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開國上將病逝后無人吊唁，戰友們透露：這是他應得的

1949年初春的華北風還帶著寒意，石家莊郊外一處簡易訓練場上，幾十名新兵圍成半圓。帶隊軍官正準備展示據說“準備了三天”的射擊成績，卻被前來暗訪的王建安喝止：“把名單換了，讓我看看真正的平均水平。”那一聲斬釘截鐵，把隨行參謀都嚇得一激靈。臨時上陣的士兵射擊成績平平，原本布置好的“優等生演示”當場露餡。王建安當即要求重訓，并把連隊主官叫到一邊，只說了一句：“部隊靠真本事，不靠化妝。”這一幕后來在口口相傳中愈演愈烈，也讓王建安“最恨弄虛作假”的脾氣遠近皆知。

王建安出身貧苦農家，十四歲參加革命，一路從小通信員成長為縱隊司令。到1953年回國以前，他先后參加過百團大戰、上黨戰役、解放戰爭中大小數十次惡仗，還帶兵跨過鴨綠江。1954年秋，他在前線突發心梗，緊急后送。偏偏這場大病讓他錯過了次年的全軍大授銜。有人后來回憶，“當年評銜會上，大家一致同意他是上將，可遞交名單時，人卻在阜外醫院搶救，只能暫緩”。一年后，身體稍穩，他才補辦授銜儀式，成為最后一批被授上將軍銜的人之一。那些傳言說“被領袖劃掉名字”的故事，就此不攻自破。

軍裝換了三次版型，王建安的脾氣卻一點沒改。六十年代初，他到某收音機廠走訪，桌上赫然擺著兩臺最新型號的“躍進牌”。副廠長陪著笑臉解釋：“給首長改善生活。”王建安只淡淡說了四個字：“原物奉還。”緊接著，他要求廠里把送禮名單列個清單上報：哪怕只是一臺小收音機，該誰擔責誰擔責。有人私下嘀咕他“過于認真”，可就在那年，部隊普遍開展整風整社，他的動真格成了后續查處的范例。

1965年，上海某軍械局安排團以上干部在十一樓小餐廳用餐，家屬被“順帶”請上桌。王建安推門進來，掃一圈便沉下臉：“誰批準的？”滿桌人訕訕放下筷子，只得灰溜溜移步到規定的一樓大食堂。事后，會議簡報特地記了這一筆，說“作風建設須從細節抓起”。那幾年，老王職位一直是副職，連身邊的參謀都替他鳴不平，他卻笑說：“打仗不計陣亡，干活不計官階。”

轉眼到七十年代，他從前線轉入總后機關，血壓、心臟都亮起紅燈。秘書心疼他，托人買來十斤緊俏的花生油，悄悄放進廚房。哪想到一天后被老將軍當場“抓獲”，劈頭蓋臉一頓訓：“憑什么別人排隊買票，你一句話就能弄到手？今天是花生油，明天呢？”第二天早晨天剛蒙蒙亮，他讓司機把油送回原處，并寫了檢討，貼在辦公室門口警示眾人。

關于家事，他更是“不留情面”。1955年牛玉清退役，組織部曾三次勸她返崗，說“以老首長之妻的資歷完全夠資格”。王建安卻堅持一句話：“家屬沒有編制可回？”事情遂作罷。七十年代末，高層照顧老同志，允許他調一個兒子進京。全家人都覺得機會難得，結果又被他否了：“讓孩子憑本事吃飯，我已經給不起面子了。”牛玉清只能苦笑：“老王倔脾氣，改不了。”

1979年末，電視畫面里播出一位外國領導人國葬儀式。禮炮震天、哀樂高懸。病榻上的王建安側頭看了幾秒，對愛人輕聲說：“太鋪張了，我要走的時候，千萬別學他們。”他握住夫人的手，“骨灰撒到地里，給莊稼做肥料，多好。”牛玉清點頭答應，卻沒想到這番話不到一年就兌現。

1980年4月，王建安病情急轉直下。他不讓部隊打報告、更不讓通知孩子。他說：“小鬼子、日本人都沒把我嚇退，這點疼算什么，別添麻煩。”清明前夜，心電監護儀無聲定格。醫院提出解剖研究高血壓并發癥，他留下的最后指示仍是“同意”。第二天，遺體被悄悄送往醫學實驗室，取樣后火化。骨灰盒沒進八寶山，而是被夫人帶回老家，撒在那片他小時候耕過的黃土地里。沒有挽幛，沒有嗩吶，除了家人，連一位同事都沒接到消息。

直到一個多月后，總后人事部門在例行整理干部花名冊時，才發現“王建安”一欄后忽然多了“已故”二字。電話飛速打到他家，牛玉清才含淚說明緣由：“老王說過，走路輕點，別驚動組織。”消息傳到八大處，幾位老戰友唏噓不已，卻沒人指責。有人悄悄嘟囔：“老王要的就是這個結果，我們去也是違背他心意。”于是悼念會就此作罷。李先念得知后親赴王宅鞠躬，環視四周，簡陋陳設讓他沉默良久。臨別前，李先念只留下八個字：“軍人本色，值得后學。”

此事經《解放軍報》報道后，社會一片震動：原來真有人把“公而忘私”做到了生命盡頭。細心的讀者去翻王建安生平，才發現“無葬禮”不是他突發奇想，而是延續一生的邏輯。整風時“嚴于律己”，授銜時“不與爭位”，任職時“甘當副手”，處世時“戒奢戒逸”，而逝世時則“絕不擾民”。有人評價，這恰是他應得的“禮遇”，因為對他而言，最大的榮耀就是不為榮耀所累。

四十載過去，石家莊那片訓練場早已換了新面貌，當年被點名批評的連長升到團職后常說：“王司令那一嗓子，把我吼醒一輩子。”舊人已去，舊事仍在。倘若再有人問起那場沒有哀樂的“葬禮”，不少老兵會擺擺手：“別驚訝，這才是王建安。”