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晚年，可能比想象中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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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齡化成為無可回避的時代浪潮，“如何養老”“如何安度晚年”早已從個體家庭的私務，成為戳中每個人的公共命題。送父母進養老院是否意味著孝道的缺失？高端的養老機構為何仍是生命落幕前的壓力場？當“孝道外包”成為常態，我們又該如何重新定義“孝”與“家”？

這些關于衰老、照護與生命的終極追問，在吳心越博士的《薄暮時分》一書中有最真切的回應。吳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蘇某縣級市兩家養老院，參與掃地、喂飯、發放餐點等日常工作，用細膩的觀察與深描，為我們揭開機構養老的真實圖景。

今天，我們節選了吳心越的指導老師——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趙剛為本書所撰寫的序言，共同走進那些僅余微光的生命空間，思考我們終將面對的薄暮時分。

《薄暮時分》，吳心越 著

老者，如何安之？

01

我也曾是養老院的常客。

從2014年仲夏一直到2021年初秋，除了不在臺灣時（以及后來的新冠大流行期間），幾乎每個周末姐姐和我都會去一間坐落在臺北近郊風景區半山腰的養老院。它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間，周邊錯落著多幢洋風豪宅。從養老院的一個方位還可以俯瞰山下黃綠琉璃瓦的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及看起來螞蟻般的游客、玩具般的小轎車。2014年暑假期間，母親譫妄得厲害，生活不能自理，在父親的同意下，母親住進了養老院，一住就是七年，再也沒回過家；大約一年后，我父親也加入了。用本書中的術語，這也分別是他們身處“閾限空間”的時長。

那間養老院，按照當地說法，屬于“公辦民營”，由一間天主教教會醫院經營管理。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由于信仰嗎，還是因為“公辦”的底色以及不少職員的公務員身份，在熙熙攘攘的人間，那間養老院似乎總給人一種不那么汲汲于牟利的味道，候位的申請者都排到一兩年后了，他們也還是慢條斯理。空間相當寬闊，有閱覽室、藝術文化展廳、天主教徒與佛教徒的聚會所、好幾個栽滿綠竹蘭草日本紅楓的中庭花園、健身房、卡拉OK廳，還有好多間冬陽可以豪華灑入的幽靜會客室。在那一間間幽靜整潔的會客室里，即便是中老年兒女圍著木然的老人談論家產存款，其語言動作也是那么低調而拘謹。

第一次到這兒安排母親入住事宜時，接待人員不掩自豪地說：“在我們這兒，無論室內外，哪兒的空氣都清新！”母親剛住進來不久后，她天津的外甥女與外甥女婿老遠來看她。還記得表姐夫進門時贊嘆：“高端啊！”那天，仍然苦于譫妄的母親認不出她原本非常疼愛的外甥女，戒心很重地寒著臉，冷不防朝她胳膊咬了一口。

后來，母親的急性譫妄好了，但記憶力嚴重退化，只能召喚遙遠的記憶檔案，而對當下之事轉瞬即忘。母親的童年是在哈爾濱度過的，家里在道外做水果、糖果批發生意。小時候常聽她懷著鄉愁訴說她的童年往事，好比溜冰上下學、放了學背著書包就去看《火燒紅蓮寺》之類的電影，聽“百代公司榮譽出品”的周璇或白光的唱片，過年過節我姥爺如何慷慨地周濟來哈同鄉，某天柜上遭“胡子”搶劫的驚險過程，以及她大哥是多么孝順（或愚孝）——剜了大腿上的一塊肉給病篤的姥爺熬湯喝，還上了當地報紙……后來，我和我姐只要去養老院看她，就重復地聽老人家說這些，一段接著一段，順序都錯不了。我的兩個女兒也常跟著去看奶奶，連她們都背得爛熟。

臺版《火燒紅蓮寺》劇照

每個區域都有駐站護士，但實際肩負近身照顧重責的，還是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或越南的年輕女性“外勞”。本地人偶爾也有，但都嫌苦做不長。除了編制內的醫護照料人員，還有家屬自己雇來的看護。我們就為母親雇了看護，先后好幾位，國內外的都有。母親后來失去了完整表達的能力，但她的眼神與手指還是能透露出照顧者對她是好還是不好。母親的最后一位看護是一位名叫Yoni的印尼姑娘，母親喜歡她，叫她“有米”，自言自語“有米有面”。來養老院看望父母的也大多是白發老人，經常自身就是爺爺奶奶輩了。由于有志一同，大家不久就都熟了，交換辛酸與情報。后來，我和我姐上山看母親，都坐任主任的專車。他說他順道，但其實是來接我們和另一位外號“班長”的銀行科長。短暫的車程中，我們常常閑聊——政治、人生，還有養老院的“八卦”。

