其他反元武裝集團要講些政策，在亂殺濫燒方面有些控制，但遠不像趙翼想象的那么好。

我們說一統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鞏固政權方面表現出非常殘酷的一面，這主要還不是說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殺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對生命、對人的生存權利、對人的自尊的賤視和蔑視。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無異于豬狗，想如何處置便如何處置。蔑視人這一點，雖然是皇權專制主義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這個游民出身的皇帝的行事中表現得特別突出。他在整頓吏治和穩定政權的過程中，推行打擊面極大的政策和極為殘忍的肉刑，在上一節中我們已有介紹。近幾十年來一些史家，把明太祖無節制的殺戮說成是他在維護法制時對地主階級和貪官污吏進行的“無情的打擊”，其語意頗有贊頌之意，似乎認為這并不是什么殘酷。這種意見顯然帶著時代的烙印，在社會文明有長足進步的今天，很難得到人們的公認。

后人評價朱元璋時常說他喜怒無常，個性“雄猜多疑”。所謂“喜怒”主要指他對人的處理上。他忽喜忽怒，隨著年齡的增長，“喜”時少，“怒”時多，怒氣一來不知多少人喪生。“雄猜”便是懷疑一切，在他眼中，“忠臣良民”太少，因此就要肉體消滅。殺人對他來說是個很隨意的事，興之所至，就要殺人。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引《明興雜記》中記粵中詩人孫蕢事跡時說：

高皇誅藍玉，籍其家，有只字往來，皆得罪。蕢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蕢死時何語，以此詩對。高皇怒曰：“何不早奏？”竟殺指揮。

像這樣的仿佛是茶余飯后的談資卻暴露了殘酷現實的記載，在明初是很常見的。人們在專制主義嚴酷的統治下，對于生命存在的價值的認知顯得十分遲鈍和麻木，一個個具體的生命（其中許多是很有才華的）就這樣隨意地被消滅了，事后卻被如此心平氣和地談論，似乎死的不是人，只是一群螻蟻。文人這種思想意識是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而社會風氣的形成正是明初統治者（主要是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棣）殘酷行為長期示范和培育的結果。

魯迅曾說明朝是以“剝人皮始”，也以“剝人皮終”的。所謂“剝人皮終”，是指明末張獻忠的部隊與其余部是常用剝皮來威嚇反對者和普通老百姓的。明朝終于被不堪忍受饑餓、呼嘯而起的造反者們畫上了句號。這些奴隸平時所接受的都是“酷刑”的教育，因此，在他們的造反活動中也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明初剝皮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草木子》中有記載說：

太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贓，許人民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梟首示眾，仍剝皮囊草。府州縣衙之左，特設一廟，以祀土地，兼為剝皮之場。官府座傍之左，各懸實草皮囊，使之觸目驚心。

（轉引自《國史舊聞》）

有皇帝倡導于上，臣民緊跟于下，使人性中殘忍的一面得到鼓勵和發展。關于這些，明初有許多記載令人目不忍睹。《孤樹裒談》中說：

國初重典，凌遲處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鐵床，沃以沸湯；有鐵刷，以鐵帚掃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之竿杪，似半懸而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鉤入谷道而出；有剝皮，剝贓貪吏之皮，置公座側，令代者見而警懲云。

（轉引自《國史舊聞》）

這里面有“技術”，也有“藝術”，更有足夠的想象力。然而這一切都是如此使他人更痛苦，使他們更不堪忍受，結果是讓承受者因忍受不了而變得更為鄙劣，從而摧殘他們善良的人性，把他們變成野獸。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種種酷刑早已使執行者變成了野獸。一些學者無視這種酷刑的野蠻，實際上反映了整體文明的倒退。這種野蠻的泛濫使得原初的目的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酷刑與儒家思想是大相徑庭的。儒家的出現本來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引以為自豪的事情，因為遠在2500年前，當許多民族還把目光投向上天，視人的生命如草芥時，儒家就提出了愛人、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和最大限度地發揮生命的價值等杰出的命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在1800年后，這些思想意識受到朱元璋的公開挑戰。儒家中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最為強烈，他把孔子關于君臣之間的相對關系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像“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激烈的文字充斥孟子的書中。這些文字極大地刺激了君權絕對論者朱元璋，他十分憤怒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也就是說，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

后來，朱元璋又命劉三吾編成《孟子節文》，把《孟子》中尖銳地批評專制主義和宣揚民本主義的文字盡行芟汰。對于儒家經典作這種帶有批評性的刪節，在經學史上只有兩次，一次是宋代的王柏刪詩，認為《詩經》中有“淫詩”，刪去32首，編為《詩疑》；另一次就是朱元璋刪《孟子》85條。朱的目的就是要把君權抬到絕對不得有絲毫懷疑的地步，套用“四庫館臣”批評王柏的話說：“璋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孟子哉！”然而這的確反映了處在皇帝高位上的朱元璋的“皇極意識”，認為自己“無所不可為”“無所不能為”。

朱元璋蔑視人、賤視生命的意識也成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個傳統。

摘編自王學泰《王學泰文集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僅供學習參考之用，版權歸原作者及出版社所有，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