“那個劉媽媽走了，你們知道嗎？”

“啊？怎么會！上次見到不還好好的嗎？”

任主任是臺北近郊一個大型監獄的會計主任，現已退休。之前他老是嘆氣，焦慮于退休后無所事事，變老，等死。任主任每次來看母親都會帶些茶飲給看護，還總是會帶一根老油條，將它捏個粉碎加到杏仁露里，拿調羹一口一口喂著全然失智、只要不睡就睜眼張嘴仰天作提問狀的老母親。任主任的母親后來走了，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所以也參加了他母親的告別式，在那兒終于看到了養老院前幾度聞的他與他弟——那位據說自小最被任媽媽偏愛卻從未現身于養老院的幺弟。兄弟倆喪服并立目視前方，那應該是任主任這輩子最后一次與他弟為他們已逝的母親所做的團聚吧。

《薄暮時分》內頁插圖

任主任歌唱得好，養老院里的卡拉OK活動多虧他吆喝才一度盛況空前，但后來新冠大流行時期，一切化為烏有。之后也沒恢復，物雖是人已非。任主任大方臉，樂于發表好似看透人生的意見。多次，他感嘆道：

“趙剛啊，你看看這些老人，哪個當年不是各行各業上得了臺面的人物，有將軍、有校長、有行長，現在你看看，嘖嘖。所以啊……”

再“高端”、再寬闊雅凈的養老院，也是一個巨大的壓力場，因為生命全黑前最后那一點光的無情明滅，時刻與你相隨。說起來有點不孝，但每次坐任主任的車下山，臺北盆地的萬家燈火映在眼底時，輕松釋然遠大于離開母親時的一點不舍。

02

我爺爺奶奶這輩子可能連養老院都沒聽過。

我爺爺奶奶1949年到臺灣時都才49歲，后來奶奶是1970年走的，爺爺是1982年走的。按現在的人均壽命，都不算高壽，但他們走得干凈灑脫，去世前能走能動，意識、語言都清楚。我奶奶當天有預感似的比平常更多了點儀式感地洗了臉梳了頭。我爺爺走的那天早上照例外出散步，臨進家門時我在被窩里還聽到他在窗外和鄰居嘮家常呢，誰知當晚突發心肌梗死，走了。是不是像我爺爺奶奶這樣的離世，才能算是“終其天年”呢？我很困惑。兩位老人家都沒經受現今富裕社會發達醫療的“好處”，但或許正因此，也沒有受到各種過度醫療的“害處”——生命被延長了，卻陷入生活不能自主、失去行動能力、沒有生活內容的境地。而我父母親在晚年如果沒有青壯年居家看護或是機構看護，我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再專業的看護，在她們抱我頗有些發福的母親上下床或輪椅時，我都見其為之怵然難為。

臺劇《不夠善?的良?我們》劇照

不知何時開始，臺灣社會出現了吳心越在這本書里所說的“孝道外包”現象。公園里推著全身包得嚴嚴實實、頭戴毛帽、神情淡漠的老人出來溜達的，全是來自東南亞的青壯年照顧工，她們一邊推著輪椅，一邊用母語打電話，似乎唯有日夕連著家聲才能讓她們在這個島嶼上的生命與時間稍感潤澤。偶爾撞見一個看來應是老人的老女兒（說實在的，難見兒子）推著老人并彎腰與老人呢喃時，我都不由得多看他們一眼，因為這已是難得一見的人間風景了。周遭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如果和什么一起到公園溜達，那就是帶狗。

中國人向來有“福壽雙全”的盼望，但現在似乎是壽命一直攀高，福氣卻越來越成問題。福跟不上來的壽，越來越失去誘人光澤，甚至令人生畏。常常聽人說不想活太老，而是要活得有尊嚴、有質量，云云。也常聽人說，不希望自己老來成為子女家庭、事業、人生的“累贅”。人們似乎已經按照時代的發展節奏調整了對“福”的期待。魯迅的偉大宣告——“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今，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地，已經成了庸凡話語。在這本書里，養老院里的老人就常以各種修辭表達類似的意思：兒女們不容易，工作壓力大，又有他們的幼要幼，就不用老我這個老了。

03

我也很可能將是養老院的住客。

我們都有可能。而且你越是年輕，將來就越是有可能。“照料的公共化”，無論喜不喜歡，都是所有發達社會將走上的道路。還需要再講一遍人口老齡化正與城市化、醫療產業的發達、少子化等因素攜手加速降臨于當代中國的故事嗎？

如何面對父母與我們自己的老去？如何在“薄暮時分”面對人生終極的黑暗？在過去的歲月里，這大致不成問題，因為綿長的傳統文化提供著意義支撐。我的一位師友最近就對我回憶起他祖母、母親的將亡之際，平凡的她們卻都能以篤定而平和的心情面對死亡，全無恐懼，交代后事如話家常——那真是“視死如歸”的庸常版。

《薄暮時分》內封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臨終場景，如今日所趨，是在機構或醫院呢？如何老者安之？如何謂之“孝”？如何謂之“家”？似乎都成了問題。用吳心越的直白提問：“當一個人把父母送進了養老院，他會如何繼續當一個孝順的孩子？”又，當家里的老人去了安養院之后，他還是這個“家”的一分子嗎？不能不是，對吧？但如何是？如果一代一代滾軸向前時，只拼命保留了“幼吾幼”，而失落損傷了“老吾老”，那對這個社會的道德肌理與倫理構造的整全，又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因此，如何終老是一個非常重要卻多少被當代輕忽的問題，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社會學領域是這樣的。相對而言，西方社會學對“老年”與“老化”有較高的研究興趣，表現在獨立出了一個叫作老年學（gerontology）或老年社會學（sociology of aging）的次學科。但是，我們對老年或老人的研究與根植于西方文化與社會傳統的研究相比，縱有不少凡屬人間狀況皆有之的大同，但必然也有重要的小異，包括社會結構上城鄉二元結構的獨特性，以及文化傳統上對死亡、對死后、對家、對孝親的特定看法與行為。總而言之，在道德感情、行為規范與制度支撐等方面，我們與西方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如何開展建立在自身歷史與社會現實上的“老年學”研究？在我們自己的田野里，磨煉出自己的問題意識，展開自己的研究，更加了解我們社會的真實狀況，并提出實踐方案，這樣才有可能與別的文化、別的社會進行學術對話。畢竟，如果只是他人理論或研究的注腳，談何對話？

在以上的個人化經驗，以及對中國社會學老年研究的深切期望這兩個基礎上，我非常看重吳心越博士這本書的出版。這是她的第一本書，是對她老家江蘇省一個縣級市的兩家養老院所做的民族志研究。這個研究直面終極衰老的人間狀況，觀照對象包括被照護者、照護者，以及“第三方”——被照護者的家人。閱讀這本書讓我們得以跟隨她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的腳步，以及忐忑敏感的田野之心，進入僅余微光的生命空間，看到一個當代“變遷的縮影”。雖使人心情屢屢黯淡，但也刺激了我們對當代如何生死的大問題進行思索。當然，田野里的老人或照料阿姨以吳語說出的煙火氣的人間喜劇話語，也讓人每每哭笑不得。這個研究，雖然像所有的研究一樣，有所待于來者，但我相信已經是一部難能可貴的先驅作品了。

吳心越是臺灣東海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據說是臺灣高校培養出的第一位陸生社會學博士。作為她的指導教授，與有榮焉，但何敢稱焉？畢競我不是這方面的研究者，只是因緣際會在她的研究已經進入中后期時，作為一個還算認真的傾聽者與對話者罷了。吳心越在2019年以高分通過論文，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仍然做了大量的后續田野與思考，現在都豐富地反映在這本書中。它的確已經不是“博士論文”的出版了，而是扎扎實實的一本新書。

恭喜，并是以為序。

薄暮時分：養老院里的日常與脆弱

吳心越 著

?走進中國養老院的真實日常，一部揭示機構養老多重矛盾的田野力作

?深入老人、護理員、家屬的內心世界，一幅交織著衰老脆弱與照護微光的生命圖景

?獻給終將老去的你我，以及此刻正為父母憂心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